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林：轉化、升華與重審

——論《漫水》精神之戀的審美功能

　　撥開婚姻、鄉鄰之愛的迷霧，余公公和慧娘娘的精神之戀成為“漫水”故事中蕩氣回腸的審美核心。它體現出轉化情欲，升華靈魂，重審欲望與人倫的三重審美功能，并借此觸摸人性的幽微，探測情理的界限，突顯節制、人倫賦予生命的彈性和藝術的張力。

　　一、轉化：摒欲歸靈的精神相依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指出，愛情追求真、善、美，而“靈魂的美優于形體的美”，愛之美是“純粹的、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美本身，是神圣的、純一的美本身�！盵1]P245~255人們通常用“柏拉圖之戀”指稱摒欲歸靈的精神之戀。它包含兩層意思：雙方必須有戀愛情愫存在，但這愛越過現實和肉身羈絆，只在精神世界神游。

　　“漫水”是一幅經過詩意轉化的鄉野生活圖，雖也涉及貪婪、怠惰、狹隘、無聊等鄉民陋習，但這些都被淡化，推至幕后，故事的主色調洋溢著愛和溫情�；橐鲋異壑挥盟孛韫P調輕輕勾勒，余慧之間的心靈精神相守則寫得委婉細膩�；勰锬锸谴秩擞谢壑�妻，一個從“堂板行”(妓院)帶回的女子，聰慧，多才，后來做了漫水的赤腳醫生、接生婆和妝尸人，行善積德，受人尊敬。曖昧身世曾使初入漫水的她遭受非議，是有余用智慧、力量、浩然正氣維護她，并通過認同有慧表達了對她的贊賞�！霸趷鄣那楦泄庾V上，贊賞的作用”突出，“贊賞充滿著柔情”[2]P148。這贊賞源自深刻的懂得，理解她經歷的無奈，懂得她內心的寬闊、豐富和“賽仙女”的純美�；勰锬镆矊χ�識淵博、細膩俠義、大氣穩重的有余心存愛慕。小說反復渲染了笛韻共鳴的細節。音樂是心靈溝通的重要方式。黑格爾指出，“音樂造就了物質的情感性和心靈性，它以自己內在的音調形式表現一切‘特別的感情’”，“一切細膩的喜悅、歡樂、笑謔、任性、心靈的沸騰和發狂”，還有敬仰、崇拜、愛情等等。[3]P216慧娘娘對有余自創曲子的懂得，就是他們心靈互射、靈魂相遇的傳神體現。小說還在看似隨意的鄉村生活描述中，暗含他們彼此愛戀的信息，譬如，慧娘娘愛吃菊花，珍愛樟木藥箱，熟知有余鞋碼大小，余公公牢記慧娘娘愛吃樅菌和用燒堿水洗頭抹茶油的癖好，最后為她沐浴、凈頭、妝尸、雕龍頭杠，將自己鐘愛的笛子陪葬慧墓，一幕幕場景，感人肺腑。

　　他們的愛自始至終純凈美好，遠離肉欲和占有。起先，是責任、義務、尊重、體諒、自制等因素轉化了他們愛的形式，使之成為一種無害于人倫的純美關懷。當這純凈的愛成為延續幾十年的習慣，即使婚姻羈絆消散，他們仍會醉心于那無欲的純粹里。奧托•魏寧格認為，“愛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兩種狀態……真正的愛情會由于同所愛之人非預謀的肉體接觸而死亡”，甚至“只存在‘柏拉圖式的愛情’”[4]P4~5，深刻昭示了精神之戀與情欲的距離及其本身的永恒、美好和詩意。

　　二、升華：返鄉之旅的精神飛躍

　　藝術是懷著鄉愁尋找家園的精神之旅�，F代人的家園一方面指個體生命出生成長的土地，一個集地理環境與親情記憶于一體的復合空間；另一方面則指向精神皈依之所�！堵�水》為現代人構建了記憶家園，并通過余慧二人的精神相守將具有審美、哲學意蘊的柏拉圖之戀擴展到鄉野，將返鄉之旅推向靈魂回歸和哲學追問的層面，將生死、靈肉的沖突與融合問題推向逐漸平面化的當今世界。

　　首先，主人公鐘愛的花木和音樂具有非實用性，將審美指向了“義生文外，秘響旁通”的隱喻空間。芍藥、海棠和梔子分別具有“相思”、“苦戀”和“永恒的愛”之意。而白玉蘭的純潔，菊花的高尚，茉莉的芬芳友誼，都將閱讀引向暗喻層面。那馨香的花朵，精雕細琢的畫兒和屋角飛檐，盛開著一個農人無聲的心靈，音樂則是他靈魂的直接歌唱。有余自編曲目，吹出笛音悠揚，“吹著吹著，眼睛就閉上了”，“像進了對門的山林，很多的鳥叫，風吹得兩耳清涼，溪水流過腳背……”，而慧娘娘遠遠聽著，沉醉其間。音樂的共鳴，傳遞了余慧二人心靈節奏和靈魂顏色的融會。

　　其次，精神之戀的純粹使小說掙脫現實羈絆，走向升華。愛情融合著作為生物性存在的欲望、激情與社會性存在的精神、審美。性是愛情的催化素，將愛情主體導入人神一體的涅槃境界。但現實之愛因欲念纏繞或契約關系而具有短暫、利己、排他、繁瑣等有限性，易于淪為熟悉的陌生或平淡的親情，甚至相看生厭的失望、怨懟。《漫水》集的其他故事深扎時代土壤，體現出對歷史當下局限性的暴露，譬如《也算愛情》、《我的堂哥》就抖出了政治、商業等外在力量對人性的侵蝕和異化。但《漫水》淡去了這些，讓它們成為一抹微云，飄在桃花源般的漫水上空，敘事的重心始終在人性的美好與豐富。其中最清透悠遠的，當屬那超越現實人生和兩性肉體迷戀，超越功利計較和外在責任約束的精神之戀。

　　慧娘娘是美的化身，生時是“漫水最漂亮的阿娘”，死后仍“身子流軟”，“皮膚又白又細”，頭發烏青水亮，不像“過去了的人”。這種自始至終的美麗深植于有余的生命。他們相互吸引、照顧，卻一直保持適度的距離。羞澀，泄露了愛也克制了愛。當別人表揚樟木藥箱時，慧嫂嫂“臉紅到了脖子根”；當她看見兩副“老屋”并排擺放，突然不好意思，覺得那是“躺著的兩個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有余因有慧暗含妒意的玩笑，“臉紅得像門神”，并毅然藏笛�？档抡J為，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種秘密，用來抑制放縱的欲望：它順乎自然的召喚，但永遠同善德行和諧一致”[5]P148-149，它是從理性與本能夾縫中涌出的道德自律，是控制性欲的反射形式，也給關乎性欲的情感披上神秘和詩意的外衣，推動主體想象，增加愛的強度和美感。余慧精神相守的高潮性呈現集中在慧娘娘死后。有余葬笛的舉動，昭示了精神之戀的存在，也彰顯了這愛戀超越此在有限性和肉身障礙的特質，它不因生命停止而結束，反而在肉身死亡之時綻放，并隨脫離肉體約束的靈魂飛升，通往永恒，達于無極。

　　三、重審：欲望、節制與審美張力

　　余慧精神之戀除了為文學返鄉之旅提供超越性意義，實現精神烏托邦建構之外，還具有重審原欲解放呼吁人性回歸的審美功能。弗洛伊德是理性、倫理、文明等相關秩序的審判者，他宣稱，“文化不僅壓制了人的社會存在，還壓制了人的生物存在；不僅壓制了人的一般方面，還壓制了人的本能結構”[7]P7。生命原欲合法化在砸碎道德鎖鏈恢復感性生命的同時，帶來了欲望泛濫的負面影響，使人從被技術理性壓抑的狀態走向另一極端——自我擴張，人倫松散。然而，人畢竟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正是生命存在的多重性和多向度賦予了人性以飽滿、豐盈和彈性。

　　藝術的精神實質是抗爭，反抗將生命簡單化、平面化和符號化的暴力行為。如果說以倫理道德、宗教信仰、政治權威等為表征的文明壓抑了生命本能，那么，唯樂原則的弊端就是使人陷入喪失理性制約的本我深淵，重回混亂無序的蠻荒時代。這兩種極端都是人類的災難。本人認同藝術的救贖功能，并認為救贖既要指向文化工業和文明對人感性的壓抑，也要指向被原欲支配以致丟失適度人倫的動物性退縮，使單向度的人復活為完整的、立體的、靈肉飽滿的生命個體。《也算愛情》等篇目表明，當兩性間的吸引只停留在性欲，沒有靈魂的相遇與精神的融匯，沒有理性的節制和人倫的約束，它就無法上升為愛情，生命的強力也會在現實的壓力面前瞬間崩潰。

　　因此，自我要出面“協調、改變、組織和控制本我沖動”，并“通過改變其目標、延緩和轉移其滿足、改變其滿足方式、促使其與其他沖動相結合等方式，來使別的沖動與現實相一致”。[6]P22《漫水》與集子中其他小說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者純凈、柔韌，后者世俗、脆弱。正是理性的節制，使他們免陷欲望與私利的深淵，走向燦爛永恒的精神之戀。小說中有余處理愛笛方式的轉變意味深長，愛吹——不吹——再吹——藏笛——忘笛——葬笛，是他內心九曲回腸的表達：心靈吸引——抗拒吸引——下意識示愛——抗拒愛欲——愛欲轉化——生死告白。吹笛與不吹的斗爭，就是愛欲與人倫、感情與理性、本我與超我的戰爭，自我像門衛一樣攔截了本我中有傷他人情感和社會倫常的因素，使本能欲望轉化，融入優美人性。

　　小說 《漫水》流露出中和適度、克制禮讓的面貌。正是因為理性節制帶來的含蓄、分寸、謹嚴，與愛欲本身涌動的熱力、激情之間形成了力的拉伸和博弈，一種方向相反卻相對平衡的張力結構。這結構使人物形象氣血飽滿，也給藝術世界帶來反思與回味，它隱藏了人性的秘密：平靜沉淀著沸騰，通透涵容了絢爛，距離是遙遠的親近，真愛與靈魂飛升。從而成功地將審美救贖指向了兩個向度：既抵抗文明對愛欲的粗暴壓抑，也抗拒欲望洪流中原欲對生命靈性的吞噬。

　　參考文獻：

　　[1](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2卷)。會飲篇[C]。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3.

　　[2] [3] [4][5]引自(保加利亞)瓦西列夫。情愛論[M]。趙永穆、范國恩、陳行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6]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M]。轉引自(美)赫伯特•馬爾庫塞. 愛欲與文明[M]。黃勇、薛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