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小注腳——評電視劇《抹布女也有春天》(尹鴻)

電視劇《抹布女也有春天》劇照

　　在社會的轉型期，宏大題材的正劇逐漸失去觀眾熱情，反而出現了很多表達小情懷、小時代、小青春、小人物的影視作品，且成為流行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觀眾的心境與喜好，比較輕松、能夠為人們所感知、熟悉的生活更能獲得大家認可。這類作品的走紅為創作者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老百姓關心自己的生活，關心自己在社會大舞臺上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達成社會認同，如何找到自己的存在位置和存在意義。電視劇《抹布女也有春天》與許多同類作品一樣，成為當今普通觀眾尋求社會身份認同的一個典型文本。

　　《抹布女也有春天》講述了4 S店汽修師羅小蔥與漫畫男吳桐之間酸甜苦辣的愛情故事，是一部從結構到風格都較為統一的典型輕喜劇。電視劇從羅小蔥與吳桐開始的假戲真做，到多角戀愛、外部危機、誤會化解，從而在輕喜劇的架構中兼具較強的戲劇性和社會性。往往戲劇性過強的作品，都會帶給觀眾一種不真實、經不住推敲之感，這部劇恰恰是社會性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電視劇體現了三個縮影的重合，即社會的縮影、個體生活圈子的縮影、觀眾群的縮影。復雜、豐富的人物設計將這三個縮影重疊地展示了出來。比如社會縮影，我們看到了富人、窮人，想變成富人的人、想靠傍大款變成富人的人、靠傍大款的女兒成為富人的人。人脈縮影中，有同學、有從小就是對手的同學，也有貧富差距較大的同學等等，還有各種親戚、朋友關系。同時還有觀眾群的縮影，里面有老年人的情感，又有相對年輕人的情感，還有辦公室政治，有藍領，有白領，各種身份的觀眾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投射，也在這里看到了一種社會的典型概括。這部劇之所以能夠得到比較多觀眾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人物關系的這種廣泛性、典型性和關聯度。

　　整體看來，電視劇雖然講述的是“抹布女”的故事，但對于中國今天的文化來說有它自身的價值。過去的意識形態常表達宏大性主題、表達政黨使命、表達國家合法性，其實我們的意識形態還需要解決這個社會的每個個體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認同。每個人，尤其是那些身處社會資源相對匱乏狀態的人群，能否在這樣一個社會系統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社會合法性是否能夠被大眾認同的關鍵。按政治學的說法，一個人社會位置的確認與他的權力、財富、性(情感)的占有力有關系。對于那些弱小的個體，在權力、財富方面也許不占優勢，但是在許多意識形態文本中，往往都會通過性和情感的補償來增強他們在社會中的存在感。無論是好萊塢電影中丑小鴨變白天鵝或者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或是當年《天云山傳奇》 《牧馬人》 《芙蓉鎮》 《綠化樹》這樣的作品，都是用情感補償、安慰和安置了缺失政治權利和財富價值的社會底層或者社會邊緣人物。如今的文化意識形態，其實也需要讓社會中的個體獲得某種社會身份的補償，從而傳播一種價值觀。

　　電視劇《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羅小蔥不是有錢人，也沒有政治權利，但在情感上卻得到了豐富的補償。她雖然是穿著修車工的服裝，剪著短發，性格直爽，說話霸氣的“女漢子” ，但是卻得到了無論是前男朋友，還是現男朋友，或者有錢人家大公子的寵愛，這些人給她的情感完成了“抹布女的春天”的敘述。而她之所以有春天，不是拼爹拼娘拼關系，而是因為她有著與一般世俗方式不同的真誠、簡單、誠信和執著。這就是這部劇傳遞出來的能量。羅小蔥被簡單化和夸張化的性格，會讓觀眾覺得她的性格是稀缺的，可以被社會認可的價值，而所謂“寧可坐在寶馬車上哭，不愿騎在自行車上笑”的世俗邏輯則被羅小蔥的故事悄悄解構了。其實，這就是這部劇所傳達的正面價值，不是只有權和錢才有價值，善良、純潔和執著同樣是通向人生幸福的通行證。

　　劇中海清、張譯、蘆芳生、呂夏等幾個演員的表演將電視劇眾多的人物都演繹得準確到位，演員對自己角色的認同感很強。電視劇演員表演完成得好，一方面是演員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演員對人物假定性的認同。演員會認為自己就是他，演員與角色融為一體。盡管作品為了追求強戲劇性，在情節和細節設置上還有些人為痕跡，起承轉合還不夠完全合理，但是恰恰是因為人物的這種生動性掩蓋了其戲劇性強度的那種人為性。對于電視劇來說，人物的認同感往往會推動觀眾忽視某些對情節不合理的反感。

　　與羅小蔥得到大家鐘愛的故事形成對比，在電視劇中，羅小蔥的前男朋友張華以及傍大款的那洋試圖用非正當的手段去獲取不屬于自己的財富，無論最初看起來多么趾高氣揚，但最后都會成為受傷者，反而像羅小蔥這樣不拼爹、拼娘，就是靠自己的簡單、誠實、勞動創造自己生活的人能夠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也是這部電視劇得到青年人認可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我們的電視文化能夠傳達一種健康的個人奮斗、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價值觀，其實就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愿意通過自己誠實的努力去創造屬于自己的春天。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許做不到我們常常宣傳的那些道德圣人那樣，大公無私、公而忘私、舍己利人，但是如果能夠像羅小蔥這樣，誠實勞動、誠信生活、誠懇待人，這不正是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個體價值嗎？如果一方面是滿眼的犧牲奉獻的表白，一方面卻是男盜女娼的現實，那帶來的一定是多數社會個體對社會價值的懷疑和個體人格的虛偽、扭曲和變形。雖然我們身處的時代、我們社會改革過程中的種種污穢和艱難，并不能因為小人物也有春天的故事而被掩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 《抹布女也有春天》的確用不拔高、不造作的普通人獲得社會身份認同的故事，為中國夢的大時代提供了一種理想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