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自然生態童年(9)

　　通過《象群遷徙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沈石溪在初始進入動物文學的時候，對“人”的敘述占據的其實是主要位置，由“人”牽引出“動物”，進而表現人與動物的關系。接下來他的眾多短篇小說開始將敘述焦點對準動物，努力去再現形態各異、自足豐富的動物世界，但在這個世界的“敞開”過程中，人始終也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或者與動物有著根本的隸屬關系，或者生活在動物身邊，或者因某種機緣是動物行為的目擊者。總之，在對動物的敘述中，無論采用哪種敘述視角與敘述人稱，如第一人稱的“我”、“我們”的內在式焦點敘述，還是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在作品中總有人與動物、與故事情節發生著關系，人總是作為動物的輔助存在而顯示出痕跡。離開人，作家似乎無法講述動物的故事。且這些人通常都是村落中生活著的自然的人，因生產生活與動物發生著自然的關系。包括那個經常出現的“我”，雖然是外來者，但也已經長期生活在這里，成為村落中自然的一員。在沈石溪的初期探索中，人與動物保持了密切的近距離關系。這是必然的，沒有這種關系，動物的世界就不可能被人發現與敞開。

　　但沈石溪對這種狀態進行了自覺的突破。1984年，他考入徐懷中先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的文學系。文學系兩年的深造，給了他創作一架登高的梯子。“我發現自己以前寫的動物小說基本上都是在動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轉，是在人格化的動物形象上原地踏步……我決心在動物小說這個領域里闖出一條新路來。”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生物學、動物學、動物行為學等方面的書籍。“我發現自己過去對動物的理解很膚淺。動物并不是僅為人類而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它們還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弱肉強食的生存圈，完全可以在叢林法則這個色彩斑斕的舞臺上塑造動物的本體形象。”[17]基于這一體會，沈石溪創作出了短篇小說《象冢》。從這里開始，人在動物世界中的存在開始隱退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完整統一的動物世界自立了出來。作家按照嚴謹的邏輯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依照物種生命特質與種群生活規律，生動造型動物形象，有機展開故事情節。動物世界中人的退位極大地彰顯了動物的主體性，視角的無限制性給了作家極大的自由，作家所有的藝術能量都聚焦于動物本體，每一篇的寫作都是在一個完整的藝術框架內完成這一次動物本體化的過程。這樣的思想與經驗一度給了沈石溪很大的創作空間，《狼王夢》、《紅奶羊》等這些優秀作品都有深刻的烙印。

　　這樣的突破讓沈石溪尋找到了表達動物的一種通路，但毫無疑問，源于人與動物間存在的客觀差異，任何一種對動物的“文學表現”都有人的主觀化想象的嫌疑。沈石溪在這些作品中，有關動物主體性的文學性表現越是自足，就越容易讓讀者與客觀實際的動物展開對比，進而對其真實性發生懷疑。這似乎進入到了一種動物寫作的悖論中，作家在承擔對動物作出較高文學性表現的同時，還承擔著要對其文學性內涵的科學性進行保證的重任，而“文學性”與“科學性”就其本質而言又很難調和。沈石溪遇到的藝術難題是動物文學書寫的瓶頸問題。看起來，動物文學書寫的精髓依然在人類對動物的認識水準上，而這就其本質而言首先又是個科學的問題。

　　于是，不難看到，沈石溪之后的一些作品在敘述的空間架構上又發生了變化。《鳥奴》一篇很有代表性。文本又有趣地出現了內聚焦——一個動物學領域的研究者“我”，因要解開蛇雕的家庭生活之謎而進行的一次野外考察，這一行為過程就成了文本“鳥奴”世界打開的契機。透過“我”的眼睛與“我”的分析研究，讀者看到了也理解了鷯哥與蛇雕不同尋常的共生關系。《鳥奴》對動物鷯哥悲劇命運的表現很深刻，它訴諸的主題范圍是動物界強者與弱者的關系領域。在強者面前，弱者無以存活而又想延續生命的強烈沖動使得它們作出了最卑賤的選擇，寧可甘為蛇雕的奴隸，受盡屈辱與折磨，也要拼命活下去，保全自己的后代。作品對“小人物”的精微藝術表現很有震撼力，不免讓我們聯系人類社會作出對比思考。在《鳥奴》中，沈石溪沒有像《狼王夢》那樣，完全將筆墨自由交予動物，而是有限制性地交予了敘述者“我”，“我”的身份既將這次敘述限制為這是“人”對“動物”的敘述，又具體化為這是一個“動物學家”的敘述。他以科學家的眼睛去發現常人發現不了的東西，他又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去解釋為常人很難認識理解的現象。在此說明解釋的基礎上，敘述的話題才被進一步上升為文學內涵的挖掘與呈現。《鳥奴》努力融科學性與文學性于一體，讓作為敘述者存在的“人”又開始進入動物的世界，不過這個人的身份很特別。

　　動物學家的身份出現在了很多作品中，如《雪豹》、《駱駝王子》等。這一職業身份敘述規避了文學“以人看動物”的視角局限，在每一個細節，每一處文學意義的闡發處首先都力求嚴謹的科學性要素，由此作品的文學構成與藝術風格與此前又有了根本的不同，這是沈石溪對動物文學藝術認知的再一次推進。在新作《金蟒蛇》中，作家將此種視角進一步擴大到“野生動物救護站”，以“救護站”與動物的深度交往為背景，展開不為人所知的幾個物種的奇妙故事。作品再現出了精彩的動物世界，閱讀中充滿了驚奇與陌生化的審美效果，但敘述顯然不乏真實性。作家將此系列作品稱為是“來自哀牢山野生動物救護站的報告”，“報告”的定位可以看出作家創作思想的主旨——強化敘述動物的科學性與客觀性。

　　《野馬歸野》是與《金蟒蛇》同時推出的另一部“來自卡拉麥里野馬繁育研究中心的報告”。這兩部作品都明確標示為“生態文學系列”。其實沈石溪一直以來對動物主體性世界的深度映現，其價值立場就是對自然生態的尊重，對人類社會展開批判反思，追尋人與動物一體化的生命意義世界。這些都是深刻的生態文學理念。在整個創作歷程中，沈石溪就人與動物之間的距離，藉由敘述視角這一表層顯現，在不同階段都作了極富啟示意義的探知。其實無論人“站位”在哪里，沈石溪都希望的是開掘出對動物世界藝術表現的真知，即人類究竟能以何種藝術通道真正進入到動物世界，作出對它們復雜“生命”形態的認知與再現。

　　動物主體性的消失也是沈石溪一直以來思考的另一個重要命題，其消失的主導原因是人類的破壞。通過雪豹放歸的個案，沈石溪在《雪豹》一篇中澄清了這樣的事實，動物必須在充滿競爭的叢林環境中誕生、成長，才能保持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獨立生存。人類因為各種原因破壞了動物的生存方式，無論之后力圖再也任何方式補償、還原，都是無濟于事的。由人類培養塑造出的“動物”，已經失去了動物的主體性，變成了非“人”非“動物”的另一種尷尬的存在形態，在其身上已經消逝了最寶貴的“生命”涵義。沈石溪在《野馬歸野》一篇中，再一次真實再現了由人類培育大的普氏野馬艱難的野放之路。最終野放的失敗成為一個巨大的隱喻——人類永遠無法創造并生成真正的動物，動物的生命是屬于它們自己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創造健康的自然生態環境，保持自然世界物種多樣性的唯一途徑便是人類應當保持與動物的自然距離，給予它們生存應有的空間與自由。同為生命，人類無權去侵害占有動物的生存資源，更無權去掌控虐殺動物的生命權利。

　　人類“發現”動物的科學與藝術道路依然很漫長，在這個征途上，中國作家沈石溪已經行走了很長時間，作出了很大成績，以自己的努力與行動，他還要繼續勘探下去。

　　[1] 吳然：《童年的影子》，《風雨花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6－187頁。

　　[2] 吳然：《太陽鳥》，《歌溪》，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54頁。

　　[3] 吳然：《鳳凰花》，《風雨花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7頁。

　　[4] 吳然：《天使的花房》，“后記”，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90頁。

　　[5] 魯樞元：《“自然”主題的現代衰變——兼及“生態文藝潮”的崛起》，載《文藝理論研究》2000年第5期。

　　[6] 本文主要考察喬傳藻的散文集《守林人的小屋》，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一朵云》，(臺灣)民生報叢書1999年4月第1版。

　　[7] ［英］羅莎芒德·哈丁，《詩人畫家與科學家》，收入周憲譯：《藝術的心理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229頁。

　　[8] 喬傳藻：《一朵云》，(臺灣)民生報叢書1999年4月第1版，桂文亞《原鄉之旅》代序，第5－6頁。

　　[9] [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1頁。

　　[10] 沈石溪：《闖入動物世界》，載沈石溪著《鳥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30頁。

　　[11] 載沈石溪著：《野馬歸野》封底，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12] 沈石溪：《創作談》， 載沈石溪著：《鳥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3] 沈石溪：《創作談》， 載沈石溪著：《鳥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4] 沈石溪：《互惠關系中的豺和狼》，載沈石溪著：《紅豺》序，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15] 沈石溪：《瘋羊血頂兒》，載沈石溪著：《紅奶羊》，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頁。

　　[16] 沈石溪：《闖入動物世界》，載沈石溪著《鳥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32頁。

　　[17] 沈石溪：《闖入動物世界》，載沈石溪著《鳥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