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刺客》春秋故事能否寫成希臘悲劇(杭子)

　　《刺客》的干凈讓我不意外又有點意外。一直覺得林兆華是在做減法，但是沒想到這部戲有點德國柏林德意志劇院《俄狄浦斯城》的氣質，干凈得只剩表 演。不是說沒有布景，象征性的高聳城墻給出一個空間：就在這兒演。所有具體的行為，如殺人，都不去追求肖真，但你能看出導演和演員實際上的想法是：情節邏 輯中的每一個戲劇動作必須到位，每一句臺詞必須傳達出來，克制體現為方法的樸素。即便有些地方還顯得不如德國人那樣到位，但這個意識特別好，也是林兆華不 光在做減法而力圖建立的東西。我想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春秋戰國的故事，能不能寫成希臘式的悲劇？

　　《刺客》的故事非常值得解讀。在那些大腦里裝著成功學的觀眾那里，這個故事一定和《哈姆雷特》一樣“蠢”得不可理解。按照編劇徐瑛的設計，豫讓 屢次刺殺趙襄子，屢屢失敗，毫無技術和智謀可言。是徐瑛沒有技術和智謀嗎？顯然不至于。因此我們把這作為一個預設。一個人要去做什么而絲毫不考慮如何做 成，如果排除顯見的幼稚而賦予別的理由，就像哈姆雷特，在目的和過程的差異中蘊含著巨大的詩意。我想正是這一點誘惑了劇作家。豫讓的行刺，站在了行刺的反 面。趙襄子可以輕易殺掉他，而他完全沒有能力殺死趙襄子。豫讓活著，是趙襄子讓他活著。豫讓非要殺一個賜他活命的人，其道德成立點在于，他既不想利用趙襄 子的不殺，當趙襄子要殺他時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躲避。而他的理由何在？知不可為而為之，是悲劇詩意的端倪，但遠未到達。詩意能否顯現，要看主人公有一個怎 樣的邏輯。

　　先看另兩個人物。濮存昕飾演的趙襄子，幾乎顯現為一個全能之人。有點驕縱，但大體還是理性的。他可以為所欲為但沒那么做，因為他還有一點兒對于 “義”的看重，但這也可以隨時撕破。隨意施恩于人的趙襄子，在封閉的戲劇情境里，差不多就是“上帝”的角色，也可以視作主宰。劇中，同為智伯門客而投趙的 絺疵，主張運用智力達到目的，但還是糾結在功利和“義”之間。這里，我們隱約可看到時代背景，趙襄子之所以成為主宰，在于坐擁權勢和武力，身外之物和制度 保障讓他超乎常人。絺疵之被殺在于看到了智力挑戰權力的可能，企圖用智力擺布趙襄子，僭越主宰讓趙襄子終不能忍。

　　與絺疵相比，豫讓執著于盡“義”的行刺近于一種儀式。儀式化的結尾點透了這一層，豫讓在臨死之際，請求刺趙襄子袍子三下，以成夙愿。信仰之下， 儀式和實際行為可以相互替代。無疑在禮、義流失崩壞的時代，這是一種更顯原始業已失勢的思維，因為它對于取得是無益的。而之所以“義”失，也可歸咎于權勢 的興盛。至于“義”，無論其在春秋戰國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作者又認為它是什么——含義本身是沒有詩意的，我們只需知道“義”是一種介于宗教和道德的原則， 在戲劇中成為古希臘天理和基督教上帝的替代品。執著于“義”如豫讓，可寫出希臘式悲劇，掙扎于“義”如絺疵、撕破“義”如趙襄子，可寫出現代悲劇。

　　看完這部戲，我覺得情節非常清楚，但尚不動人。原因恐怕在于，豫讓沒有成為悲劇主人公，詩意沒有釋放出來。一條路徑：加強豫讓的儀式感，加強到 無以復加，就指向了古希臘。另一條路徑，則要讓豫讓自身也撕裂。劇中提到豫讓是一個連豬都沒殺過的人，他幾次行刺實際上孕育了一個個人成長的過程。若他不 是磐石一塊，也會軟弱、懷疑，甚至儀式化的盡“義”也只是他更深層心結的一個借口，一個人若太偏執就有可能自己加諸自己一個理由，他就是異化的。無論他是 否覺醒，都有現代悲劇的意味。豫讓的堅硬無心是沒有詩意的，他的一成不變也是沒有詩意的。他毀容的極端行動，幾乎必然料想為一次成長的突轉，突轉卻沒有迸 發，以至到最后他都沒有成長。

　　這次演出的版本中，代替何冰飾演豫讓的高亞麟，有點窩囊相，在顛覆刺客形象預期之際，從低起點給出了一個成長的箭頭，但沒有射出去，不知是受制于自己還是劇本的文學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