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華：歷史隱痛、現實感傷和詩意建構相混融的世界

——王躍文鄉土小說論

引 論

　　王躍文自《國畫》出版以來，在當代文壇，一直以寫作所謂官場小說馳名。但事實上，在表現官場人生的同時，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去的作家，王躍文還不時回眸故鄉，寫了一些富有鄉土氣息的作品，如《霧失故園》(載于《理論與創作》1996年第5期)、《冬日美麗》(載于《青年文學》1997年第6期)、《也算愛情》(載于《新創作》1999年第4期)、《鄉村典故》(載于《當代雜志》2003年第2期)、《我的堂哥》(載于《小說月報》(原創版)2006年第3期)、《桂爺》(載于《芙蓉》2006年第2期)、《漫水》(載于《湖南文學》2012年第1期)等。這些鄉土題材的作品，或表現極端政治時代人性的扭曲和異化，或揭示經濟大潮中人性的墮落，或對詩意鄉土人性美好的堅守和凝望，無不顯示出這位小說家對人性挖掘的多重向度。可惜的是，當代評論界對之還沒有相應的注意與評論。在我看來，如果把王躍文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寫的這些鄉土題材小說，放在一個非常宏闊的歷史背景中去打量，我們可以尋繹出一些耐人尋味的作家創作審美嬗變的痕跡。

一

　　一般而言，作家對于鄉土的表現尤其是對故園的回憶，總是充滿一些詩情畫意，但是王躍文最初對鄉土的凝望和表現，卻顯示出一種歷史的隱痛。“只要想到寫故鄉一樣的鄉村，我就窒息”。《霧失故園》就是這樣一篇隱含兒童記憶創傷的小說。作品以一個孩童的視角，寫出了發生在故土上的種種人性扭曲和異化。故事的背景是一個極端政治的時代，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上，政治凌駕一切，成為社會存在合理與否、價值高下判斷的標準，政治可以支配和影響人的基本生理和精神需要。“我”作為惡霸地主的后代，看見媽媽，一個漂亮的農村女人，是如何被隊長同族的張老三在寒冷的冬天強奸之后癱瘓在床，即使這樣，后來還不時在家里來糾纏和泄欲。在作品中，由于政治對性獲得了絕對支配的權力，掌握或代表政治權力的人就可以隨時攫奪或支配被專政對象的身體，而那些政治上處于被支配的對象在反抗專制時，也只能以一種反人性反倫理的方式進行。“我”的父親駝子面對妻子被凌辱的現實，一方面為了茍活，在各級干部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為了緩解自己的精神緊張卻一次又一次地對妻子施虐。由于內心對張老三的日積月累的仇恨，“我”對其女兒桃花的身體只是充滿占有的快感而始終說不出那個愛字；而“我”的哥哥更是把睡了張老三的女人“上海佬”作為一種報復。可以說，在極端的政治年代里，鄉村的秩序和倫理充滿一種乖戾之氣。嚴酷的政治氛圍，可以使“我”祖父收養的船哥恩將仇報，既在學校憶苦思甜會上義憤填膺地揭露我祖父對他父母的殘酷剝削，又對“我”姐姐心存非分之想。群眾已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斷的能力，整人斗人成為了鄉間的一種娛樂，當張老三要斗爭地主駝子和地主婆時，“社員們立即活潑得像一群猴子。”小說故事的結尾讓人體味到了歷史的詭譎之處：從禮叔口中，“我”得知祖上的一些情況，祖父在村上原來是一個知書達理、樂善好施、慷慨助學的紳士，只因為心愛的兒子被其結義兄弟殺害，于是千方百計抓到了兇手，然后生吞了他的心。可以看出，《霧失故園》的敘事者對故園歷史充滿了怨懟和隱痛。“我寫完這個東西之后，頭腦不是很清楚。戶外月亮朗照，地上像生了厚厚的白霉，令我呼吸困難。我緊閉雙眼，屏息靜氣，著力去想一想故鄉的一草一木。可向我洶涌而來的是嚴嚴實實的霧。”敘述者對于故園的回憶心態是復雜的，“當然在今天這樣的夜，我擁著妻憑窗凌虛，或許又會一反常態，說到故鄉。這種時候，我淺吟低唱般描述故鄉，一月如鉤，天青山黛，宛如一幅美麗的木刻。”

　　同《霧失故園》一樣，《我的堂兄》也是從一個孩童的視角，來看待故鄉人事的滄桑變化的，不過，相對于前者敘事的散漫，后者表現的對象較為集中，它就通過一個農村知識青年堪可玩味的人生遭遇，傳達出一些鄉土文化變遷中值得回味的東西。作為一個民辦教師，“我”的堂兄通哥的知識和智慧讓他在極端政治年代一次次化險為夷，也贏得了下鄉女知青陽秋萍的愛情；他是民間的智者，在政治極端年代，他就對“批林批孔”運動有著自己的判斷和認識，他私下里對“我”說，林彪反對毛主席，批他是可以的，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人，是教師的祖師爺，批他沒有道理。面對農村賽詩會的狂熱，通哥雖然置身其中，甚至是鄉間賽詩會的組織者和促進者，但他卻冷靜地勸告“我”要好生讀書，不要陷進去。但也就是這個通哥，在推薦上大學時卻輸給了連“儒法斗爭”不知為何物的支書的兒子福哥。這篇小說結尾也頗令人拍案驚奇，辭去民辦教師的通哥，后來在新時期的日子里生活每況愈下，老婆跟他離了婚，改嫁給了他一向所不齒的福哥，只因為福哥在氮肥廠工作；福哥跟村里同族的臘梅未婚同居，一口氣生了三個小孩，為了生計，干些偷扒的事情，最后是偷到公安局長家里，被抓坐牢，正好碰到服刑的學生喜坨，很受照顧；而公安局長也礙于我的同學之情，把堂兄從輕發落。小說中的通哥，從一個積極進取的青年，最后變成一個玩世不恭的混世者，他既違背鄉間倫理，又不斷挑戰國家政策法規，實在讓人深思。

　　當然，在王躍文鄉土小說里，在鄉土背景下演繹一幕幕悲喜劇的主角也不盡是不諳世事的鄉人。《也算愛情》中的吳丹心和李解放，一位是在農村組織批林批孔的女工作隊長，一位是長相英俊、皮膚白皙的男工作隊員。吳丹心巧妙地利用政治前途和一位已婚女人成熟的身體，成功地引誘了李解放，但在白日里的公開場合，她又利用一切機會不斷敲打知識分子出身的李解放，以顯示自己與李解放的身份距離；晚上背地里卻一個勁地稱贊李解放，在性事活動中盡顯女性柔情，讓李解放如吃鴉片，難以自拔。李解放盡管對吳丹心做法有所抱怨，但蓬勃旺盛的身體卻無法拒絕吳丹心的挑逗。在吳丹心的點撥、指導和成全之下，李解放“性成長”非常快，政治與性在此竟然實現了不可思議的美妙的結合。如果不是農村妙齡少女劉臘梅的出現，也許吳丹心與李解放的性愉悅活動會繼續私下里自由活潑地滋長。盡管在李解放和劉臘梅之間橫亙著城鄉差別、階級的差別，但也許正如恩格斯所說，現代兩性之愛的基礎之一，就是外表的吸引、身體的愉悅，根正苗紅的劉臘梅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李解放。盡管吳丹心百般防范，還是沒有阻擋住劉臘梅與李解放肉體的匯合。故事的結局具有反諷意味：李解放因說了一句不合時宜的玩笑話而被群眾喊口號斗爭，吳丹心非但沒有為情人解圍，還順帶把劉臘梅拉扯進來一起揪斗。在那個“作風問題”足可以毀掉人一切的時代，李解放頓時感到絕望，當著群眾的面，他勇敢地揭發了“吳丹心，假正經！每天晚上都纏著我睡覺！”的事實。《也算愛情》這個文本值得關注的是，在一個政治極端的年代，政治與性的糾纏。吳丹心和劉臘梅，都有各自依恃的政治優勢，對作為知識分子的李解放，都顯示出欲望主體的積極性；而作為性(愛情)活動角逐的一方，李解放多少有些被動，但身體的欲望一旦被全面激發出來后，他又顯現出對政治禁忌忘乎所以的反抗。雖然小說的最后只描述到吳、李、劉三人的性游戲在群眾面前完全曝光便戛然而止，但讀者不難想象，在極端政治的年代，三人因此遭到政治的嚴厲懲罰是可以想見的。正如美國學者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書對性行為評論時所說的，“雖然它本身是一種生物的和肉體的行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類事務的大環境中，是文化所認可的各種各樣的態度和價值的縮影。”[①]在一個極端政治的年代，“性”不可能不被民族、國家、階級、革命等各種各樣的宏大敘事重新編碼。雖然性的本質是追求快樂、追求自由、追求個性，反抗權威，但這些要素恰好是極端政治的年代意識形態所極力摒棄的。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發生在鄉土背景上的《也算愛情》是對“極左”年代政治壓抑人性的一種解構。

二

　　王躍文的鄉土小說，除了對極端政治年代人事的一種滄桑記憶，還有一種對新時期以來鄉村制度文化建設的一種思考。《桂爺》中的老支書桂爺，“硬邦了一輩子，不肯服輸。”但年歲不饒人，病痛中的桂爺，田地耕種成了問題。好心的村長大發去鄉里要為桂爺爭取五保戶，李鄉長說全鄉五保戶指標有限，村里已有了一個五保戶四喜，因此不可能再給指標，但答應大發，等四喜死后，桂爺可以頂上這個指標。于是四喜就和桂爺耗上了。故事的結局是憂傷的：病中的桂爺聽到鞭炮聲，以為四喜死了，于是遭到四喜咒罵和村里的人誤會，最后在羞憤之下選擇懸梁自盡。《鄉村典故》通過敘述“滿叔贏官司”這一鄉村典故原委，揭露了鄉間執法者的貪婪和狡詐，也表現了普通民眾在鄉村秩序和倫理維護值得憂思的地方。村民陳滿生，盡管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因為家里一頭牛丟了，他去派出所報案，胖警察索要辦案費八百元不成，于是以了解“群眾性體育運動”的名義，轉彎抹角地摸清了村里人打牌的線索，最終一鍋端，當場搜走了幾萬塊錢的賭資，并抓走了村里打牌者，并要交錢贖人，其中就有滿叔的侄兒祥坨。釋放回來的祥坨，在滿叔的逼問下，承認了頭牛的事實。陳滿生礙于親情，決定不舉報。但派出所的公安還是知道了，帶走了祥坨，并千方百計要去了陳滿生的辦案費八百元；縣物價局也聞訊趕來，故技重施，又要走案值評估費三百元。陳滿生丟的那頭牛，市場價也就一千一百元。王躍文還有些小說，顯示了改革開放大潮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對鄉間倫理和情感的沖擊和破壞，從鄉村基層領導到普通村民，都遭受著各種利益博弈面前正常人性和靈魂的拷問。《冬日美麗》中的農家姑娘喜英，明知對象品行不端，因為羨慕城邊上的繁榮，還是不顧家里人反對，嫁給了吃喝嫖賭的張有銀。在一個和煦的冬日，喜英被丈夫活活地打死了。圍繞喜英的死，婆家、娘家以及鄉、村干部出于不同的利益訴求，展現了不同的處理態度。村支書春生“開始顯得很仗義”，但到了桃坪，面對鄉里管政法的宋副書記的威逼利誘，還是違心地服從了領導的安排，進行“私了”。結果是，宋副書記維護了鄉先進治保單位的稱號，喜英娘家也獲得了一筆可觀的養老費和喪葬費。唯一讓娘家人不滿意的是，村支書開始沒有講清楚，棺材費該由誰出，讓有銀家從中扣了三千八百塊錢的棺材費。

　　當然，在王躍文鄉土小說的世界里，也不盡是對過去歷史隱痛的一種呈現和反思，隨著歲月的流逝，作家對人類生命在歷史進程中的境遇開始有了一種超然的認識，對人性的解剖也不盡是負面價值的揭示，作家也開始在鄉土小說中開始有意識地表現或建構一種富有詩意的人性。就在去年年初，《湖南文學》(2012年第1期)發表了王躍文最新的中篇小說《漫水》，隨后這篇小說即被《小說月報》(2012年第4期)、《中篇小說選刊》(2012年第3期)選載。王躍文的這篇小說，無論就它的背景表現、情節鋪排、人物塑造，還是它的語言格調、結構，都顯現出作家對以前鄉土小說創作路向的一種超越和突破。如果說王躍文以前的鄉土文學作品，往往把筆下的人物置于一種特定的政治和經濟的境遇中去表現去刻畫，從而顯示出人性的種種墮落和異化，那么，《漫水》卻通過一個充滿溫情和靜穆的鄉土世界的建構，張揚了一種健康人性之美，讓人讀后，產生無限的溫暖和感動。

　　《漫水》的鄉土世界，是詩情畫意的風景與亙古如斯的風俗民情的交織，這幅畫面上，傳達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這是一個現代文明沖擊下似乎早已淡出人們記憶的鄉土世界。《漫水》充滿溫情和詩意的世界，是得力于作者對余公公和慧娘娘這兩個鄉間能人的塑造，正是因為有了余公公和慧娘娘，漫水的鄉間倫理和秩序才得以維持。在余公公和慧娘娘身上，寄托了作者對傳統倫理文化的某種凝望和回味。不過，《漫水》的鄉土世界并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它是一個開放的結構，作者筆下時時流露出來的鄉土世界秩序和倫理遭受侵擾的憂思讓人深思的：縣里“綠干部”的無知與無能但偏偏不時下來蹲點指導工作；窮愁無路的強坨竟然敢冒村人之大不韙和外人合伙偷走龍頭杠賣錢；鄉土世界的外觀已經日益洋化：“下山時，余公公望望田壟中的村子，通通都是兩三層的磚屋。白白的墻，黑黑的的瓦。只有自家是木屋，遠看很不起眼。記得從前，家家都是木屋，高低都差不多，可望見炊煙慢慢升到天上去。”盡管余公公舍不得掀掉木房，因為“木屋是余公公自己修的，每根柱子、每塊椽木、一釘一瓦，都經過他的手。哪怕有人樹一幢金屋，他也舍不得換。”但余公公最后的這份堅守隨著歲月的流逝還能堅持多久？村里的老人很悠閑，但這份悠閑中又無不含有苦澀的意味：“村子不像往日熱鬧，青壯年都出遠門掙活錢，老人守在屋里打瞌睡，小伢兒都在學校里。偶爾聽得雞叫，就曉得是什么時辰了。”慧娘娘的一對孫兒孫女在南方打工，“說是過年回來的，又打電話說買不到火車票，不回來了。真買不到票，還是沒賺到錢？”因此，《漫水》的鄉村世界，隨著老屋的逐漸消失，建設新農村主力軍義無反顧地出奔，美麗善良的慧娘娘逝去，溫柔敦厚的余公公日益衰老，它的秩序和倫理還能那么一如既往的和諧，顯示出某種溫情么？

結 語

　　從目前王躍文的鄉土小說創作情況來看，其數量不是很多，但各篇都有自己的特色。總體來看，王躍文筆下的鄉土世界，既有兒童記憶中的歷史隱痛，也有經濟大潮中傳統價值觀念衰變的感傷，還有精心建構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的令人神往的詩意和溫暖。縱觀王躍文鄉土小說創作的歷程，王躍文的鄉土小說表現，有一個中心線索，那就是比較鮮活地呈現了原來的鄉村秩序和倫理是如何受到外來的政治、經濟等元素的影響而發生改變的。在某種程度上，王躍文的鄉土小說，給我們還原來了一個豐富多元的鄉村世界，既實現了作家對于鄉村書寫那種復雜情感的宣泄需要，也滿足了各個層次讀者的審美期待。王躍文鄉土小說創作，給我們反思20世紀以來的鄉土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鮮明參照。在一般觀念中，農民文化往往被當作與農業文明相一體的傳統來理解，也就面臨著被選擇現代化方向的中國新文化和作家們所拋棄的命運。正是立足于這樣的思想前提，中國新文學的主流是以批判和啟蒙的姿態來書寫鄉村和鄉村文化的。與這種批判姿態相對立的一面，那些選擇與現代化方向相背離，對現實發展持批判態度的作家來說，農民文化也成為他們的“最后的堡壘”。比如30年代的沈從文，90年代后的賈平凹、張煒等作家的作品，在這些創作中，鄉村和農民文化承擔的正是傳統衛護的角色。[②]事實上，按照社會學家的學法，文化可以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③]中國鄉村文化是典型的小傳統，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系也有很大區別，正如陳思和所言，農民文化屬于“民間文化”，[④]其內涵非常復雜。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新文化運動中對農民文化的批判者，還是對傳統文化的衛護者，都在某種程度上誤讀或借用了鄉土文化，對鄉土文化的復雜性遠沒有系統的認識和了解。顯然，面對當今日新月異的鄉土發展現實，我們還感覺到，王躍文還沒有把自己的全部創作潛力發掘出來，他目前的鄉土創作，還處于魯迅所說的“鄉愁式”的寓居之作類型。盡管作家在創造他的文學世界的時候，可以選擇他喜歡的素材，也可以對這些素材加以主觀化的理解和裁剪，也正如韋勒克所言，“偉大的小說家們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一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從它的自我連貫的可理解性來說，它又是一個與經驗世界不同的獨特的世界。”[⑤]但我們還是希望，王躍文的鄉土小說創作鄉土題材的處理更宏觀一些，對走在城鎮化路上的鄉村的陣痛，人性的復雜，表現得更充實一些，這是我們對于王躍文的期望。

　　[①]【美】凱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②] 賀仲明：《一種文學與一個階層——中國縣文學與農民關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③]【美】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修訂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著：《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