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對中國當代日常生活巨變的話語表達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0月08日15:36 來源：中國作家網 荒林

　　張潔、王安憶、林白，可說是時間代際相承的三位女作家。她們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中，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無字》(首次出版1卷2000年，上海文藝。再次出版3卷2002年，北京十月。)、《長恨歌》(1996)和《婦女閑聊錄》(2005)，分別述寫了文化地理意義上的北京、上海、長江腹部中國農村故事。三部長篇以迥然不同的語言風格，描繪出中國延安時間、民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和改革開放的城市化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經驗，以多重復雜情節表達男人與女人尋求愛與認知的經歷，以歷史與現實對話，個人與時代交談，體現了中國女性主義在地域文化、歷史文化和民族國家文化深層次，探求穿透西方女性主義話語權威無形屏蔽所做的有效實踐。《無字》對于北京文化圈中三代女人命運的追問，《長恨歌》對于上海都市文化的懷舊與女人生命思考，《婦女閑聊錄》所寫中國農村女性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遭遇與成長，相輔相成地編織成一幅中國本土女性主義多元話語風景。盡管三位女作家的三部長篇述寫了三個不同地域的三種以上不同歷史，卻采取了共同的本土女性主義詩學策略：其一是女性主人公在復雜經驗中的痛苦而堅定不移地成長；其二是對于地域歷史文化深入細致地表達，將人物語言個性根植于特定的歷史地理文化之中。由于成長本身的個體性和不可重復性，同時由于歷史地理和語言環境的不可置換性，三部小說女性人物的自我發現、自我認知、和身份建構，回避了西方女性主義概念圖解，建立起自身寫作話語的譜系，從而呈現了本土女性主義表達的話語權力。女性主人公的成長不僅帶來了三部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成就了小說本身的藝術，在話語的象征意義上，更達成了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的對話磋商：克服尋找兩性身份的困難，承擔個體生長的使命，溫和地見證所有參與其中的歷史，三部小說探索了中國本土不同文化區域和層面的女性主義需求，以獨立而又互補的詩學貢獻，表達了中國的女性主義寫作所傳達不同于西方女性主義的本土女性主義實踐。

　　第一節       

　　張潔《無字》：大音無聲，尋找兩性身份

　　“在一個陰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著……”，《無字》以這樣對于一個世紀甚至幾千年中國女性人生定格描述為起筆，將半個多世紀來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戰爭離亂與動蕩陰霾布置為全書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中，講述了葉家三代女人的故事：吳為的祖母墨荷由家人安排嫁給自己不認識的男人葉志清，如同接受投籃一樣，在終身的生育中掙扎，最終死于生育。吳為的母親葉蓮子一生所期待、守望的，是那個婚姻中的具體的男人，那個叫顧秋水的男人，除了在結婚一二年中給過葉蓮子一些共處人生的經驗之外，給予她們母女的只有拋棄和虐待。然而葉蓮子一生都生活在這個男人的影子里，至死也沒忘記他。吳為以為自己早已吸取了母親的教訓，卻一生在精神上期待、守望著一個叫要胡秉宸的男人，為了強調這份期待和守望的價值，吳為把胡秉宸想像為“他們這個階級里的精品”，為了這個精華人物，吳為不斷用愛情、思想及創作來為自己增值，最終得到了對方的愛情并有情人終成眷屬。可惜這個精華人物也只是要品嘗品嘗不同女人而已，他之愛吳為，只因她與他以往交合的女人品味不同罷了！

　　在以上的三代女人故事中，男人們幾乎都奔波在戰場和個人的命運奮斗中。三代的故事更在揭示一個這樣的事實：一種奴役的兩性關系是如何作為一種有形和無形的存在，經由時間左右著一代代女人現實和精神的命運。而在與命運抗爭的過程中，這三代女人竟然沒有明確的對手，愛恨交加只是她們內心的苦難，當在無法言說的苦難中發現自己：“半個多世紀的霧不但很濃、很純粹，連太陽也和現在很不相同，……那時的太陽、霧們、鳥兒們……天地間萬物和吳為的關系也比現在深刻。不像現在，不知是她拋棄了它們還是它們拋棄了她，總之是兩不相關。”[[1]]人物處于無物之陣的戰爭中，便是《無字》為“無”的大義。吳為們所抗爭的，是一種源自農業文明背景卻又已從其中駁離的無所不在的精神環境，它的既是外在的更是內在的存在，構造了《無字》人物性格屬性本身，當人物性格自我追問的沖突抵達高潮，主人公吳為瘋狂且自殺，便在作家的預設之中了。

　　然而，人物之死并不影響《無字》主題，某種程度上，《無字》的主題恰恰是從人物之死進行成長的，也許作家的意圖在于，通過人物的死來呈現死亡的背景、死亡的力量及死亡的新生，通過人物之死，達成寫作人物自我主體成長。和1995年前作家的女性敘事更多采用第一稱不同，《無字》采用一種完成時來展開傳記式的寫法，將人物置于作者的全知視野。而所寫人物歷史時間跨度很大，通過心靈反思，時空連結為心靈戰場。“塬”便可以視為《無字》為女人們設置的心靈戰場。張潔說“為寫《無字》我又去了西北三次，給了我更為感性的認識。《無字》中，我努力寫了“塬”，西北的地貌變化很快，希望我的文字能保留一些塬的原始面貌和它給我們的啟迪。”[[2]]對于小說中的女人們來說，“塬”是一個嚴酷的生存背景，卻也是一個煉就她們生存能力的空間。事實上，生存條件的嚴酷和對于這種嚴酷條件的依從與抵抗，正是《無字》中男人們和女人們都無法回避的時代遭際。而這種依從與抵抗的暴力性，又制造著暴力的循環，以致從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進而呈現為語言世界，張潔文本所提供的破碎的女性經驗、被放大的宗教化的母性經驗、緊張的性愛經驗，是一百年來在被動現代化的處境里中國式女性現代經驗的呈現。

　　在揭露這個動蕩不安世紀帶給女人和女孩的災難與恥辱方面，沒有哪部書可以與張潔的《無字》相比，“那個赤身裸體，襠里懸著一根說紅不紅、說紫不紫的雞巴，隨著他的拳打腳踢蕩來蕩去的癟三男人，重又出現在她的眼前”[[3]]在我們閱讀的痛楚中，男權暴力和無恥是如此點點滴滴灼下難以忘記的壓抑。然而，施暴的男人又是從何而來施暴的動機呢？

　　如果我們將《無字》看成是一部審看男權的書，那么同樣，我們不妨也把它看作一部女性自審的書。僅從男人和女人的對立面來考察，事情的確變得簡單，卻也簡化到我們經驗所不能接受的程度。一個世紀的深重代價，真的只是因為男人和女人的對立么？如果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果然不兩立，僅憑傳統觀念就可以念念一生而吃盡苦頭？顧秋水竭盡全力要擺脫葉蓮子母女，卻與侍女阿蘇生死相依，這里面僅一個男人喜新厭舊的理由肯定說不過去。而葉蓮子“偶爾想起婚前的日子，”“覺得她不過是個等著撿剩落兒的人，直到現在，她才有了一個正兒八經的位置，做了一個人的妻子，有了一定的說話權利。而這一切都是顧秋水給她的，她能不愛顧秋水嗎？”[[4]]在此，愛的屬性是這個人獲得身份和權利的感受和認同。這正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維系兩性關系的實質，當女人在男人的空間獲得一席身份，兩性的身份便由此確證并穩定。

　　在《無字》的述情線索中，始終埋藏著一個身份要求的線索。女人和男人相愛并非止于兩情相吸和兩性相交的要求，更重要是求得夫妻的名份。此名份帶來的安全與幸福，葉蓮子終身難忘；此名份的不穩定和可疑，令吳為在做為情人和妻子之間心懷憤怒。《無字》的詩學策略正好體現在這里：對于身份孜孜以求的內在渴求，如果不僅僅由于這些女人受圄于傳統，必另有更深層理由。有趣的對比建立在吳為和胡秉宸這對情人之間。當胡秉宸官場失意，他急切投入到與吳為的婚姻之中，當他有所轉機，又在原妻白帆和吳為之間搖擺。他對于自己與吳為的名份做了一個小小評估，當自己失去官職，身為作家的吳為令他有一種心理安全。張潔試圖揭示，男人和女人不僅有共同的身份焦慮，更有對于這份焦慮的無名把握，來自外部的力量宿命的撐控著《無字》中的男人和女人，這種“不需要武器、肉體的暴力和物質上的禁止，只需要一個凝視，一個監視的凝視，每個人就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下變得卑微”的力量，給每個人物沒有安全感的恐懼。[[5]]《無字》通過述情所做的這一深層心理開掘，可說是《無字》的“無”之另一深義。

　　無限的內心焦慮和身份恐懼，便是顧秋水對妻子和女兒施暴的原因。他的動機是自我生存并防范別人導致自我毀滅。這里是極度自私也是底線自私。在中國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幾千年農業文明所建立的男權———準確地說是父權，(曹禺《雷雨》中的周樸園即是這樣的代表。他對妻子和兒子實行雙重專斷。)并非是通過工業文明方式取代而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在外來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不得已緩步謝幕。對于它的維護、恢復、和懷念，遠比想象的復雜。《無字》的男主人公們或為體驗或為恢復或為那種權力殆失痛苦，生生的無奈、尷尬、和無恥，呈現了中國被迫現代化過程男人們特權漸落的不甘心理圖景。張潔在寫顧秋水把東北軍的最后一批槍支交出之際，刻劃他把每支槍都擦得锃亮，整整齊齊、戰士列隊似地排放在槍架上，然后對著那些多年來與他一起征戰南北、而今離別在即的槍們哭道：“我的兒子呀，我的兒子。”他甚至在日后與任何女人肌膚相親之際，都更為懷念他自己的槍。因為那里才有他的光榮和尊嚴，他曾經體驗到的安全[[6]]。事實上張潔在進行這樣的表達時，充滿了對于失勢的中國男人的同情與理解。

　　在這樣一個風云變幻的世紀，男人和女人都經歷了太多動蕩不安。外來文明的介入，已剝奪了中國男人能夠做穩定家國主人的特權，他們不得不重新打天下或追隨打天下的其他男人，他們暫時已不是女人的主子了，他們在為自己的身份奮斗。《無字》記錄了中國男人的這一特別奮斗過程。在此過程，胡秉宸雖然有戰友一般的妻子，卻期待著“理想”的愛人。吳為的文雅氣質在適當的時候吸引了他。胡秉宸顧盼兩頭，始終不渝的是為自己的身份奮斗不息———刀槍的戰爭年代需要戰友的妻子，文明之爭的文化時代需要作家的愛人。然而正是在作家吳為這里，他發現了自己主人身份的難以確定。是吳為將他所寫的自己的革命的奮斗歷史扔進了垃圾箱！所以，如果認為是男權令胡秉宸，或說男權令《無字》中的男人薄情寡義，無論如何是有些過高估計了中國男權的實力。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男權是強調男人對于女人的占用，以及男人所持有各種各樣特權，在《無字》中所寫的，恰恰相反，是男人們權限的殤失和對于女人孩子的不負責任———由于無權而壓根不能擔當責任！造成葉蓮子母女悲歡離合的罪孽并不是顧秋水是一個大男子主義者，事實上顧秋水更像一個可憐的女人，為了他的主人他奉獻了一生而最終擔當不了妻子女兒的點滴責任。甚至于自己也需要別的女人供養。大男子主義在《無字》中并沒有早年曹禺《雷雨》和《原野》中所表現的那樣，充滿力量、專斷而無情。倒是所有男人在《無字》中體現了前所未有的不負責任、疲軟、茍且和無能。也許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式的女性經驗表達。張潔想要闡釋的是中國的歷史和中國歷史中的現實男女，而不是用抽象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來解讀中國歷史和兩性痛楚的關系。

　　當然《無字》也并不只是揭示了男人身份淪喪造成與他們聯體的女人和兒童命運的不幸。它的另一個主題在于，揭示了女人們在艱苦時代獨立承擔物質和生命，并由此發現的母愛精神資源，通過母女相依相承關系的敘寫，發展了不同于兩性奴役關系的互愛互惜互相理解的母女共生情結。“當炭火旺了起來，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們母女二人總是不約而同地對視一眼。多少說不盡的意味，就在她們母女二人那一眼對視之中溝通。……吳為貼在那一眼炭火旁，幾乎懷著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視著葉蓮子如何戰戰兢兢地翻動著茶缸里的飯菜。”[[7]]小說中始終強調這種母女情結對于有形和無形的兩性奴役關系的破解。事實上小說主人公的成長意義就是一點點破解奴役，迄至破解奴役的激情將人物導向瘋狂和毀滅：在這部充滿激情的小說中，吳為的毀滅如同莎士比亞戲劇中哈姆雷特的毀滅，是自我認知與理性超越對存在之間對峙力量的凌空相抵。

　　傳記因素在《無字》這本書中，可說起著至關重要作用：首先，立傳，為葉家女人立傳，是女作家吳為寫《無字》這部長篇的全部動因所在，她全力以赴要做的，就是要用文字完成對于葉家三代女人命運的記錄，因不甘心于命運的擺布，希望通過傳記寫作控訴壓迫和改變命運，她的努力令她卓越而瘋狂。其次，吳為與胡秉宸愛情與仇恨的糾纏所在，也是圍繞傳記寫作來展開的，吳為要為葉家三代寫傳，胡秉宸要為自己的革命歷史寫傳，這兩個人互相渴望之際，都是出于對于對方文化氣質的向往，結婚之后，吸引他們的東西成為了具體的寫作行為、也成為了他們的較量之所，他們之間非但不再有愛情，而且充滿著寫作傳記的沖突——各自對于對方的傳記心懷仇恨，以至互相否定，終于，最終的沖突表現為吳為將胡秉宸寫的傳記扔入了垃圾桶，而自己因無法完成傳記寫作瘋狂。在《無字》這部小說中，傳記與身份確認息息相關，而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卻無法通過對方確認自己的身份，需要寫作的傳記既與對方息息相關又與對方恍若隔世，在這里，為了獨立身份的獲取，雙方不僅付出情感代價，也付出了永遠無法完成傳記的代價。作為傳記最重要因素的身份，當它遭遇質疑，當它沒有確認自己的參照，它真的寫不下去！那么，什么才是它繼續下去的參考和力量呢？《無字》通過它的兩個男女主人公書寫各自傳記努力的失敗，象征性地說明了個體身份和權力爭取的失敗。在中國過去的一百多年轉型時期，男人對于主人身份的喪失，女人對于奴隸身份的擺脫，是一個充滿血腥的過程，外來文明的界入使男人身份變得無比曖昧，而女人在無物之陣中的掙扎，也使獲取身份分外困難。《無字》正是用無以文字表達的表達式，說明了傳記寫作對于真實身份的需求，也說明了新的兩性身份尋求工作正在中國女性主義寫作中展開。

　　80萬言的長篇《無字》，以男女兩位傳記書寫主人公的分頭死亡，呈現了破碎時代破碎的傳記：一切需要從頭開始，死亡的否定中包含著最大的新生召喚。

　　第二節       

　　王安憶《長恨歌》：城市故事，承擔孤獨與個體成長

　　“站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8]]

　　“弄堂”和張潔《無字》中的“塬”不同，卻又如此巧合地構成一個對比，北方文化圈和南方文化圈的場景對比，由是王安憶的人物和張潔的人物出場、性格和命運也都不相同。而且，《長恨歌》經由香港電影的普及，早已成為上海、物質和女性的代名詞，相比之下《無字》要通俗化就非常困難。然而，正是北京和上海這兩位看似不同女作家的相似的女性主義詩學策略，使我們有可能“用一種新的象征去瓦解原有的象征秩序”[[9]]，從全球女性主義視野看待中國本土女性主義所進行的不同區域自我身份定位。

　　其實互相參照和相互影響的話語實踐，很早就王安憶和張潔之間進行。《弟兄們》和《姊妹們》通常被看作是王安憶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品。它們是在張潔的《方舟》之后發表的。人物間的關系探討，可以看到與《方舟》思想相承的痕跡。前者與張潔的《方舟》甚至情節相近。但兩部小說著重于個體或個別女性的成長問題，《方舟》中所表現的北京知識女性生活和工作的兩難處境及由此導致的嚴重精神困境，在這里只是女性成長中的一個話題。在《弟兄們》中，王安憶并不像張潔那樣，試圖構造純女性的純精神的關系，而是要解構三個以“弟兄們”身份自居的女性之間的關系。小說寫在學校時很要好的三女生以老大老二老三互稱，力求在她們中間建構起一種沒有男性也很和諧的世界，但這種關系失敗了，面對和經歷婚姻、生育，三個人都變了。變的原因，各個體并不同，脆弱的不是精神，而是精神要求成長，各個體要承擔自己不同的人生，女權的集體要求并不能幫助個體，如其中一個人的孩子落在地上受傷了這樣具體而微的事件，卻是個體生命大事。導致了“兄弟們”瓦解。這種細節出人意料，卻深入淺出地探測著人性和夢想。細節令人成長。而《姊妹們》中的那些淳樸的農村女孩子，在出嫁前也曾處于一種純女性的精神的關系中。一旦她們嫁人，成了人家的媳婦，尤其是生了孩子，她們馬上就變了個人。這里的“成長”實際是個中性詞，它既無貶義也無褒義，在受動的婚姻體制中，這些女孩子結束了生命的前一階段進入了下一個必然比前一階段要復雜多的階段。女性這樣的成長的過程，也同樣要經歷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過程，外部世界所給予女性的實現自我的空間實在是太小了，但她們也還是有自己的一些什么。應該說王安憶始終相信個體生命自身力量，有此力量，一切扼殺，無論是男權還是其他力量，都不能完全左右生命的成長。成長并承擔生命中一切，這就是王安憶給與她的人物的充分理由。從王安憶的小說，可以看到上海文化圈是一個更加有利女性主體成長的空間，王安憶在人物表現上，遠比張潔樂觀；在北京的張潔，通常發現她的人物更多的被嚴峻的現實困境所阻隔，精神的成長也因受到更多文化壓抑和制約而倍覺艱難。這些差別當然地呈現于她們完全不同的語言風格上，相對于張潔的凝重深沉，王安憶可說是輕靈而綿長。

　　《現代漢語詞典》這樣解釋“成長”：1生長而成熟，2向成熟階段發展；生長。《金山詞霸》對“成熟”是這樣定義的：比喻事物達到一個完全成長的階段，達到接近完善的程度。據此我們大概可以這樣描述，成長，是事物接近完善的一種狀態，成長又是一個過程，一個不斷向完善狀態接近的過程。就人類本身來說，這種成長起來的接近完善的狀態包括著身體和心靈兩部分，肉體上的發育成熟只是成長的一部分，而心靈上對外部世界的逐漸認知以及自我意識的覺醒、建構，才使人性的成長完整起來。

　　人類的這種不斷成長的狀態在文學上一直被關注著。伊恩·P·瓦特指出“小說是最充分地反映了這種個人主義的、富于革新性的重定方向的文學形式。”[[10]]現代生活和現代小說一起“提供了一批讀者，他們對發生在個人意識中的所有的過程都極感興趣”。[[11]]王安憶小說對于“發生在個人意識中的所有的過程”的詳盡表述，和張潔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當張潔的人物反復追問自我時，王安憶的人物更愿意從外部獲得領悟，讓來自外部的營養轉變為個體成長的熱能，這使得王安憶的人物遠比張潔的人物活得輕松和瀟灑。或者應該說，在上海的王安憶的人物，對于外部世界認知機會更多，而傳統壓力的相對松散，更給了人物完整成長更多的機會。1995年之后的王安憶，更加發展了她一慣的成長小說寫作。此時的成長，更加著意于上海這個中西文化交融地帶的人物的豐富多彩。熱愛城市、向往物質、喜歡享受和冒險，她所創造的女性人物，通常具有健康向上的精神狀態，也通常具有美麗外表。在此意義上，王安憶不僅充分考慮了城市休閑讀者的閱讀快樂，也注意到了女性主義的普及。這一點她也與張潔不同。因為在某種流行普及中，更高的思想將受制約，她的人物多半也就不可能是張潔式的思想者或寫作者。代表著上海文化更為大眾化時尚化的定位，王安憶將作為寫作者的自己和小說中的人物分離，而不像張潔經常渾然一體。

　　可以把王安憶的成長小說分為三類。一類是如《流水三十章》這樣關心小人物個體成長的，一類是如《妙妙》這樣關心女性與命運抗爭而領悟成長的，最為出色便是以《長恨歌》為代表的，描寫人與城市相輔相成存在并互為認知而成長的。由于成長的個性特征，王安憶人物通常形象清晰性格鮮明。

　　王安憶向來被認為是海派傳人，是張愛玲之后寫城市生活能手。實際上王安憶和張愛玲很不相同，她不像張愛玲那樣對于人性和命運絕望，她熱愛筆下的人物并熱情和人物一起飛翔，愿意從生活的底層向上，從物質到精神。王安憶的這類小說更能體現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中積極能動的力量。王安憶相信那是人性的力量。

　　正如伊恩.P。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所說“現代都市化的某些與眾不同的心理特征同時已開始出現了”“城市各地區的街市和人們聚集的地方，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那種人人都能看到又與每個人各自的經歷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物理距離的接近和社會距離的疏遠相結合，正是都市化的一個典型特征。其后果之一，就是特別強調城市居民生活態度的外部的和物質方面的價值。最為顯著的價值——那些在每個人具體的經歷中普遍的價值——是經濟上的價值”[[12]]“一種規模如此龐大、形式如此繁多，以致任何一個個人只能體驗其中一丁點兒的環境，以及一種主要是經濟性的價值體系——這兩者結合起來，為一般的小說提供了兩個最為獨特的主題：法國和美國的現實主義作家經常描繪的關于某人到大城市去尋求出路，結果只落得慘敗結局的主題；通常，與此相聯系的還有諸如巴爾扎克、左拉和德萊賽這些作家對于環境的研究。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被帶到后臺，看到了我們只有在當時正好碰著、或者在報上讀到時才能了解的在實地所發生的真人真事。這兩大主題也都是十八世紀文學的顯著特征。”“小說……揭示了城市全部的秘密。”[[13]]伊恩所陳述的這種由于都市化而帶來的人們心理上的變化，價值觀的變化，乃至于小說主題的變化雖然都是針對18世紀倫敦來講的，但其中很多部分對于我們理解王安憶小說有幫助。王安憶的《長恨歌》尤其體現了“小說……揭示了城市的全部秘密。”從對比的角度，我們可以說張潔的小說揭示的是“前城市的秘密”，因為《無字》中的人物更多處于城市化前夜的不安全體驗之中。

　　現代都市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變化，就是同樣是成長，心靈上的蛻變轉移到了在這成長中城市和人的關系上。表面上看，這城市是背景，但實際上它是個體的人成長的源泉，離了它，這人決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成長；而離了這一個個個體的人，這城市也決不會沿著這條軌跡演進了，兩者就是這樣相依相靠。與《無字》中人物身份尋找充滿焦慮不同，城市中的個人成長就是獲取身份，不同階段可以擁有不同身份。身份的外給和內證是兩個并存的條件，《無字》所遭遇的正是雙重淪落。對比《無字》和《長恨歌》，我們看到的便是中國女性主義在中國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言說。

　　《長恨歌》敘述了上海“淮海路”上一個叫王琦瑤的女孩，從十六七歲一直到死于非命四十幾年的人生歷程，其中交織著上海這所大都市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進過程。王琦瑤是個美人，她作過“上海小姐”，作過政界要人李主任的情人，她聰明過人，雅致周到，她無疑是被王安憶當作了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這精神就是物質和心靈雙重欲望不息，以一個底層女孩子的自覺飛翔，在種種人生選擇上的周到計算，心靈成長經歷的掙扎與孤獨，最終體現為與上海融為一體的氣質：在上海，一個人的成長就是一個人的選擇，一個女孩的選擇很有限但也是選擇，選擇了城市選擇了物質選擇了時尚與繁華，就要承擔精神的寂寞和時代變遷的調整。王琦瑤承擔了一切，一個女人的寂寞，獨自生育的痛楚，時代淘汰的風險，及醒中看見死亡來到頭頂。《長恨歌》所呈現的成長精神，真正體現了王安憶書寫城市/女性/歷史的女性主義詩學意圖。我們可以再次通過對比建立對于張潔《無字》的詩學圖景：前城市/女性/男性/歷史。在王安憶的書寫中，王琦瑤與男性的關系是，不同的男性只是作為她生命成長歷程的不同人生體驗，她經由與他們的愛情而變得豐富，也變得更加需要獨立承擔個人的孤獨。而在張潔的《無字》中，吳為沒有能夠越過胡秉宸，使之成為自己的個人歷史之一部分，相反因為與胡秉宸的愛恨糾纏，沒有能夠完成自己立志要做的為葉家女人立傳。

　　成長，承擔，以個體不明或自明選擇構造成長史，王安憶對于女人命運的理解是積極的，這種積極能動建立在對現代城市文明的信心基礎上，也建立在對日常生活作為生命實踐擁有促人成長價值的信念上。站在“城市的至高點”，王安憶的本土女性主義抒寫了中國上海崛起與信心，也反映了經濟繁榮所帶來女性/中國發展機遇，跨越時空，張潔式人物的身份尋求，在這里獲得回應：日常生活即個體自足的成長資源和自立的身份位置所在。

　　第三節       

　　林白《婦女閑聊錄》：以溫和的方式見證歷史流動

　　從廣西來到北京定居，又從北京前往武漢體驗生活，擁有邊緣和農村生活體驗的女性主義作家林白，在2005年推出了她的長編新作《婦女閑聊錄》(新星出版社)。書中，一個名叫“王榨”的中國腹部鄉村，成為本土中國女性主義的話語場景。

　　和張潔的孤獨的“塬”迥異，也與王安憶的喧鬧的“弄堂”不同，遠在北京上海視野之外的“王榨”，是一個回望中的家鄉，是一種閑聊中的故事。一個在城市打工的農村婦女，當她回家過年，她前所未有的發現：自己的家鄉原來如此多的故事，一些人在外出，一些人在改變，一些人永遠是老樣子；而自己，原來在家沒有錢，現在有錢了，可以為孩子購買好吃的，也可以被丈夫索要；原來丈夫只是自己的丈夫，現在丈夫還是別人的相好……還有，原來母親們用衛生帶，洗后只能晾在床底下，現在年輕婦女們用衛生巾，有的名牌，有的假貨……

　　歷史原本就是“回望”中的場景再現，“回望”這種方式本身就很富有哲學意味：它是時間和空間的通道，也是個人不斷反思而獲得成長的平臺。擅長用“回望”式敘事的林白，早在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前夕出版了她著名的小說《一個人的戰爭》。這本通常被視為西方女性主義身體寫作理論實踐標本的傳記體小說，[[14]]體現了林白對于女性成長主題的把握才能。權力、身體與自我，這個西方女性主義敏感而激進的話題，由林白抒寫為一個人成長中身體自我確認與話語命名的努力，如同一場戰爭，小女孩林多米七歲開始探索自己身體的秘密，經歷了對于死亡和出生的認識，歷經了各種情感和周游自然的體驗，并渴望通過寫作成名成家獲取自我實現，直到結婚嫁人。

　　結婚嫁人之后如何繼續成長？以一位名叫木珍的中年婦女(39歲)的口述實錄方式，《婦女閑聊錄》“回望”了一個農家婦女一個打工妹個人的歷史、家庭的歷史、自己所生長的鄉村王榨的人物、風俗和事物，生動地呈現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的巨大演變，和參與其中由此而經歷巨大成長的打工妹的社會人生。這樣的人生和成長，在西方女性主義寫作和理論那里已沒有了模本。

　　因為就大時代經驗的迥然不同來說，西方城市化的過程是向外擴張獵取資源；中國城市化的過程是內部流動重置資源。遠比西方要晚現代化的中國，既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加工廠，同時卻又能夠借鑒西方已經積累的現代化經驗。就性別經驗來說，西方男性在擴張中充分演練了雄性氣質，女性則通過斗爭爭取到社會身份。由于中國經歷的是從受動再到主動加入現代化的復雜過程，中國男性的曲折復雜心態和不斷重建身份的矛盾處境，使他們具有矛盾人格和不穩定氣質特征。中國女性則更多承擔了現代化過程的復雜經驗，和因為現代化需要給予的社會身份。在內部流動重置資源的生存競爭中，中國的性別競爭和個體競爭非常激烈，性別優勢和個體潛能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發。

　　《婦女閑聊錄》呈現的是中國式城市化過程，記錄的是底層小人物在此過程的變化和成長。

　　對于林白個人而言，《婦女閑聊錄》是《一個人的戰爭》的繼續，繼續一種“個體表達”、“個人化寫作”，并體現個人寫作學意義的深進：從自傳式小說的小視野，向他傳式小說的大視野拓展。在張潔的《無字》中，女主人公吳為傾心要完成的事業是立傳，也就是寫史；王安憶《長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瑤溶自己與城市一體，以個人方式活出城市感覺。在《婦女閑聊錄》中，中年婦女木珍微不足道，洗發時家人看不順眼就可以將她打一頓，但婦女木珍也勇敢得講述一條死蛇橫在路面跨過去而大笑。木珍是那樣不同于吳為的知識分子氣息，也是那樣的不同于王琦瑤的城市時尚氣質。她是那樣被時代大變帶著走，坦然面對困境，是因為她看見周圍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困境。她安于生活又能適應生活改變。中年婦女木珍熱愛著家鄉王榨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熱愛著自己的情敵冬梅，一個永遠不生氣的、經常被打牌的男人摸手的漂亮女人。中年婦女木珍是更多中國農村打工妹的典型，是更多普通人的形象。或者說，她是她們中的一員。正是由于創造了這樣的一位木珍，林白的寫作具有了區別于張潔、王安憶的女性主義詩學意義。

　　《婦女閑聊錄》是有講述者原型的，這個講述者在書中以一人稱出現并在書眉以名字和時間同時出現，這是作家林白對于“閑聊”的有意賦權。不登大雅之堂的“閑聊”，聊的是婦女們的懷孕、避孕、月經和腥味，如今它們得到“講述”的權力，獲得顛覆“正史”的身份，進入了文學。而也只有在“閑聊”中，木珍才可以說出鄉下人對于自己家鄉那些美麗女孩到城市當“二奶”的自然心理，竟然不是那么反感不是那么歧視而是各種各樣的理解和猜想。由于是“閑聊”，中國農村的種種景象便如圖畫展示眼前，那些沒落著的和那些再生著的，那些生動活潑的和那些承擔痛苦的，全都坦然自若，單從社會學角度，《婦女閑聊錄》提供的農村事例和案例，無不可做為研究農民生活處境、政治關心、經濟變化、計劃生育、商品消費與流通，道德與倫理變化，等等的感性參考資料。從成長小說角度，實錄過程講述過程，便是木珍這位女性成長記錄。她的成長是認知別人、認知世界，因而也認知了自己。從日常生活史角度，木珍的閑聊呈現了中國日常生活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個體空間的增大，女性空間的放松，及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界限的交疊模糊，個人生存價值的自我探索區域的擴張。

　　是“婦女”，又是“閑聊”，便用“錄”而不用“史”，因為“錄”也是個人行為，史卻要公共認可。且“錄”應該是雙方合作的行為，這就使得《婦女閑聊錄》更有女性主義的對話與交流風格了。如果將林白的《婦女閑聊錄》與柳青的《創業史》比照，女性主義文本的優秀特點便一目了然：寫作立場和語言表達互為表里，尊重和見證存在，理解和體諒生活，熱愛語言和事物的平等關系。從如下分析可以看到，林白探索了不同于張潔和王安憶的女性主義寫作領域，為本土女性主義生長帶進了一種新的話語因素。

　　寫于50年代的《創業史》記錄了中國農村的第一次大變改，這變改是梁生寶們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并用理想改造其他觀念、通過自我犧牲和模范行為實踐進行的。梁生寶不僅是書中的英雄也是歷史的主人。出版于2005年的《婦女閑聊錄》記錄的是中國農村的第二度大變改，但這次變改中農民不是英雄和主人，他們紛紛涌入城市以打工者的身份求得生存一席，在回鄉過年時多在打牌消磨時間。木珍是打工妹，不是英雄和主人。然而有意思的是，梁生寶雖是英雄和主人公，在《創業史》中他卻并不是敘事人，他自己的英雄形象是被寫出來的而不是自己講述出來的。相反，木珍是《婦女閑聊錄》的主人公之一，這個主人公完全是因為她不斷地講述，她生動活潑地講述，她將她自己講述出來了。她不僅講述了她自己，她還通過講述描繪出了整個王榨的女女和男男，及事物。如果說《婦女閑聊錄》的史意，是建立在與《創業史》的文本對照上，那么我們也可以說，女性主義對于婦女和弱勢群體的賦權，正是話語權的賦予。《婦女閑聊錄》充滿了流動和遷移，充滿生機和活力，即使苦難如火車上沒有廁所要站幾十小時才能回到家鄉，或孩子不上學輟學在家，書中的講述者也能講述其中生存的樂趣和理由。這也是真正生活下去需要的樂趣和理由，是日常生活生命價值所在。木珍“聊”出了她經歷過的見證過的用心“史”過的東西，那一切的人與物，在木珍離開中國農村之后，已是“心史”，她其實已經在回望中成為另一個木珍了。這就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女性的成長故事之一。

　　[[1]] 張潔：《無字》，第1部，P322，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

　　[[2]] 荒林、張潔《張潔訪談：存在與性別，寫作與超越》載《文藝爭鳴》2005年9月

　　[[3]] 張潔：《無字》，第2部，P317，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

　　[[4]] 張潔：《無字》，第2部，P112，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

　　[[5]] [法]福柯：《規劃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P227，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6]] 張潔：《無字》，第2部，P168，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

　　[[7]] 張潔：《無字》，第1部，P380，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年

　　[[8]] 王安憶：《長恨歌》，P3，作家出版社1996年

　　[[9]] [英]瑪麗•伊格爾頓編《女權主義文學論•第三章：性別與文學類型•引言》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

　　[[10]] [美]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研究》，高原、董紅鈞譯，P6，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2年

　　[[11]] 同上P200。

　　[[12]] 同上P201。

　　[[13]] 同上P202。

　　[[14]] 徐坤：《雙調夜行船》P64—P71，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