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進步與藝術調整

　　中國當代社會正從以模仿挪移為主的趕超階段轉向以自主創新為主的創造階段，中國當代作家應與這種中國當代社會偉大的、進步的變革相適應，主動地承擔在社會分工中的社會責任，進行與時俱進的藝術調整，努力把個人的追求與社會的追求融為一體，在人民的進步中實現藝術的進步。但是，中國當代文藝界卻存在一種與中國當代社會即將迎來的自主創新和創造階段很不相適應的創作傾向，這就是作家何建明所指出的，中國當代文藝界嚴重缺乏提氣提神的文藝作品，不少作家不是理直氣壯地把握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并在沉重生活中開掘有價值有生命力的東西，而是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主流視而不見，無限放大中國當代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負面現象。

　　不可否認，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雖然夾雜著一些采取較殘酷的形式的畸形發展，但卻有著巨大的歷史進步，這種歷史進步正推動著中國當代社會發生偉大的、進步的變革。如果中國當代作家置身事外，看不到這種歷史進步，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并勇立歷史潮頭唱大風。何建明在尖銳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界那種以偏概全的創作傾向時明確地提出，中國當代作家不能把個人的狹隘心態凌駕在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上，應當看到中國當代社會偉大的、進步的變革并力求生動地表現在這種變革中出現的時代的進步和人民的風采。文學批評家李建軍在尖銳地抨擊西方一些有身份的文學批評家對待20世紀以來的中國人的嚴重傲慢與偏見時也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反映當代中國和中國人實實在在的進步和發展，并對中國偉大文化深刻理解和熱情贊美。這可以說是中國當代作家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但是，不少作家卻普遍缺乏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甚至認為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不過是外加在作家身上的負擔而已。這是一種亟待克服的偏見。

　　在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階段，中國當代文藝既不能在發展中作繭自縛，也不能在紛亂中迷失自我，而是在世界文藝發展的格局中把握中國當代文藝的前進方向，即不僅在大膽吸收外來文藝的有益養分的基礎上努力克服民族文藝的狹隘局限，而且積極推動民族文藝融入世界進步文藝中并為人類文藝的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在中國當代歷史轉型階段，中國當代作家的藝術創造不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在中國當代文藝界，那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文藝觀是很有市場的。有的作家甚至認為，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這是偏頗的。這種將中國當代文藝當作一個封閉自足體并陶醉其中的人無疑是井底之蛙，必將為人類文藝發展所拋棄。在世界當代文藝發展的格局中，如果一個民族的文藝要在世界文藝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對人類文藝的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這就是說，越是對人類文藝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民族文藝，越是世界的。這是中國當代文藝創作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覺。因此，中國當代作家應積極適應中國當代社會自主創新和創造階段，與時俱進，創造出對人類文藝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民族文藝作品。否則，中國當代文藝將很難成為世界當代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民族的文藝沒有推動世界文藝的有序發展，就不可能在世界文藝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產生重要影響。如果一個民族的文藝始終都處在以模仿挪移為主的趕超階段，那么，這個民族的文藝就不可能真正躋身世界文藝的先進行列，甚至還會與世界進步文藝的距離越來越大。這就是說，一個缺乏真正創造的民族文藝，不但不可能完全躋身世界文藝的先進行列，而且遲早將被歷史發展所拋下。中國當代文藝界提出中國當代文藝走向世界這個方向就是承認中國當代文藝在世界當代文藝中的地位和影響不夠顯著，或者中國當代文藝只是世界當代文藝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不是認為中國當代文藝在世界當代文藝以外。至于那種以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的文藝都是世界文藝的一部分而無需走向世界的論調不過是甘居世界當代文藝的邊緣而已。這就是說，中國當代真正優秀的文藝作品在直面現實和解剖現實時不可缺少這樣兩個品質，一是充分地展現中華民族的獨特魅力即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的獨特貢獻，二是充分地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即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獨特貢獻。中國當代作家比較關注當代文藝作品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產生影響。但是，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卻不是主動地開拓世界文化市場，而是被動地卷入世界文化市場，極少數作家甚至逢迎西方世界那些有損民族尊嚴的偏見。這些作家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的。即使暫時有所成功，也終將在歷史上站不住腳。

　　中國當代有些作家之所以不能適應中國當代社會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因為他們沒有進行與時俱進的藝術調整。首先，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在中國當代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中不是自覺地抵制和批判這種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而是甘居社會邊緣，甚至躲避崇高，自我矮化。本來，中國當代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產物，而不是文藝在社會生活中應有位置的真實反映。但是，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卻不是抵制甚至批判這種中國當代社會的不平衡發展，而是順應這種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甚至主動放棄他們在社會分工中的責任擔當。這不但不能有效地抵制和批判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而且難以有力地促進中國當代社會和諧發展與全面進步。這是極不利于中國當代文藝有序發展的。因此，中國當代作家應該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前列，自覺地承擔在社會分工中的社會責任，并在盡心盡責中推動中華民族文藝乃至世界文藝的有序發展。其次，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割裂了作家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批判和現實生活自身的批判的有機統一。文藝的批判是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批判和歷史的客觀批判的有機結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是揚棄，而不是徹底的否定。這就是說，作家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批判和現實生活自身的批判是有機統一的，而不僅僅是一種偶然的巧合。魯迅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問時認為，作家不僅揭示真正的真相即“剝去了表面的潔白”，而且批判罪惡，肯定真正的潔白，即“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參見《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頁。)而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則停留在拷問罪惡上，而沒有繼續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們在沉重生活中往往被那些貌似為民謀利、實則欺世盜名的所謂英雄人物所迷惑，不能開掘出真正的潔白。在中國當代社會，各地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有些地區非常發達，有些地區則欠發達。中國當代作家不能在社會浮躁中沾染那種嫌貧愛富的不良習氣，不能超越地域限制，往往在發達地區尋找中國當代社會未來的真正的人。即使在發達地區尋找中國當代社會未來的真正的人，中國當代作家也不能以表面的潔白代替真正的潔白，而是剝去表面的潔白并在沉重生活中開掘出真正的潔白。再次，中國當代有些作家在世界觀上是有矛盾的。21世紀初，有些作家在文藝創作中出現了這種現象即作家們在表現消極、落后、陰暗、丑陋的時候，得心應手，很有感染力，也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同；但是作家寫光明、溫暖、積極、進步、向上的時候，功力普遍不足，哪怕是寫真人真事，也容易讓人指為虛假寫作。這種創作現象雖然反映了一些作家藝術表現力的缺乏，即不能將真善美東西表現得真實感人和一些人接受心理的畸變，但從根本上說是一些作家世界觀矛盾的產物。有些作家的歷史觀與價值觀是矛盾的，在歷史觀上，他們認為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邪惡的橫行是歷史發展難以避免的；在價值觀上，他們還是痛恨邪惡橫行的。因而在文藝創作中，這些作家雖然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各種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極現象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是，這種批判不夠堅決和徹底，有些羞羞答答，對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未來還是半信半疑的。如果這些作家深刻地認識到邪惡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本身，就不會陷入這種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矛盾。還是這些作家在理論上不夠徹底。

　　隨著中國當代社會轉型，中國當代不少作家與時俱進，進行了藝術調整。這些作家深刻地認識到作家不能始終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否則，就會喪失對社會的思想能力，甚至墮落為社會的棄兒。這些作家超越自我世界，自覺地把個人的追求同社會的追求融為一體，在人民的進步中追求藝術的進步。這些作家超越狹隘的自我批判，自覺地把自我的主觀批判和歷史的客觀批判有機結合起來，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機統一起來，在時代的進步中追求藝術的進步。這些作家雖然深刻地感到美學要求和社會要求的矛盾、文人趣味和人民趣味的沖突，但是，他們沒有擱置這些矛盾和沖突，甚至在非此即彼中趨向極端，而是辯證地把握這些矛盾和沖突。在中國當代歷史的轉折關頭，這些作家不是汲汲挖掘中國當代社會一些基層民眾的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痼疾，而是有力地表現了中國當代社會基層民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勇立歷史潮頭唱大風，力爭成為中國當代社會進步的、變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