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圣遂：市場不曾磨滅大學出版理想

賀圣遂 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

　　“事實上，中國學術和科技的發展、理論研究相對落后，社會對出版界有太多的期待。憑借這些期待，大學出版社完全可以成為一流出版社。然而，始終要警惕的，是僅用規模的標尺來衡量和評價出版社的發展。”

　　復旦大學是中國有條件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學，那么，復旦大學社就要做好這樣的準備，通過不懈努力力求早日成為一流大學的一流出版社；它的產品，始終是與這個一流大學的學術、品牌、聲望以及影響連在一起的。

　　賀圣遂知道，大學出版社加速快跑的時機已到。新發展之路，亦是大學出版理想之征途。

　　在以市場化為指征的出版變革時代，地方出版走出的橫向并購、多元擴張、集團化經營的橫向擴張道路，并非唯一發展道路。珍視自己“學術出版文化使命”的大學出版人，其內涵裂變、專業出版、自我革命和螺旋上升的發展道路日益明晰。

　　“大學出版社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越來越找到了適合中國大學出版發展的一些規律。”這是賀圣遂的評價。比如，中國是一個教育大國，教育出版一直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重視和需要的，而大學出版社在教育出版方面的優勢表現得比較充足；第二，這些年，國家在出版政策方面重視學術出版的導向，使得大學出版作為學術出版的機構，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肯定。藉由各級政府、社會團體資助的很多學術出版活動，大學出版逐漸形成特色，這也是一種在經濟上有保障的出版。可以發現，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呈現的學術水準和面貌比過去大大提高，由此，賀圣遂的判斷是：“在我看來，大學出版社的發展比其他類別的出版社更為平穩。”

　　應該說，近幾年來出版界的關鍵詞之一為轉企改制，有觀點認為，轉企改制是以市場化、集團化為主要指征的，對此，賀圣遂持保留意見。

　　“轉制的指征之一是市場化，但未必一定是集團化。集團化只是路徑之一。”他以“國防”生動做喻：“未必所有的出版社都按照航空母艦的路徑來設計發展道路。中國現在有了一艘航空母艦，但如果只有航空母艦，國防是無法保證的，作戰是無法進行的。”

　　由此，市場化、企業化的新形勢下，在賀圣遂看來，大學出版的傳統依舊，使命未變。 

　　“從出版的屬性來說，可以有主要以社會效益為主的出版社，也可以有完全是商業操作、重視經濟運行效率的出版社。在集團化的潮流下，很多人擔心，大學出版要被別人淹沒，這種可能性極小。”

　　為什么？事實上，中國學術和科技的發展、理論研究相對落后，社會對出版界有太多的期待。憑借這些期待，大學出版社完全可以成為一流出版社。然而，始終要警惕的，是僅用規模的標尺來衡量和評價出版社的發展。“大小不是唯一的尺度，經濟貢獻也不是出版的本質。立足自身定位，有所為有所不為。”

　　什么是大學出版的本質？賀圣遂的建議是，大學出版人應該留意一下世界大學出版的歷史。

　　作為學者，對推動現代出版誕生和發展的大學出版，賀圣遂早就開始了自己的研究。西方在11世紀就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大學誕生后，大學出版也逐漸出現。經過幾百年的開拓和積累，終于醞釀出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這樣蜚聲世界、無與倫比的一流出版社。當然，這也和英語的強勢地位有關。

　　“大學是人類知識、思想、技術、觀念創造和傳播的所在，大學出版是為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精神困境服務的，她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人類發展的方向。”在賀圣遂看來，人類繼承什么，發展什么，解決怎樣的問題，始終是大學出版榮耀的使命。大學出版社是一塊非常了不起的領地。有人做過統計，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幾乎都是在大學出版社里出書的；世界思想、文明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都在大學出版社出版，如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最重要的權威研究著作都在大學出版社中出版，對人類文明史研究最權威的著作都由大學出版社推出。

　　所以，大學出版社該做什么？大學出版社該做學術文化出版。只不過，世界范圍內的學術出版都一樣，不要對它有太多的經濟期望值和利潤回報要求，學術出版主要是一種文化建設。

　　“如果我們能夠將體現中國最高學術水平的圖書都納入大學出版社，我們的責任就盡到了。”有人爭論，問什么是大學出版之痛？“痛不在于不能集團化和實現規模的急劇擴張，而是我們還未能生產足夠優秀的著作。前些年，大家普遍比較看重經濟效益，而不是強調出版的文化屬性，和大學出版的學術服務功能，與國外一流學術出版社相比，我國大學出版社貢獻的一流學術著作相對而言還不夠多，這才是大學出版的遺憾。中國大學出版社理應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成果傳播給世界。”

　　當然，當所有的出版社都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游泳的時候，市場競爭中，噸位也是一個重要指標。一些集團挾政府資源、資金和市場等優勢，對大學出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擠壓。對此，賀圣遂給出的競爭對策是，“大學出版社根據自己的大學發展出自己的專門出版，這是最好的發展之路”。

　　“國家成立一所大學的同時，賦予了它一定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的使命，如果一家大學出版社能為自己所屬的大學的學術研究提供最好的服務，能夠為這個學校增光添色，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賀圣遂不無直率地說：“如果一家大學出版社拿不出幾種像樣的學術出版物，不能為本校及中國學術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規模再大，在我看來，也只是個‘生意人’。”

　　別誤解賀圣遂，他不否認商業運作，認為“出版物商業運作對人類知識與思想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出版的本質“傳播知識與文明”疏忽了，就是本末倒置。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復旦社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出版社，發展到目前年出版圖書1000余種、年銷售碼洋4億余元的出版社。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復旦社一直將出版的文化使命看得最重，“我們始終在思考，如何在商業與文化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文化與學術。”賀圣遂說。

　　由此，復旦大學出版社給自己的定位是，要經常想到，復旦大學是中國有條件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學，那么，復旦大學出版社就要做好這樣的準備，通過不懈努力力求早日成為一流大學的一流出版社；它的產品，始終是與這個一流大學的學術、品牌、聲望以及影響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的宗旨始終是，配合學校的戰略，出版足夠的代表當代中國學術標桿的學術著作，留下和學校一致的名聲。”

　　這些年來，復旦社的出版成就有目共睹。當代文史研究領域的標桿性學術出版物、傳世出版物，從品種到質量，都贏得了學界和社會的一致認同。身在出版業界多年，賀圣遂的出版理想始終未曾磨滅：“我覺得，一家出版社、一個編輯、一個出版人，如果能夠在當代出版舞臺上感覺到沒有虛度，有所慰藉，有所成就，關鍵在書。復旦社現在有一些名氣，原因是我們始終有書在證明我們的存在和工作。”

　　身在大學里，大學出版總有和商業出版分道揚鑣的時候，“我們應該在我們的土地上茁壯成長、開花結果”。只是，賀圣遂的期盼是，在學術出版、文化建設方面，大學對于所屬出版社給予更多的支持。中國要復興，中國的價值理念要走向世界，出版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大學出版在其中承擔著難以替代的至關重要的責任。大學出版應該姓“大學”，“有多少優秀的學術成果是通過大學出版發現和向社會傳播和服務的，這才是我們的立身之本”。

　　在如何推動大學出版進一步良性發展的問題上，賀圣遂的感受有三。“首先，對近年來國家重視學術出版特別是對學術出版的資助，我由衷贊賞；第二，對新聞出版主管部門這兩年認真指導和提高、提升中國學術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我認為是正當其時；第三，所以，領導部門是不是也由此充分考察大學出版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給大學出版以適合它的發展指導。莊稼只要種好了，就是可喜的，不必強求面積大小。”

　　注意到大學出版的世界規則、中國特色，大學出版與商業出版的差異，大學出版就可以發展得更健康。“學術出版文化使命”，從大學出版社誕生之時其便與其同在，更是大學出版珍視的榮耀，征戰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