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文人群體與文學主潮

　　東漢建都洛陽，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州地區成為京畿之地。歷史上，京畿文化精英往往是國家主流意識的代表，他們是否作為、怎樣作為，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國家文化發展的方向。東漢中州文人群體就引領了一代主流文學的發展。

　　東漢的“中州文人”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漢安帝以后崛起的中州本土文士群，南陽劉珍、南陽張衡、陳留蔡邕、譙縣曹操都是一代宗師，他們引領了漢魏文學主潮；二是以杜篤、班固、傅毅、崔骃等為代表的流寓文士，他們是東漢前60年間最富有創作活力的文學大家；三是皇室文人，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漢靈帝、東平王劉蒼、和帝鄧皇后等都博學好文，尊崇經學，器重文學之士，借重于政治文化制導權運轉全局，通過文學取士制度干預國家文學發展的方向。

　　文學發展既需要長期的積淀，也需要良好的發展機遇。京畿之地為東漢中州文士提供了快速成長的適宜環境，也為他們帶來了得天獨厚的發展機遇。

　　東漢中州文壇上，率先崛起的是來自南陽、生活在洛陽的皇族文學力量。光武帝劉秀為皇族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經學教育規制，培養了文德并修的良好家風，這是東漢皇族文才輩出的重要因素。歷史上，皇帝詔書絕大多數由文臣代筆，東漢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明帝馬后、和熹鄧后等人卻經常親自撰作詔令。這些政令文依照儒家經義立意，博征“六經七緯”之文，頗具個性色彩。光武帝的自作詔恢弘大氣、隨性自然，抒情時一往情深，訓導時循循善誘，叱責時則語氣凌厲。漢明帝的自作詔簡勁嚴明，一如他嚴厲果決的行事風格。漢章帝的自作詔最富人情味，情意淳厚，節奏舒緩，儼然寬厚仁慈的長者。明帝馬后和熹鄧后的自作詔則富有母性特征，情感細膩，娓娓道來，如對面而語。東平王劉蒼、沛王劉輔、臨邑侯劉復、宗室子弟劉毅、劉珍等，也都積極參與國家禮樂文化建設，撰寫了不少經典性奏疏、史傳及賦頌，劉蒼議論宗廟禮儀的奏議被譽為“一代典章”。東漢皇族以身作則，推崇經學，雅好文章，無形之中提升了“文”的地位，強化了以忠孝仁義為代表的核心價值觀，也為文壇樹立了榜樣，《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稱贊他們對當世文壇影響宏巨，說是“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皇權時代，帝王的文化好尚、文化思想會對國家文化制度產生深刻影響。光武帝和漢明帝早年“頗略文華”，朝中文才匱乏。永平后期，明帝開始廣泛征召文學名士進入東觀(設在南宮的國家圖書館)，著作國史，整理典籍，還親自組織集體性文學創作活動，如令百官創作《神雀賦》，這些舉措促進了文學良性發展。漢章帝“左右藝文”，推行文化平衡發展戰略，既以“經明行修”取士，又開“文學取士”之路，把士大夫階層的文學修養納入執政能力考核，促使世家大族開始普遍重視文學教育。漢靈帝愛好新奇俗麗之文，以俗文藝取士，加速了漢末文學從淵雅深厚向通侻淺麗的轉變。

　　繼皇族而起是“攀龍附鳳”的帝鄉文化家族。南陽是光武帝故鄉，也是功臣和外戚集中之地。帝鄉文化家族如鄧禹家族、賈復家族、李通家族、張衡家族、樊準家族等，多以功勛起家，轉而修文，成功實現了文化轉型。“云臺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接受過系統的經學教育，文韜武略，他的“河北進策”是光武帝開國立基的綱領，朱熹將其與諸葛亮“隆中對”相提并論(《朱子語類》卷135)。鄧禹家族注重文德教育，人才輩出，累世寵貴，史學家范曄譽之為“可為后世法”。臨朝執政十幾年的和熹鄧后即鄧禹之孫，東觀文士鄧嗣、蜀漢外交家鄧芝都是鄧禹之后。帝鄉文學發達，名家云集，名作如海。樊準的《請興儒學疏》被清康熙帝贊為“匡時之論”，左雄的奏議“臺閣為式”，劉珍主纂的《東觀漢記》為史學名著，出身皇族的劉毅和劉騊駼擅長史傳賦頌，延篤與朱穆則是為蔡邕所仰慕的桓帝朝文壇領軍人物，張衡的《四愁詩》、《二京賦》、《歸田賦》皆凌轢一代，燭照千古，肇啟漢晉文學“清風”。

　　整體上看，東漢中州文學史上，功臣家族要先人一步，從郡國士人發展起來的文學家族稍晚一些，多在章帝、和帝之際。起步較早的是汝南(今屬駐馬店市)家族群，成名于漢末卻光耀于魏晉的是潁川(今屬許昌市)家族群，陳留(今開封)的邊劭、邊讓、蔡質、蔡邕、蔡文姬、阮瑀則是桓、靈、獻時代的文學大腕。

　　汝南文學家族群憑借“經學優勢”捷足先登，多出帝師。郅惲諳熟經學讖緯，為光武帝所賞識，拜為太子太傅，以《韓詩》教授(廢)太子劉強。郅惲之子郅壽“明達有文章”，章帝特賜“漢文劍”予以褒獎。袁安家族興起于明、章之際，以“易學”傳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及四海，諸侯盟主袁紹、曹操帳下的文學家袁渙都是袁安之后。應劭家族在漢魏間以文學著稱，七世通顯，名揚天下，應瑒位列“建安七子”，與王粲、阮瑀等并駕齊驅。

　　潁川文學家族發達于漢末，他們的奠基者幾乎都是通過“經明行修”的察舉征辟之路，從郡縣吏登上政治文化前臺。漢魏之際，潁川文學家族得風氣之先，由儒轉法，成為漢魏文化轉型的先鋒。荀彧家族、陳群家族、鐘浩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潁川荀氏是荀子之后，安帝時的荀淑是開基祖。荀淑有八個兒子，英才俊爽，時人謂之“荀氏八龍”。荀彧、荀攸、荀昱都是曹操帳下奇謀之士，荀悅則是漢獻帝身邊的鴻儒文彥，以《前漢紀》和《申鑒》彪炳千古。潁川陳寔與黨人領袖李膺、陳蕃齊名，兼通經學、讖緯及雜學，他的《異聞記》是早期志怪小說的代表作。陳寔祖孫(陳寔、陳紀、陳群)從經讖雜學及于刑名之學，自縣小吏逐級升遷，官至三公，成為漢魏易代之際自平民成長為門閥的士族代表。潁川鐘浩以刑律起家，其孫鐘繇為書法名家，繇子鐘毓與鐘會都是魏晉名士，以刑法、書藝、文學、玄學著稱于世。潁川文化家族突出的群體特征是應時達變，騁才濟世，聲隆于魏晉。

　　中州各地文化家族的崛起存在明顯的時間先后和地理次序：帝城皇族→帝鄉南陽→京都臨近諸郡。這說明：政治優勢、地理優勢對文學文化發展影響巨大。

　　一代文學宗師的文化行旅，往往伴隨文化連鎖效應。群體式文學大家的遷徙則必然帶來文學的空間流播，促使多個各具特色的文化區產生多維性質的文化交流，甚至為所歷之地播撒下文化新生的種子。以蔡邕、阮瑀、王粲為代表的兗州文士群集中出現在漢末，他們流轉南北，創作四方，帶動了中州與江漢、吳會等地之間的深度文化交流。生長中州的三曹父子自是建安鄴下文學輝煌的締造者。經由曹氏父子的引領，自張衡肇啟、由蔡邕光大的清麗華美、任情炫才的創作好尚蔚然而成時代新風。

　　東漢流寓文士大都集中在洛陽，或仕于東觀，或游于太學，或為公卿辟除，多仕于中央政治文化機構。以班固、崔骃、傅毅、王逸等人為代表的流寓文士在京洛的文學活動往往受國家意識支配，他們在中州所提出的文學主張主要是國家意志的反映，他們在中州的文學創作與時政變革、文化建設乃至國運興衰息息相關，其作品也借京畿這個典型的文化集散平臺得以快速傳播。這一點，正好體現出京畿文學的突出特色——集中反映國家意志，代表文化主流。京畿文學對全國產生較強的帶動作用，關鍵也在于此。

　　東漢外戚幕府擁有大量來自全國的著名文士，他們的身份和文學活動都有明顯群體特色。東漢外戚主要來自南陽和關西。南陽外戚有陰、樊、鄧、何四大家族，他們普遍崇尚內斂謹持的人格，關西外戚馬、竇、梁三家子弟卻比較外向豪放。幕主地域文化性格的差異使幕僚集團也各具特色：關西外戚幕府皆以關西文士為主，南陽外戚則很少受地域之限；關西外戚選賢以才學為先，南陽外戚則以德望為首；關西幕府多豪放之作，南陽幕府多典雅之文。

　　漢廷落實取士政策、推行文德教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先京師而后諸夏”，中州人才薈萃，常得風氣之先。帝鄉南陽則是一政治文化特區。自覺的帝鄉意識促使東漢皇帝頻頻回鄉巡視，更使他們從多個層面給予帝鄉各種政策優待和人文關懷，帝鄉文化現象由此誕生，帝鄉文士群也因此快速崛起。

　　特殊人文環境造就特殊的文化人群，特殊文化人群發揮特殊文化作用。京畿文人對國家主流文化的引領作用不只發生在東漢，其他時代也大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