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盾：我是一個非常野性的藝術家

　　“會不會迷失我自己？ ”這是作曲家譚盾反復詰問自己的重要命題。“盡管從生活上來講現在過得很舒服，但如果我不能找到一個大家可以分享的哲學平臺，不能找到屬于我的技巧，過得再舒服我也不能生存。 ”為此他如同他心中的英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貝拉·巴托克(Bela·Bartok)一樣，回到自己的家鄉，聽音尋路，親自收集和拍攝了世界上唯一的、但正在失傳的女書文化及原始音樂。他花了5年的時間在田野里拍攝、收集、構思、醞釀音樂的創作和視聽的結構。10月20日，作為第十五屆上海國際藝術節的重要委約作品，譚盾微電影交響音樂史詩《女書》進行了中國首演。

　　譚盾一直以來被視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涌現出的新一代音樂人中的領軍人物，他有深厚的民間音樂背景，又在正規音樂學院熏陶受訓，加上海外留學的經歷，故而在其長期的創作實踐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獨樹一幟的創作手法和個性特征。“我是一個非常野性的藝術家，有時候我作曲，有時候我拍電影，有時候要做畫展，有時候還要指揮。為什么我會變得這么‘野’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很‘野’了。這個世界是如此的‘野’ ，多元文化最大的挑戰，對一名藝術家來說，是要想清楚做什么樣的自己。 ”譚盾反復強調。

　　“我什么學派也不是”

　　多年前譚盾在臺灣逛誠品書店的時候讀到一本有關“女書”的書，書里講的一個故事非常吸引他：就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一群女人跑到北京說要見毛主席，她們說的話十分怪異，無人能聽懂，后來找來的語言學家也無人能譯，因此警察把她們送到了精神病院。不久這件事便傳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集合世界各派的語言學家進行研究，發現這是世界上僅存的一種由女人創造，僅在女人中流傳的文字女書，而這種女書來自于遙遠而古老的湖南江永縣。后來經過歷代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 ，女書被焚燒殆盡，會唱女書的人也因為傳播“妖書妖字”而被人四處追趕，飽受折磨，女書幾乎面臨絕跡。當譚盾讀到這個故事以后，他決定要搶救女書，還原女書。

　　“女書”被稱為“文字史上的奇跡” ，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而如今，它正瀕臨失傳。歷史上一直有語言學家在爭論，一些認為女書與甲骨文、會意字有關，很古老。另一種說法是封建社會沒有權受教育的女性聚在一起，發明了這種文字。在譚盾看來，“由于‘女書’的閨密性，曲調又優美浪漫，常由母親口傳心授給女兒，因此我決定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出發，避開爭執，尋找女書旋律和曲調的根源。 ”“為我們的母親和姐妹譜寫一座聲音的紀念碑” ，這是譚盾的執念。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譚盾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的時候就曾經去過廣西、湖南交界一帶研究瑤、漢音樂，在拍攝、記錄女書的過程中，他發現某些女書中的曲調與古老的盤瑤史歌很像。為此他去到湖南江永縣女書村，“我發現有十四五個這樣的老人，有的已經一百歲了，就在5年的創作過程中，有不少老人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了8個人。并不是說你有這樣的憐憫心就可以把文化保護下來，我也不是考古學家。經常有人問我‘你是哪一個學派的’ ？我說‘我什么學派都不是，我只是想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去探索這些神奇的音樂是怎么來的’ 。對我來說，我想尋找我的哲學平臺是什么，我的技巧是什么，我為什么可以把《女書》這個作品帶到全世界去，我為什么可以跟世界分享這個歷程。 ”

　　“被浪漫的想法‘俘虜’ ”

　　在微電影交響音樂史詩《女書》的序章中，女書以一種極為寫意的方式呈現——屏幕上以清澈的水代替墨汁，古老的文字淡淡地氤氳在宣紙上，隨后“秘扇”講述了女書的淵源；“母親的歌”講述了女書的傳承；“穿戴歌” 、“出嫁歌”講述了姐妹之情和母女之情如何維系了女性之間的情感寄托；“女書村”講述了女書的孕育；“深巷”講述了女人漫長的一生；“女兒河”講述了女性留下的思念之淚……整部作品以“活在夢里”結尾。

　　譚盾選擇了豎琴作為原生態聲音與交響樂隊直接連接的橋梁，也為豎琴這個在交響樂隊中很難作為獨奏出現的樂器，寫出了意料之外的音響效果——絢麗的音色被淡化，帶來的卻是些許如古琴般的悠遠味道，令人驚喜并贊嘆。在談到創作觀念時，他表示，“影像代表過去，交響樂隊代表未來，豎琴是我心目中最女性的一件樂器，它是橋，把過去和未來連接起來。豎琴在音樂史上，一直是一件‘裝飾’和‘音色’樂器，但這回我把它寫得非常戲劇性。它像是一個歷史的‘女聲’ ，在敘述，在哭泣……”

　　在譚盾的心里一直有一個很理想的假設：“如果是用我心目中最美麗的三支交響樂團，比如說：美洲的費城交響樂團、歐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和亞洲的NHK樂團，把最美麗的女書傳到世界各地，那該有多好呀！所以我開始和這些樂團聯絡，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樂團都被我這個非常浪漫的想法給‘俘虜’了，于是他們決定支持我的世界巡演。 ”相比較以往單純的交響樂作品演出， 《女書》這個項目明顯要復雜得多，等譚盾很多次去過女書村后，一次比一次深刻地體會到其實這是一個必須要借助視覺藝術才可能完成的創作。由于當初的計劃和預算并未牽涉到任何有關電影的拍攝，所以這部分經費必須由譚盾個人承擔。“我帶領我工作室的團隊一切從零開始，購置了四臺高清攝影機和全套的三軌數碼高清影像剪輯系統，并且招聘了全職的攝像人員和剪輯人員。我們每一次去女書村總是浩浩蕩蕩的一大隊人馬——從攝影師到錄音員及龐大的藝術管理梯隊。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到后來，我突然意識到已經很難收尾了。但不管怎么樣，我們還是完成了它。最后我和我太太說可能需要賣房子才能完成這個項目，她說賣房子也得先把它做完，太太的支持對我很重要。 ”

　　“找到自己的精神地圖”

　　《女書》實際上是2003年譚盾創作的《地圖》的姊妹篇，也是另外一個“地圖” 。“女書就是關于我家鄉的，為什么要一直寫家鄉的呢？因為我一直在尋找‘我是誰’ ，就像我很喜歡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貝拉·巴托克一樣，他一直在尋找自己是誰，他找到了‘他’ ，他也為全世界的所有人找到了‘他’ 。這也是我想做的。所以《女書》要探索的就是我們的母親是誰，我們的母親是什么樣的母親？我們的母親是我們想象中的、意念中的母親嗎？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譚盾說。

　　十年來，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國大使，譚盾坦言他獲得了很多“特權” ，但是“特權”越多，也就意味著責任越大，“其實我一直在掙扎中，因為我覺得我身處在特別優越的環境下，我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使，我想去哪里都可以去，這些權利都是文化給我的。但是同時我覺得我的‘特權’越多，我的生存緊迫性越強。因為我要找到我的哲學平臺、與眾不同的技巧，只有找到這個平臺和這個技巧，才無愧于當下這個多元化的時代” 。

　　“中國天天在建設，這種建設的步伐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但是不能忘記，在建設最快的時候，也是在以最快的速度消亡我們的記憶、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文化。我的‘地圖’ ，我的‘女書’ ，就是自我的認識、母親的認識、傳統的認識還有信仰的認識。這是可以和全世界分享的。 ”據譚盾透露，他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的另外一個項目—— 《敦煌》馬上就要啟動，“我要做《敦煌》的項目，不僅是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起保護敦煌的壁畫，以及中國儒釋道文化里精彩的記憶，同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和全世界所有人分享的哲學文化的平臺，這對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滿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