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走進大學與大學文學教育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訪談

　　張岳健：前幾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引進了閻連科、劉震云等多位知名作家，你們的選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是出于學科建設考慮的需要，還是有別的目的？

　　孫  郁：引進作家進校院不是我們的首創，國內的幾所大學都曾有作家進校園的嘗試。我們當時的設想很簡單，主要是想改變文學院的學科生態。

　　大學的文學院教學已經形成了模式，只注重文學史知識的學習，以及文學閱讀與文學批評的訓練，但幾乎沒有文學寫作的培養和訓練。新中國成立以來， 很多大學的中文系都強調“不培養作家”，中文系畢業生能夠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寥寥無幾。這對愛好文學的學生來說是件遺憾的事情。而以傳授知識為單一性寫作模 式，實際上弱化了學生對母語的把握能力，文學院沒有文學，成為一種尷尬的現象。引進一些作家進校，設立創造性寫作教研室，是為了改變這一尷尬局面。

　　張岳健：從現有學科分布看，創造性寫作專業如何融入到大學體制里？

　　孫  郁：我們知道，寫作分為學術性、實用性和文學性等不同類型，而目前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范疇內的培養和訓練普遍集中于學術性寫作這一單一形式。應該說，文學 性寫作是文學的根本。無論是文學史研究還是文學批評，其圍繞的對象都是文學的文本。文學創作的文本既是文學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提供文學審美經驗的最重要 的來源。因此，創造性寫作的目標就是讓學生在實踐中了解文學文本的生成，換一個角度——即從創作者而非接受者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文學，領會文學的魅力。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既可以得到語言和思維方面的錘煉，同時還有可能在思想內容及主題等方面去進行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探索和嘗試。創造性寫作不僅能夠培養文 學性寫作者——作家或詩人，同時也能夠為文學閱讀者和批評者提供一個全新而重要的視角。這是穿越舊的知識結構的調整，使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更貼近文學的本 質。

　　張岳健：聽說你們把這種寫作列入自設的二級學科，這有理論依據嗎？

　　孫  郁：在我們制定的方案里，對這個新設立的二級學科進行了理論描述：創造性寫作吸納并綜合文學生產、文學接受、文學批評等多個方面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基礎，同時，創造性寫作還有自身獨特的理論基礎。

　　創造性寫作的理論核心在于“創造”。與其他類型的寫作相比，創造性寫作更直接來源于寫作者自身的主觀意圖，是寫作者自身的想象、情緒、經驗和體 驗的文學性表達。但與此同時，創造性寫作又必須考慮接受者的一方，尤其在當今文化生產的特殊機制當中，需要同時對文學的接受、閱讀、傳播、影響、批評等諸 多環節進行研究和考量，并將考量結果納入到寫作的過程之中。這種寫作的培養，旨在喚起對形象表達的敏感度，從既成的思維模式里走出，以一種原生態的感受 力，進入事物的本質。

　　創造性寫作不是一般的文體的訓練，而是借助形象，以陌生化的筆法，呈現生活的本質和精神的內涵。文學研究是對知識的渴求，追求的是規定性的、確 切性的存在。創造性寫作不屬于規定性的實體，它是一種不斷陌生化的不定形體。寫作不是將自己變為一種形體的奴隸，而是注意在無法之中的“法”，學會在情感 與理性之間捕捉存在的意象。或者說，它繞過了科學與實證的領域，進入混沌與無意識之所，以形象的方式表達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真相。它是對認知極限超越的訓 練，是在對智性與趣味的詩意的表達的訓練。這個過程乃反程式化、反教條的一種精神的放逐。它是去匠氣的過程，是神靈飛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里，人的品性、 操守、信念都得以從世俗的層面超脫出來。

　　因此，如何進行個性化的文學寫作、如何在新的文學生產機制中保持個性化創造的同時符合文化生產的規律，這都是創造性寫作自身的使命。當實用、功利成為寫作的動力的時候，思想是不能產生的。而創造性的寫作在某種意義上說，乃提升精神價值的動力之一。

　　張岳健：創造性寫作與其他二級學科的關系如何？

　　孫  郁：與創造性寫作相近的二級學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學”。

　　我們的方案這樣解釋：“中國現當代文學”側重通過文學歷史中的文學文本的產生、文學思潮的影響、文學現象的分析，以及流派群體的集合等等方面的 研究，來考察文學作品的思想與藝術特征，并給予相應的歷史評價和審美判斷。“文藝學”則側重研究中西方文論、闡發文藝思想，在理論的層面對藝術的規律進行 探討。這些均是一種理性的沉思，是對文本的細讀后的一種精神的歸納。可以說是文本的文本。

　　而創造性寫作則是文本的培育，乃文學的母體之打造。但這種打造是經過了理論暗示的打造。創造性寫作結合兩者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原則，并吸納兩方面 的研究成果，并將之作為寫作實踐的一種參考，以一種文學史的發展的眼光和理論的高度指導寫作，力圖創作出更加符合時代、現實、思想和藝術需求的作品來。

　　這樣，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文藝學研究，就與研究對象有了共振的關系。它們不再是分裂的狀態，而變為一個較為系統化的整體。這對豐富學科，培養學生的母語表達能力，是一種促進。

　　張岳健：您對目前的文學教育最不滿意的是什么？

　　孫  郁：目前文學教育的問題之一是，傳統的文章學理念消失了。自從桐城派的文章被逐出文壇，文學教學與語文課堂，都不太講文章學，許多大學的文學史課偶有涉 獵，亦言之不多。民國初年，說桐城派壞話的人都有些底氣，多能寫一手好的文章。那是受到西學影響之故，但內在的功底亦含有古文的妙意，他們未必意識到此 點。而后來白話文學的八股調漸多，連方苞、姚鼐那樣的文字也沒有了。這對文章學的發展是一個不幸。白話文學的經驗與古文的經驗，其實形殊而理一，中國的文 章氣脈，割斷起來去講，總還是有些問題。

　　張岳健：如何理解文章學的理念？

　　孫  郁：現代文章學理念的變遷，與西學的漸進有關，文章觀與先前大異起來。梁啟超開風氣于前，章太炎扭轉態勢于后，彼此價值態度迥異，而對詞采突圍的渴望是相 近的。后來的學人與其相互呼應，對新文化的推進都有不淺的功勞。舊時文人的文章有兩類，一類是不正經的文章，一類是正經文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就喜 歡寫雅正的作品，思想要合乎孔學之路，才情不逾孟子之矩。他們推崇孔孟，而荀子、韓非子、李斯的文章，因為偏離雅樂而被排斥。譚嗣同就批評過荀子的思想， 章太炎則挺而為荀子辯護，除思想的呼應外，主要是在文章學的層面。荀子的文章，不像孟子那么單一，處處有復雜之氣，內中有一種變化，層次多樣。他看到人性 的惡的意味，又能以非道德化的眼光看人看事，文章則有超邏輯的意韻，拷問與詰問都有。他從莊子那里看到其悖謬的地方，又能補孔子思想之不足。這在章太炎看 來是不小的價值。太炎還推崇魏晉之文，對其弟子頗有影響。錢玄同對明清以來的文章的不滿，也可以從太炎那里找到依據。魯迅對阮籍與嵇康的喜愛，大約都與老 師的理念有關，那是被其逆于流俗的風骨所打動的緣故。

　　張岳健：我們的文學史家對此是否有所研究，文學史家如果注重文章學，也許會對文學教育更有幫助。

　　孫  郁：此類觀點在阿英、唐弢那里都有，他們內心的文學史，總是與學院思維有些差異。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受極左思潮干預，不能使自己的“論從史 出”的觀點一以貫之，便寫了《書話》，聊補那本文學史之不足。這《書話》呈現出另類的文學史的思路，有文章學的理路。但那時候的研究者，一時還沒有顧及它 內在的價值。

　　我覺得唐弢先生其實是在周氏兄弟的思想中找到了他需要的東西，他的讀書趣味、藏書趣味，很多地方和周作人四大弟子是接近的，他們彼此文思都有相 通的地方。但他又警惕這些人的文章，怕滑到士大夫的路上。這原因是他來自底層，有過苦難的經驗。加之思想近于左傾，便又有與周作人沖突的地方。他認為魯迅 是好的，魯迅思想里的一些元素比周作人要高，那是脫離士大夫痕跡的緣故。但是周作人散淡、遲暮之感對他亦有引力。其間的快慰與自得其樂之情與其思想相吻。 這是士大夫的遺存，那種書齋氣，銜接了中國古風里的東西。他覺得這個東西也未嘗不好，至少在文章學層面，亦有價值。

　　張岳健：您所說的文章學理念，好像是更寬泛的概念，不僅僅包括作家的文本，似乎還有學者的文本。

　　孫  郁：研究新文學的人，不太注意學者文體的藝術問題。學者文體也含有美文的因素。比如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的文體。他們的詩很有感染力，散文也自成一家。 不過，在我看來，他們最大的貢獻表現在一種述學的文體上。王國維的詞寫得好，詞話亦佳，但述學的文章從容不迫、博雅闊大，透明的思想與科學的態度，讓我們 感動不已。《觀堂集林》寫西北文物與考據，短小精悍，毫無廢話，陳述間冷峻深切，有奇思涌動，讀者望洋興嘆者再。陳寅恪寫隋唐研究的文章，是文言里的輕 歌，好似帶著旋律。義理、詞章、考據均在，且態度是現代科學精神的一種，比晚清文人的關于儒家典籍的文章，更有魅力。至于錢鍾書，則有鬼才之喻，那文章起 伏之間的機智與才學，亦可謂前無古人。錢鍾書在白話文進入衰敗期時，拒絕以流行色為文，寫古往今來之事，多六朝語境，間雜英文詞語，東海西海一體，南學北 學同道，文章乃碎珠貫串，以小見大，遂有汪洋恣肆之態。《管錐編》是一部奇書，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文章學的一種新式的嘗試。周振甫在《歷代文章學》一書 里，多次提到錢鍾書《管錐編》關于歷代文人文章的看法，實乃同代知音。在白話文流行多年之后，能以從容老到的舊式辭章里喚出新意，乃一種絕唱。古文在這些 智者的手下，有了新的氣象。

　　現代文章學理念的變遷，由兩類人所推進。一是大學學者，一為社會邊緣上的作家。于是便有了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的區別。這里的情況復雜，有的作家 之文從學者之文里脫胎出來。有的學者之文受到了作家之文的暗示而漸生新意。學者中又有公學與私學之分，文體的樣式就各不相同了。

　　上面談及的許多人的文章屬于學者之文。但作家之文就復雜了。小資作家是一種樣式，流浪作家是一種風格，還有市井作家，文字在雅俗之間，系另一種 風格。比如徐志摩的文章，就甜得過分，濃得過分，可是真意在焉。蕭紅的文字是泥土里升騰的，乃另類的文本，有天籟般的純粹。趙樹理的文章系舊學與大眾精神 的結合，通俗而干練，開新文學另一種文風。后來的左翼作家竭力要寫出巨作，但卻沒有多少新意，除了觀念的問題外，文體缺乏生命的亮度也是一個原因，這里的 深層因素，是大可以深究的。

　　張岳健：文學教育如何貫徹文章之道，訓練的辦法是什么？

　　孫  郁：對此意識最為清楚的，大概是中學的老師和散文家。自葉圣陶、夏丏尊起，已有了理論的摸索，后來呂叔湘、張中行倡導文章的理路的訓練，功莫大焉。這個傳 統，已經深入人心，而做好此事，卻并不容易。前不久讀到人大附中學生的文章選，看到指導教師的訓練理念和學生的實踐，頗有感觸，覺得是葉圣陶那代人精神的 延續，對當代文章學理念的充實都有可借鑒之處。這一本學生的作文，有許多老師的心血，謀篇布局多有深思，練筆的方法含有巧意。古今的文脈，在此不是隔膜， 而是連貫起來了。

　　許多知識可以在課堂上傳授，但作文卻另有一路，有時顯得無跡可求。古人的辦法是多讀、多思、多寫，那確也是一種選擇。桐城派對于義理、考據、詞 章的講究，就有一點這樣的意味。而白話文的寫作，道理是一樣的。附中老師是懂得其間妙意的人，選擇了許多的辦法催促學生，在文章的世界尋找自己。一是學會 模仿，從課文里找到自己的行文邏輯。一是讓學生逆向思維，任意談論自己的觀點，不刻意追求什么樣式。還有的是通過討論，形成自己的思路，達到各抒己見的目 的。印象深的，是老師對學生獨立思考的引導，這是學生文章大有進步的原因之一。仔細想來，這背后，有我們看不見的規律在。

　　張岳健：指導學生寫作，是否會因為目的性而形成套路？他們是如何避免這些問題的？

　　孫  郁：我看這些學生的作文，最大特點是言之有物，思想的含量很高，沒有被八股的東西所擾。老師的引領方式引起我的興趣。有按部就班的仿照、延伸閱讀，有打破 常規的個性練筆。從經典的文本讀后感寫作的培養，再回到自身的冥思，讓學生不是匍匐在前人的思路里，而是學會懷疑，自己判斷。哪怕觀點錯誤，亦是自己的偶 得，乃血管里流出的聲音，不是套話里的羅列。比如講授沈從文的《邊城》的時候，便讓學生看看汪曾祺的《受戒》，相近傳統里不同意趣，則使人忽然悟出玄機， 知道審美的萬千變化與內在的脈息。這樣的引導，是深通文學史的一種訓練，老師就不僅僅是課文的分析者，也有了作家的文章學的思路，其思路與古人的妙悟暗 合，離當代文章家的理路亦近，穿透力是強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討論方式。《雷雨》的教學，看出開放性的特點，學生對人物的不同理解，看出訓練有素，與老師的思路多有差異。這個選題的價值在于 沒有定論，宿命的話題，是用邏輯無法解析的，但在不同思路里的撞擊中，審美的神經經受了洗禮，詩意與哲思便在心底刻下痕跡，是可以形成認知世界的暗功夫 的。對孔子的討論更有意思，學生的觀點多種多樣，亦有會心之處。老師訓練的路數里一直貫穿著“五四”那代人的思想，不是以奴性的眼光打量遺產，在理解與同 情中，多了個人主義的視角，批評的話語也水到渠成地出現在文章里。

　　中學生寫作，是走步的嘗試，只要能讓大家自由言志，有骨有肉即可。幼稚并不可怕，關鍵是能否心口一致或文言一致。不過這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我也 在學生的作業里看到不同的理念，比如有位同學的《論世貿雙塔的倒掉》，乃模仿魯迅的文章，諷刺美國的霸權主義。作者以“惡有惡報”、“多行不義必自斃”來 形容美國受到的攻擊，不免國家主義的氣量，乃當下思想環境的必然產物。可是我也在書中讀到另位同學《關于日本地震》那篇非民族主義的文字，普世的意識就有 生命的溫度，考慮問題則非意識形態化的。這種不同思路的文章，可以給讀者一種思考。對比是重要的。附中的老師對各類文章的寬容，可見自由的思想已滲透骨 髓，乃健全理念的閃爍。我們于此可得的，是獨思的成果。教育的目的，乃讓人獨立思考，“始之于懷疑”是重要的，能否“終之于信仰”那是另一個問題。前者的 重要性，我們的前人早就說過，后者的可意，是要慢慢鍛煉方可達到的。文章學不是凝固的形態，乃催促生命的內覺不斷豐富的內力。胡適生前一直主張寫實主義， 不為套路所囿。在詞章上，他自己寫不出怪誕幽默的文字，但對那些有個性的文章是喜歡的。講到新文化的幾位文章家的時候，就看重那些不正襟危坐的文字。文章 太正經，易成為假道學的遺存，不易產生審美的力量。胡適覺得新文學作家中，有些人是有逆忤精神的，詞語與句式與常人不同，反邏輯的亦偶有出現，遂有了迷人 的趣味。

　　我們多年的教學，讓學生多去寫空幻的話題，虛假與平和的東西太多。這原因大概是缺少思想的碰撞，思路在別人的身上，出格的精神甚少。附中的教學 一直鼓勵學生的思想性，就產生了諸多有個性的作文。有位同學解析王小波《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就很有意思，文字間是自我的覺悟。“我們不能被牽著鼻子走， 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還有位同學批評朱自清的文章“教給我許許多多描寫的技法，卻沒有帶來思考與啟迪”。都是悟道之言。他們的文章好，與這種越界的思維 不無關系。

　　張岳健：在大學階段，知識訓練越來越多，感性的寫作如何與科學理念結合起來，的確是一種挑戰。

　　孫  郁：大學的寫作訓練，比中學更豐富了，自由度更大。但我們的老師的學術思維和文學創造性寫作的思維不同，不能給學生帶來更多的滿足。作家進校園，可能會改 變這一局面。學生的創作，最好是由作家來引導。沈從文當年在西南聯大時的授課，就影響了汪曾祺先生。作家的引導示范，是有積極意義的。他們的思維方式與一 般的教授不同，可能更接近寫作的本質。當然，寫作不是教出來的，而是領悟和實踐出來的。沒有寫作天賦的人領悟不了，但有天賦的人沒有被激發出潛能來，也是 教育的失誤。

　　汪曾祺回憶說，沈從文的課很單一，不是學問家的那一套，但細心聽下去還是很有意思的，他會隨意講些創作經驗一類的東西。這些非學院派的東西讓他 感到新奇，有些東西正符合自己的情感狀態。一些談天式的講授還啟發了他創作的靈感。不過沈從文日常的那些狀態更讓他著迷。因為在文壇很有名氣，就和各種作 家有交往，同學們也跟著沾些仙氣。比如請一些作家來校講課，推薦同學們的作品發表，對青年學生來說都是難得的記憶。這是一個純情的人，沒有教授腔與文藝腔 的人，而且他的駁雜、多趣，又帶有淡淡的哀傷的情感方式，是打動了汪曾祺的。

　　張岳健：但汪曾祺的出現，恐怕不只是沈從文的影響，創造性寫作如果只在這個層面，是不是缺少了些什么？

　　孫  郁：是的。小說寫作、戲劇寫作只是訓練的一種。其實還有一個更廣泛的文章學的理念，就是培養學生對書畫、文物器皿的興趣。啟發大家有雜學的感覺。除了專門 性的知識外，還要有對古文、戲劇、歷史遺物的感受力。汪曾祺在西南聯大就常常參加拍曲的活動，這對他的審美訓練很重要。他還喜歡繪畫，這些士大夫的興趣成 就了他的小說的寫作。

　　“五四”之后，新文人吐故納新，有諸多佳作問世，遂引領著社會風潮。但那些新銳作家，都有很好的國學基礎。比如魯迅、知堂、張愛玲，古文的基礎 都好。還有一類人的知識結構也很有意思，比如齊如山、張伯駒等人，文章也都好。他們對戲劇、民俗、文物的研究很深，文章有東方的氣派。現在的文學教育不涉 獵這類人物的經驗，也是不行的。

　　前幾日看一位朋友寫的《張伯駒年譜》，覺得很受啟發。像張伯駒這樣的人物，主張文化里的靜的一面。近代以來的革命，在動的一面甚多，忘記了文化 安靜的益處。中國文化的精妙之氣，在于超時空里的安靜。古老的遺存定格在生命深處，外面的風雨如何變動，均不能撼搖其本性。于是在晦暗之地有奇光閃爍，于 風雨之夜有安定之所。張伯駒的文化理念，其實并非落伍者的選擇，至今想來，那溫潤的詞語與曠達的情懷，豈不正是今人所需要滋潤者？舊的戲文與辭章，乃幾代 人精神的積淀，是粗糙生活的點綴，也系由無趣進入有趣的入口。張伯駒深知我們的時代缺少什么，于是苦苦尋夢，且與世風相左，那恰是他不凡的地方。

　　張岳健：在教學中注重傳授這樣的文人經驗，的確有意思。這些都是在通識教育中完成的吧？

　　孫  郁：是的。是在通識教育里進行類似的訓練。在本科培養的路線圖中，進行這樣一些訓練是必要的。文學院畢業的學生，起碼要會填詞，寫舊體詩。這是最基本的本 領。而要有這樣的本領，則非注意知識結構的豐富性不可。還以張伯駒為例，我注意到，他平生留下的文字不多，除《紅毹紀夢詩注》外，還有《續洪憲紀事詩補 注》《叢碧詞話》《叢碧詞定稿》《素月樓聯語》《春游瑣談》《叢碧書畫錄》等。我于此看到其知識結構，覺得那一代人的雜學里，有文化中最美的元素，這些在 如今的文學學科里已經沒有多少位置，被認為是一種小道。但其實我們細細查看，則有文史里貴重的存在。我們從中所得的，是在新文學里所無的東西。比如他的書 畫題跋，幾乎篇篇都好。所談的名畫、名人筆記，除鑒賞的深度外，還有知識的趣味。明清之后，士大夫喜歡寫短的書話，從錢牧齋到紀曉嵐，從知堂到黃裳，寫過 許多美文。張伯駒與他們不同，他寫的文字都與實物有關。從古人的遺跡里，摸索歷史線索，又談及思想與詩趣，就沒有空泛的感覺。文明在他眼里，是形象可感的 存在，觸摸到的文與畫，可激發我們對遺產的愛意。所藏的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復贊》卷、宋黃庭堅《草書》卷，均為國 寶，都捐給了國家。言及這些作品時，鑒賞的眼光獨特，有諸多妙文。他在談論書畫的題跋里，常能道出原委，又點明真偽，于線條色彩與氣勢間，揣摩古人心境。 他對民間流傳的藝術品，多有警覺。知道什么是贗品，什么是杰作。現在從事文物鑒定的人，多不會寫文章，有語言功底者不多。而他筆鋒從容明快，如久歷滄桑者 的獨語，文人雅事，悉入筆端。我們這些后來的人，對其遺文，只有佩服。

　　張岳健：您覺得在中學、大學的文學教育中，作家的示范、學者的示范的互動的確重要。可是大學真的能夠培養出作家來嗎？

　　孫  郁：中學、大學的教育，除了知識接受訓練外，重要的是一種校園氛圍。校園里要有現代的東西，也要有古老的遺存。重要的是要把智慧與趣味銜接起來，讓學生對 文字的表達有一種好奇心、一種渴念。而我們的表達，要在古老的文明里久久浸泡著，也要在現實生活里久久浸泡著。讓青年人了解各式各樣的表達里都有樂趣。論 文有論文的樂趣，小說有小說的樂趣，詩歌有詩歌的樂趣，書評有書評的樂趣。這些是要渾然地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引進作家進校園不是指望培養出多少作家，而是 想改變文學教育的生態。讓學者與作家互動起來，給學生更廣闊的空間。福柯曾說，大學有點像一座監獄，意指知識傳授的被動性和思想訓練的機械性。如果文學院 的各個學科長期只有一個模式存在，那是可怕的。關鍵在于對學科生態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多層次的，一是學科內部的調整，一是學科之間距離的調整。文學院的學 生多聽一點哲學院的課，多留意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知識，都會豐富自己的知識，懂得表達的多元性。

　　在某種層面上講，作家的思維對青年學生來說是重要的。可以啟示學生如何對認知極限的超越，如何面對傳統，并在現實里跳出既定的語境，以智者的方 式反觀存在。存在其實就在語言之中，可是我們的語言已經被污染了。惟有那些天才的作家，以奇異的方式在召喚我們的靈智力和良知，召喚我們對人生的認識力。 一個青年要學會用我們時代的陌生的語言進行寫作。魯迅如此，汪曾祺如此，賈平凹也如此。這也是我們引進作家進校園的目的，至于它的效果如何，只能在實踐中 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