還原一個真實的陳獨秀

　　專訪著名學者、《陳獨秀全傳》作者唐寶林

　　還原一個真實的陳獨秀

　　近代史學者唐寶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1979年開始研究陳獨秀，歷三十余年而不輟，這部《陳獨秀全傳》是其心血結晶及集大成之作。(受訪者供圖)

　　最近，《陳獨秀全傳》受到學界和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該書作者唐寶林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就應該如何認識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如何理解陳獨秀一生的幾次轉折等問題發表高見，并披露了自己研究陳獨秀歷程中難為人知的甘苦。

　　叫什么無所謂

　　《文化廣場》：您的代序回顧了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歷史加給陳獨秀的“十宗罪”，現在看來有些近乎荒唐，不辯自明，有些只要擺出事實，似乎沒有“平反”的必要，不知您覺得有沒道理？

　　唐寶林：你說的“有些近乎荒唐，不辯自明，有些只要擺出事實”，當然是對的。但是對于廣大普通讀者來說，他們已經經過幾十年的灌輸，“荒唐”已經成為“常識”，“事實”根本看不到。所以，才需要輿論普及和當局表態。至少這十宗罪的事實要讓人們知道，以后不再延續，至少在寫黨史和近代史、當代史時不再如此誣蔑。這是不是叫“平反”，倒是無所謂的。

　　《文化廣場》：陳獨秀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您認為他的哪一個角色最為重要？

　　唐寶林：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還是民主主義思想的堅守者，這決定了他在歷史上的不朽地位。

　　他當然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

　　《文化廣場》：我記得胡適好像提過，要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區分開來。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唐寶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都是群眾運動，的確不是陳獨秀一個人做成的。但運動總有領導。新文化運動是陳獨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不應該有異議。但蔡元培和胡適也發生過重要作用。

　　五四愛國運動首先是歸功于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這個組織基礎。其次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然后是陳以《每周評論》實施精神指導。但胡適當時在上海，與他無關。所以，陳后來在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包括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是中國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全傳》841頁)。這是他謙虛的說法。

　　但是，運動過后，很快發生政治分化。胡適和國民黨的許多五四時期的著名人物，都不愿意把五四的歷史功績歸于陳獨秀，一是因為這個歷史功績太偉大了，他們不愿意陳獨秀獨享。二是因為陳獨秀在五四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他們的政敵，更不愿意把功績歸于“敵方”。只有毛澤東說陳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實際上，沒有陳獨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就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這個運動培養的一批“新青年”，也沒有五四愛國運動。所以，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與陳獨秀“區分”開來的說法，都是企圖與陳爭功，也有不愿意把此功歸于共產黨之意。這說明歷史事實遇上政治利益，就會發生差異。我同意毛澤東的說法，但也應補充一句：蔡元培與胡適也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我沒有搞“尊者諱”

　　《文化廣場》：陳獨秀性格豪氣干云，不拘小節，他生活上的不檢點給他帶來很大麻煩。比如嫖娼事件可能是他不得不離開北大的主要原因，但您在書中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是否有為尊者諱之嫌？

　　唐寶林：我以為我沒有搞“尊者諱”。我認為這個問題在胡適致湯爾和的信中已經說清：一是陳有嫖娼的毛病，二是說抓破某妓下體是謠言。而且從此以后，陳再也沒有這種毛病發生。再者，這個毛病沒有影響他的整個人生和偉業。所以，沒有必要過多地渲染和發揮。太陽有黑子，老百姓只知道太陽是紅的但有黑子就可以了，專門的科學家才會去研究黑子。人無完人，世界上許多偉人，都有這樣那樣的瑕疵。但是，正派、嚴肅的作者不會在這上面大做文章的。

　　《文化廣場》：您在大陸版《陳獨秀全傳》中加入“陳獨秀自身的弱點”，意即陳獨秀對大革命失敗也要負一定責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唐寶林：主要是他對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抵制得不堅決不徹底，至少他可以早些時候辭職。

　　《文化廣場》：陳獨秀身上明顯有學者的隨意性和散漫性，比如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突然失蹤一個多月，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恐慌起來”，甚至他的兒子陳延年都以為他死了。這是否也意味著他身上還欠缺職業革命家的素質？

　　唐寶林：可以這么說。

　　什么造成他的悲劇

　　《文化廣場》：陳獨秀轉向列寧主義是出于理論的自覺，但他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則處于不自覺狀況，因為共產國際的代表總是對他指手畫腳，這是否也注定的陳獨秀的悲劇命運？

　　唐寶林：陳不是理論家，他沒有理論，談不上“理論的自覺”。任何偉人都不能超越他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中國許多先進人士和共產黨員，都曾帶著為民主解放的理想滿腔熱情地投入革命潮流。

　　大革命失敗不該歸罪于他

　　《文化廣場》：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即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完全是共產國際導演的一出戲。這里面一個關鍵人物就是鮑羅廷，陳獨秀是否完全居于配角地位？

　　唐寶林：最初馬林提出這個策略倒是真誠的，希望通過這個策略使幼小的共產黨能借(國民黨)殼迅速發展起來。但是，鮑羅廷一來，就變了，陳獨秀和共產黨完全居于配角和完全服從的地位。

　　《文化廣場》：國民黨“清共”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這是歷史的必然，您認為把責任主要推卸到陳獨秀身上是不符合事實的？

　　唐寶林：歷史的必然是主要的。主觀上的失誤，主要應歸罪于共產國際，而不應該是多次反對共產國際錯誤路線的陳獨秀。陳獨秀自身當然也有失誤，如《全傳》中所說。

　　毛澤東的“貴人”

　　《文化廣場》：您在書上專門陳述了陳獨秀提攜毛澤東的事實，這些在黨史上是否曾被許多人忽視？

　　唐寶林：過去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沒有人想也沒有人敢去研究毛澤東成長之路中有沒有“貴人相助”。否則會被視為對毛澤東的大不敬。現在我講了這個事實，也僅僅是事實，不能因此說這是陳的一大功勞。毛澤東后來的歷史是由他自己負責的。

　　《文化廣場》：您認為陳獨秀倒向托洛茨基派的原因，一是他在對革命性質的認識上堅持己見，二是他呼吁黨內民主，是否也包含著他因被排擠而負氣的成分？

　　唐寶林：從情緒上來看，可以這樣說。

　　仍有史料未被發掘

　　《文化廣場》：您研究陳獨秀三十余年，最初的契機是什么？最讓您感動的是什么？

　　唐寶林：契機是史洛明“貴人相助”，把我引進陳獨秀后期歷史研究領域。最讓我感動的是通過我與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歷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錯案，終于真相大白。在知情的人們心中已經昭雪。

　　《文化廣場》：《陳獨秀全傳》無疑是一部信史，它真實地勾勒了陳獨秀革命的一生、“永遠反對派”的一生，您認為隨著可能出現的新的史料，陳獨秀這個人物還有繼續挖掘的余地么？

　　唐寶林：對陳與研陳工作幾十年的打壓，失落的資料還會有一些。因此資料的繼續挖掘和研究新成果的出現是可能的。但陳的一生的大體狀況，不會有太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