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新菊：六十年代人的記憶殘存

——論王躍文短篇小說集《漫水》的創作資源

　　摘要：文壇上“六十年代人”的出現如同右派作家之于“文革”前、知青作家乃至“新寫實”作家之于“文革”中的重要性一樣，標志著當代文壇中流砥柱的組成產生了明顯變化，并對文學的未來承載著擔當。六十年代人的歷史發現與童年記憶成為他們創作的兩大資源，鄉土情懷使六十年代人在文學傳統上回歸入流。本文正是在“六十年代人”這樣的視域中研究王躍文的短篇小說集《漫水》的。

　　關鍵詞：王躍文  六十年代人

　　文壇上“六十年代人”的出現，起初是以余華、蘇童、格非等人的“先鋒小說”創作而引人注目的，之后受到關注的有劉西鴻、遲子建、陳染、孫慧芬、韓東、王開林、關仁山、李潔非、徐坤、畢飛宇、王躍文等。他們的出現如同右派作家之于“文革”前、知青作家乃至“新寫實”作家之于“文革”中的重要性一樣，使霸居文壇的中流砥柱的組成產生了明顯變化，并對文學的未來承載著更多的擔當。因此，對“六十年代人”的文化思考與總結已經成為歷史的責任。  

　　一、六十年代人的歷史發現

　　六十年代人出生在文革，成長在新時期，行走在九十年代，成熟于二十一世紀。巨大的時代落差一一打印在他們生命的各個環節上。他們會以什么姿態出現在文化界？這代人擁有什么樣的創作資源？優勢何在？

　　首先，這撥人比五十年代人“邊緣”，他們逃脫了饑荒，躲過了上山下鄉，文革期間年幼，不諳世事。這一邊緣化的社會定位“逼”出了另一類本領——“想象的能力”(1)，“到歷史的冊頁中尋覓發掘傳統的能力，迅速移植20世紀世界文學各類經典文本，乃至僅是破碎的為我所需的采擷能力”。確實，重新發現歷史，是這茬作家著力的一個方面，如余華《活著》、北村《施洗的河》、蘇童《妻妾成群》、《紅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只不過，歷史的面貌已經被他們圖解得支離破碎，僅僅成為記憶的殘存。最具有比較意味的是關于文革的書寫。六十年代人不是知青，也不是文革主力軍，他們要么是隨父母下放到農村，如韓東《扎根》，要么像王躍文，拔著泥腿子，跟在“通哥”(《我的堂兄》或船哥(《 霧失故園》)后面，懵懵懂懂地觀看父兄輩的命運傳奇，寫標語、偷甘蔗、蛇相縛、批斗會、排節目、賽詩會，“文革”在六十年代人的眼里，是“他們”的事，在童年這面鏡子的折射下，映現出的是模糊、破碎、怪誕的印象，但也構成了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這些親歷者不一樣的敘述類型。以小搏大，這類歷史的發現成為知青作家筆下“大歷史”的一個回響，一個尾聲，一個和鳴。

　　其次，六十年代人具備社會生活經歷之時，正好同步于中國社會興起的改革開放與良好的學院派教育。這一同步的意義非同小可，按說，直接表現改革開放中的現實處境和生存遭遇，應該成為他們的創作優勢，然而，對于具有先鋒精神的作家如余華、蘇童來說，似乎對此不感興趣，而對出生寒門、地域偏僻的作家來說，卻不得不要面對現實人生，如遲子建《晨鐘響徹黃昏》，如王躍文官場小說，這一現象耐人尋味。似乎是，家境貧寒、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初的動機是發表，寫作力求合乎規范，為社會所接納，以此改變命運，基本上走的是先社會化再個人化的創作之路。其實，六十年代人的創作主流是先個人化再社會化的，如余華、蘇童，包括第六代導演。這與他們所處地區與接受的文化教養分不開。發達的江浙地區，觀念的開放，西學影響日盛，這撥在80年代完成高等教育的學子自然成為文壇“先鋒”，為文壇帶來別樣的新奇與景觀，他們的轉型既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成熟，是中國特色的文本實驗的結果。而相對貧困落后的內陸，官場也好，鄉村也好，正是他們創作的優勢資源，在現實關懷與歷史發現的背后，其創作動機是一致的，沒有變化，那就是對文化傳統的承接與人生的悲憫。

　　二、六十年代人的童年記憶

　　“我關于故鄉的第一記憶是媽媽被張老三*，那時我還很小。”(《霧失故園》)相比之下，知青作家習慣將同代人的命運和江山社稷聯系在一起，使他們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下鄉、返城、尋根、出國，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都和他們強烈的社會中心意識有關。而六十年代人一開始就被拋入遠離社會意識中心的某種邊緣地帶，他們精神上開始睜眼看世界時，全社會忙于其樂無窮的各種“斗爭”，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們的存在。“無聲地成長”，可能是這代人共同的遭際。他們更少一些羈絆，更多一份自由。因此，六十年代人的童年視角與記憶成為他們進入文學的一大創作資源。在這一點上，似乎王躍文醒來得遲了一點。

　　“蹲點干部”的形象使得敘述有了“旁觀者”的意味。《也算愛情》李解放與吳丹心插隊蹲點，在批林批孔與集體出工和沒完沒了的村部會議之余，個人行為的出軌直接構成冠冕堂皇的反動與消解；《我的堂兄》里的李主任，功勞之一是使臘梅的肚子大了；《霧失故園》里輪番出場的干部，與本地干部相勾結，把權力的把戲玩弄得理由充足又正當；就是溫情脈脈的《漫水》，“綠干部”與接受改造的小劉之間，縱使是夫妻情分也被時事政治肢解得銹跡斑斑。還有村社干部，他們一道構成了那一時代的官員譜系，可見，中國鄉村基層官員“前世”與“今生”，“由來非一朝”。

　　當然，當一個人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向前推進時，他是沒有時間也沒有經歷去“回憶”的，更多關注的是現實得失與功名計較，由于“現實問題”的急迫與緊要，眼中的目標在前方，這時的職責是背負行囊，責無旁貸，浪遏飛舟，或摔得粉碎，或捧金元寶，童年記憶漸漸成為了遙遠的回響。只有當歷史與歲月把五十年代人推到記憶的沙灘上，“不再上那個原了”，也把六十年代人推到了思如泉涌的創作成熟期，然后才開始追憶似水年華，到這時，他們才有心境、也才有閑暇翻出舊谷子，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靜靜地、靜靜地，曬一曬。人到中年，頭發發白，才開始撫摸胸口那塊“柔軟的地方”，書寫冷峻背后的溫暖，“憤青”已經消亡，“憤老”老當益壯。因為悲憫，所以還有溫暖。    

　　三、鄉土情懷的回歸

　　王躍文的童年盛裝的是鄉土記憶，或者說王躍文的鄉土在過去，在童年，是記憶里的鄉土，不是現實的鄉土，與官場文學的現實關懷構成兩個維度。鄉土情懷是一以貫之的文學母題，而六十年代人卻是以“拔根”的姿態出現的，從這一點上看，王躍文的鄉土回歸顯得有些入流又不入流了。入的是中國文學傳統的流，不入的是同代人的流，這也構成了王躍文的獨到之處。余華的童年在“細雨”中，沒有刻意構筑地域碉堡，蘇童的“香椿樹街”與“楓楊樹鄉”是文學想象的地盤，是南方小鎮記憶的發酵，相對來講，王躍文的鄉土是特指的，是寫實的，漫水是家鄉的一條河流，“溆水流到沅江，沅江流到洞庭，洞庭流到長江，長江流到東海。”(《漫水》)

　　作家對故鄉的情感是復雜、矛盾與多方的。賈平凹用憂郁的目光體味農民的生活，莫言“恨透了這地方，也愛透了這地方”，可寫著寫著，不知不覺之間又回到了故鄉。王躍文也說，“一個作家，出生在鄉村，身后有廣闊的鄉村作背景，這是件非常幸運的事。鄉村故鄉，往往就是作家的文學故鄉。”“，確認自己有輕度抑郁癥后，反而坦然了。我是睡眠質量相當不好，精力又是十分旺盛的人。 記者：你理想中的生活狀態是怎么樣的？王躍文：想成為專業作家，理想的生活狀態就是無牽無掛，在鄉下一個小屋子里面寫作。經濟上自由點的話，就買一輛很酷的越野車，牧馬人敞篷(笑)，帶上手提電腦，游走四方。走累了，就回到小屋子里面寫作。但是現在還是做不到(笑)。只能等到退休以后了。很多人害怕孤獨，我是很喜歡一個人到外面游走的。我可以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呆上好久的時間，我不喜歡去旅游景點，反而喜歡原生態的景色。有一次我和何立偉、何頓等幾個朋友去婺源，有一天我們特意找了一個小村莊，并不是名勝景點，敲開老鄉的家門，借宿，老鄉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第二天早上，我們想出點錢，表示一點心意，老鄉都覺得很驚訝。記者：怎么看莫言得獎，可能對文學帶來的促進作用，或者喚醒人們對閱讀的興趣？ 王躍文：莫言獲獎，從簡單意義上講促進人們對文學的關注，促進文學書籍的出版，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是，如果引起一場寫作和閱讀上的跟風，我認為這是不幸的事情。記者：微博、智能手機等新媒體工具對于您寫作的影響有多大？ 王躍文：我現在寫作基本都是用電腦，我是很專業五筆打字，打字很快。我算是接觸網絡比較早的一批人，從最早的新浪博客開始，到現在的微博時代。我看到有意思的讀者留言，我會去回復、去交流。有一次在網上說好懷念小時候在家里睡的蕎殼枕頭，后來很多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哪里有的賣之類的。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對蕎殼枕頭，但是不知道誰送的。我后來也睡了那個枕頭，很舒服。微博和智能手機對我的寫作沒有什么必然的影響，我完全可以隨時放棄這些東西。我堅持寫微博，只是覺得這是我與外界交往的好方式。我覺得自己需要同外界溝通信息，就使用微博。我哪天愿意躲進小樓成一統了，我就從網絡上消失。就目前內心的真實需要來說，我愿意息交絕游，閉門寫作。

　　鄉村作為一種元氣充沛的文化存在，它會給作家提供無限深廣的文學資源。”“某種意義上講，誰寫活了中國鄉村的人，也就寫活了中國。”“中國是鄉土的中國，我為自己是鄉下人自豪。”(2)村長張老三對媽媽銀蓮的貪占，我對桃花的報復，船哥的階級恨濃于撫育情，伴隨著青春的騷動、性的啟蒙的是特殊時期人性的扭曲與變態。余公公與慧娘娘漫長的一輩子，不是親情勝親情，不是愛情勝愛情，他們生活當中一些細細小小的事情，是最日常的生活狀態，在慧娘娘看來，一切施恩與善意都是自然而然的，無需回報的，如這日頭的照耀與雨的滋潤一樣。慧娘娘為秋玉婆辦喪事與余公公為慧娘娘妝尸兩情節，升華了人物心中的普愛；龍頭杠的來歷與被盜以及在余公公手里重新雕塑，都是具有象征與隱喻意味的，如同《邊城》里的“白塔”一樣，是傳統美德與美意的寄托，它的一度倒塌或失蹤，意味著社會世俗的強勁襲擊，而重新打造則意味著理想的堅守與希望的氤氳在升騰。“熟稔的鄉村，也許正在教我重新認識生活。”(3)

　　問題是，在這個積學深厚的鄉土領域，記憶鄉土與現實鄉土之間，鄉土敘事的挖掘與都市書寫的挑戰之間，作為擔當文學未來的六十年代人，能為70后、80后以及下一代提供怎樣的啟示與召喚？又能為傳統的鄉土敘事提供怎樣的新意與可能？像《漫水》這樣的家園情結、鄉土情懷，追尋至純至善至高之美，在物欲橫流、世道澆漓的市場經濟，我們不得不說，顯得既不現實，也不真實——這正是現代人徘徊無地的文化處境。

　　入官場文學創作，并擁有前所未有的眾多的讀者，原因也許就在此處。中國是個政治為主導的社會，官場狀態關乎每個人的生活。因此，人們關注官場文學，就是關注自己的生存空間。當然，官場文學受到讀者喜愛之后，出版機構非常注重出版此類文學作品，客觀上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這不是官場文學繁榮的本質性原因。一句話，官場文學的流行并非過錯，但它的流行卻又是社會不正常的表現。這同清末流行暴露文學，也許有相同的原因。周新民：您認為理想中的官場小說應該具備哪些要素？請詳細談談。王躍文：官場文學的顯著特點是其充滿批判精神，這是非常可貴的，盡管它并不討巧；哪怕打著暴露的旗號，也是值得嘉許的，盡管還很不夠。但是，也有些官場文學一味地展示官場黑暗和游戲規則，甚至流于玩味官場套路，則是不可取的。我一直認為，文學是人類觀察和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官場文學更不能例外。文學能夠思考，就擔負了它應有的使命。夸大文學的功能是沒有意義的。有一種對官場文學的指責，認為官場文學僅僅流于對現實生活的批判，缺乏建設性的社會理想表達，甚至要求官場文學指出美好社會的藍圖。這顯然是希望作家越俎代庖，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事都干了。我認為，好的現實主義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寫人性的美好，寫生活的美好，但不應該虛構虛幻的社會理想。這樣做只能導致藝術的粗糙和思想的膚淺。哪怕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們用其學說大致勾劃未來是可行的，但如果要求所有文學作品用藝術形象細致地描繪理想社會則是非常可笑的。人類文學史上，發下宏愿試圖描繪未來社會美好圖景的文學作品并不多見，著名的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非常幼稚的。《禮記》中關于大同社會的描寫，《桃花源記》中關于太平盛世的夢想，都可以看作中國式的烏托邦，這些都只能是美文而非可以實施的社會藍圖。故鄉與文學滋養周新民：您以后還會繼續創作官場題材的文學作品么？王躍文：我還會寫官場題材小說。我覺得這個領域里的人性的幽微深暗還沒有寫盡，我還有話要說。但我肯定還會寫別的題材。我覺得，對于一個作家，以什么為題材并不是決定作品優劣的主要因素。周新民：《文學界·湖南文學》2012年第1期發表了您的中篇小說《漫水》，受到了讀者廣泛的好評，小說被多個刊物轉載。小說中的余公公、慧娘娘等鄉村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有一種沈從文《邊城》中的詩性氣韻。這個小說別具一格，出手不凡，與您的官場小說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也給讀者帶來了意外之喜。《漫水》是否意味著您開始了創作上的轉型？王躍文：我不承認有轉型之說。其實我的作品中已經有一定數量的歷史題材和鄉土題材的作品，比如我的長篇小說《大清相國》。這本小說一出來，也有人說我的創作轉型了。我的鄉村題材小說也早就有一些數量，比如《鄉村典故》、《我的堂兄》、《桂爺》等等。其實我的創作，無論是官場題材還是鄉土題材，或者是別的題材，我關注的對象都是人，是人在特定歷史和現實環境中表現出來的人性。這種人性或是優美健康的，或是扭曲缺失的，我只是貼著人物來寫而已。不同的人性特征會表現出不同的審美風格。但我的創作一直是緊貼現實的，一直是從容綿密的。周新民：實際上在官場小說之外，您也有一些其他題材的小說，比如您早期鄉村題材的小說也有創作上的特點。您出身農村，您也說過您有很深的鄉村情結，您會沿著《漫水》的路子，深挖鄉村題材，寫出一系列這樣的小說來嗎？有這樣的創作計劃沒有？王躍文：我裝在心里的創作計劃很多，鄉村題材是我目前最感興趣的寫作方向。我一直想創作一部有故鄉有關的長篇小說，故事和味道就是《漫水》這種風格的。其實《漫水》中的人物和故事，我原本是要用來寫長篇小說的，只是今年省作協創辦《文學界·湖南文學》需要一個打頭的中篇小說，主編約我的稿子，我責無旁貸，只得從命。我對創作鄉村題材小說非常有信心。但是，回到前面的話，我身上不存在轉型一說，那是訪問作家時通常會提到的一個很偷懶的問題。周新民：您的出生地溆浦，應該屬于湘西吧？王躍文：大湘西！周新民：屈原的作品中就提到了溆浦。有人說您的作品缺乏地方特色。從您的創作看，您似乎，沒有去刻畫獨特的湘西。王躍文：沒有！我后來寫《漫水》的地域風貌也好、方言也好，包括那種的民間表達，我自認為還是做得很好的。周新民：也是溆浦的風俗？王躍文：對！溆浦的風俗，包括語言。但是我寫這種現實，官場也好，基本上是一種南方普通話寫作。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怎么講呢？在中國的官場，天南地北，故意突出所謂地方性，沒太大意義，我覺得。因為它跟民風民俗無關。周新民：對！像《漫水》在追求某種真實性和鄉土情懷。王躍文：寫《漫水》這樣的小說時，我深切地體會到，毛澤東講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這確實有道理！我常常感到惋惜：我們現在使用的文字沒辦法把民間語言的韻味百分之百的記錄下來。作為一名出生在農村的作家，他心里總裝著一個農村，真是一個福氣！因為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城市，生活已經被格式化了，沒什么意思了。但是有一個農村做為你的故鄉，那就是一個文學的故鄉，我覺得那個非常好！老百姓的那種思維方式，是讀書人一輩子所想不到的。他們那種處世方式、情感方式、世界觀，也是跟你們一般的人都不一樣，你想象不到的。特別是語言，他們要表達一個什么東西呀，非常生動，惟妙惟肖！對那種民間語言的仔細描摹，描摹出來以后，就連情態，情緒都有！周新民：《漫水》中農民對待生活的方式呀，確實是比較達觀。王躍文：鄉下老人對待生死那種感覺，非常通達。像我的奶奶，從我記事時候開始，我就知道到堂屋的一個角上放了一副棺材。隔一段時間，她就把上面蓋的什么破棕衣拿開，然后非常愛惜的抹一遍。我看到那個東西就怕！我晚上從堂前面走過，堂屋的門還沒有關的話，我走到那個地方，我就跑，跑過去，覺得陰森森的！但是老人家非常嚴肅地、很莊嚴地、也很坦然、也很淡然地對待這個事情。他們看上去好像樂呵呵地談論死亡，說什么死了以后怎么怎么地。周新民：這個作品寫的很寧靜。王躍文：一些鄉下人，就說談論別人的死亡。他們也說哪里死了人什么地，也不可能像我們城里人的話，什么節哀呀！都是客套話。他們有時候可能沒有這么一套，有時候還調侃，還開下玩笑。任何一家人有人去世了，也許會因為家庭條件不一樣，有的簡樸一點，有的可能奢華一點，但是沒有一家不會很莊嚴的對待。古人講的：死生亦大。就在這一點上，好像不像我們城里人搞的形式上的那些。周新民：您的出生地溆浦給了您深厚文學滋養吧，湖湘文化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王躍文：曾國潘把湖南人的性格歸結為四個字：血誠、明強。我認為這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我是湖南溆浦人，那里曾是屈原的流放地，家鄉人對屈原有非常特殊的感情。我性格中的血性剛強有湖湘文化荊楚蠻民的烙印，湖湘文化中的務實與擔當精神也是我的做人理念和性格特征。我創作的最大特征應該是冷峻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和社會擔當。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與湖湘文化精神相吻合的。周新民，您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哪些？他們怎樣影響了您的創作？王躍文：我喜歡的中國作家和外國作家作品很多，不同時期會喜愛不同的作家作品。我多次說過我的創作受《紅樓夢》的影響。我十一二歲的時候得到過一本沒頭沒尾的書，其實就是殘破的《紅樓夢》。我翻了很多遍，但很看不懂。比如那本書里，無論指稱男女人物，都是用“他”。我就犯迷糊：實在這個黛玉是個女孩子，怎么又是個男的呢？我成年后還是喜歡《紅樓夢》。外國作家我喜歡托爾斯泰和巴爾札克。我受這些中外作家作品的間接影響也許有，但我自己并未有意為之。相反，我常常心存警惕，刻意回避。比如前面你提到我擅用“反諷”，其實我只是本能地刻畫現實，現實本身就是很反諷的，荒誕的，我決不是受了昆德拉的啟示然后再反諷。另外，唐詩宋詞我很喜歡看，平時翻一翻，我覺得那個找語感是非常好的！周新民：西方文學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王躍文：怎么講呢！我基本上，我過去對文學的閱讀的話，還就停留在我們當時上大學的時候讀的那些東西。后來就是出來以后，慢慢就地就注意到這些東西了。能夠注意到的，我長期訂閱《世界文學》什么什么地。我就是從那里面知道一些信息，知道一些信息，掌握些我感興趣的東西。作家的書翻譯過來的話，我會去看一看，但是呢！可能是我的一個偏見，我自己骨子里面喜歡的還是我們傳統的一些東西。我覺得讀我們傳統的一些東西，我們自己國家的，中國古典的一些，我讀到的可以是很精髓的東西，可以把精、氣、神都可以讀到。我讀國外的文學作品，它那種敘事方式也好，結構也好，我不會去籠統地去模仿。這對我也沒有什么太多的幫助。我從不做這種外在形式的模仿，沒意思。周新民：感謝王老師，祝您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注釋：

　　1、王海燕《蘇童論》，《安慶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

　　2、3、王躍文《我是個鄉下人》，王躍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wyuewen，2012-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