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和演變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0月08日15:34 來源：中國作家網 荒林

　　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今，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30余年來，占中國作家數量20%的中國女作家制造了一個奇跡，這是一個集體的奇跡，她們的創作數量、質量和影響用目前大陸權威的文學史家洪子誠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女性文學在數量和質量上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構成。”[[1]]

　　因為中國大陸并沒有發生像美國和法國那樣的女權主義運動；在95世婦會前，也不像香港和臺灣能夠公開大量引進世界婦女運動的思想文化資源，享用女權文化思想，那么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是怎么產生的？具有何種特質？它在今天已改變了中國女性意識形態，在中國文化話語空間中建立了女性主體言說方式，使中國女性主義feminism能夠和世界婦女對話，到底是個什么奇跡？本章將借用話語理論來描述出現在中國大陸80、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現象，通過對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形成背景、話語資源及演變形態分析，從中呈現中國大陸婦女處境，進而凸現中國大陸文化處境及其變遷歷史。

　　第一節       

　　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之形成及成因

　　一般稱為80年代初，也是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第一階段。

　　標志是：在中國當代文學通常的三大體裁小說、詩歌和散文領域中，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女性的聲音：說出的是女人受壓抑的經驗，并喊出了對這種經驗的不滿，發出了要求改變女人受壓抑處境的呼聲，小說家張潔、張辛欣，散文家葉夢，詩人翟永明在當時因發出這種女性的聲音而引人注目。“為了女人，干杯！”這句象征性的話，出現在張潔的中篇小說《方舟》中。有意思的是，說這句話的女主人公荊華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者。張潔《方舟》中塑造的三個女人“寡婦俱樂部”實則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出現的第一個“女性性別群體”。[[2]]

　　具體地說，1981年底，張潔在北京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說《方舟》，這部小說寫了三位知識女性的人生困境。正如小說題記所說：“你將格外地不幸，因為你是女人”。三位知識女性分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荊華，電影導演梁倩，英文翻譯人員柳泉。看起來她們職業都不錯。但生活都不快樂。由于離婚或分居，她們三人搬到一起居住了。她們互相支持，希望做一番實現自我的事業。但最后，她們在事業上并無所成。她們都一致地認識到：之所以一事無成，是因為她們每做一件事，都受到男性的阻撓、破壞，甚至是性搔擾。小說充滿了對于性別歧視的憤怒的情緒。但是張潔在結尾時還留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她寫了柳泉的兒子蒙蒙和這些女人生活在一起，將會理解女人的痛苦。

　　張潔在小說中喊出“為了女人，干杯”后不久，詩人翟永明在她1984的《女人》組詩前，專門寫了一個“黑夜意識”的序言。[[3]]提出女人生來與男人不同，有自己的黑夜意識。她的詩歌就是這種意識的體現。她們的宣言體現出大陸女性文學思潮特色：它在根本上是代表了大陸中國婦女一次話語權力的覺醒和表述。換句話說，中國近代以來一直沒有獨立身份的女權主義運動，關于婦女問題每一次不過是民族或政治問題的一部分。這一次很不相同，似乎與民族或政治問題沒有什么關系，而是女人有“黑夜意識”要表達。通過文學的方式，婦女問題被獨立提出來了！

　　在文學中呈現婦女問題，并要求在話語權上的獨立述說，這可以說是80、9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引人注意的地方。話語權的覺醒和女性話語建構帶來了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連續性，這也是大陸女性文學思潮持續發展的動力源。這使它從社會學層面和文學層面都產生深遠的影響，贏得女性讀者特別是知識婦女讀者群的歡迎。女性話語在文學內互相生產，就像連鎖反應的核堆子，構成話語場域，形成為女性解放意識形態。比如，詩歌中的女性主義思想被女性主義小說引用、闡發，創造出獨立的女主人公形象，而上一代女性小說中的人物在下一代小說中成長了，更為豐富更有力量。文學其實成了一個基地，演出了中國婦女在知識層面的解放運動，是深入地，像“和平演變”一樣不動聲色地，卻同時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轟轟烈烈的。

　　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為何在80年代初形成并體現為話語權力覺醒的特色？讓我們返回80年代初的語境分析：

　　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能浮出歷史地表，一個重要背景是它借人的解放思潮之力，我們說它借力在于：中國大陸到80年代初，已正式推行改革開放，有機會提供多層結構性話語空間，但要獲得合法性，還是有條件的。在文革結束之后，大陸的完全政治化的一元話語受到質疑。在1977－1979年三年中出現了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場運動通過對“兩個凡是”的反思，(凡是毛的決策執行，凡是毛的指示照辦)，展開了“真理”標準的討論。1978年4月25日《光明日報》上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78年春天，北京的西單出現了“民主墻”。這些意味著言論自由的空間出現了，后者也體現出大陸民間話語權的要求。

　　言論自由和民間話語權的要求是一個征兆，一元話語形態已不復存在了。這為文學的自由提供了廣闊前景。1978年已出現了“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為女性說出她們真實的體驗提供了必要前提。因為，傷痕經驗也可以說是一種女性化的經驗。而傷痕經驗又集中于日常人生被政治摧毀、日常生活崩潰令生命傷痛的表達，如引起普遍共鳴的《人啊人》，《人到中年》和《傷痕》等等，這些由女作家述說的傷痕經驗實際上已經是名符其實的女性經驗。女性經驗和女性形象在傷痕文學中涌出，控訴了政治錯誤的同時，更深刻揭示了重建日常生活秩序的人性需求。如此，女性的話語不僅是控訴傾訴，更是建設性的，充滿著女性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以文學形象的語言進行傳達。

　　在1978年底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社會出現了歷史轉折，鄧小平的閉幕詞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由此改革開放政策給予了“人道主義思潮”獲得合法空間。1979年鄧小平提出“四個基本原則”只是對這一空間的一個物質條件的約束。“人的解放思潮”繼續在文學中一波三折卻又是堅定深入地推進了。從政治神話的桎梏中，將人解放出來，如同從宗教神話的桎梏中將人解放出來，這種相似性使啟蒙主義思想及一切有益思想松綁的思想，都在中國語境獲得了流通機會。西方翻譯讀物盛行，閱讀者如饑似渴，思想擦亮思想，反思和解放的思潮洶涌澎湃。

　　人的解放思潮帶來了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更好空間和機遇，并使后者不再淹沒在國家寓言／改革開放象征體系里，因為女人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不過，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文學場域里，而不是社會學場域中。一方面知識分子終究是少數人群，另方面新的執政者認同思想解放并且積極推動，使解放本身成為自上而下的運動，社會運動自下而上就沒有了空間。而文學不僅承擔了思想的使命，也承擔著想象力解放的更大義務，因為倘若沒有想象力的解放，人的解放就不能想象。人類歷史上所有思想解放運動都源于文學啟蒙，其奧秘即在解放必須是人的想象力的解放，而文學的本質特征就是想象力。這亦是文學即人學的根本理由所在。讓人從政治的桎梏釋放出來，解放思想，解放想象力，這正是思潮的深層背景。

　　支撐中國大陸國家話語的理論資源是馬克思主義。其中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理論，分別是不同時期統一思想的策略。解放運動使上層人物和民間之間有了一個共同的對話基礎，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回到中國現實狀況的共識便是振興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具體到每一個人，也就是從日常生活重建到社會生活重建。這一切，使文學中“人的解放思潮”獲得了想象力釋放的心理和現實空間。當時大陸文學中出現的“傷痕文學”，主要揭露文化大革命給人們帶來的身心創傷。這些傷痕文學呼喚愛、溫情，呼喚對人的理解，也呼喚要給人思想和精神松綁，[[4]]像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以50年代著名詩人聞捷遭遇為底本的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都是當時名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張賢亮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經歷寫成，里面寫到了男人身體受到政治摧殘的痛心疾首經驗。這些作品有的甚至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一致”。像戴厚英和張賢亮兩位。很有意思的是，他們體現了性別上的勢均力敵。

　　而諶容的《人到中年》小說，并不拘泥于具體個人的經歷，通過象征性的醫院場景和醫生病危情景，更有想象力地表現了國家和人民面臨“中年危機”，需要全面懲治的心理訴求，因而獲得了更大程度上的共鳴，并因作者及時地改編為電影而獲得廣泛傳播，產生了更大影響。事實上，作者巧妙地將日常生活理想寓于人物形象中，通過女主人公渴望擁有幸福的日常生活，也對女性經驗進行了充分調動。這一切，使得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與人的解放思潮同步涌現，并贏得了廣泛的接受心理。

　　也是在1979年，張潔已加入到“人的解放潮流”寫作中，她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傷痕文學”，當然也可以按大陸的另一個名稱叫“反思文學”。[[5]]她寫到了愛情的傷痕，寫出了革命者道義的婚姻和個人的愛情之間的沖突。由于文革十年中，愛情婚姻差不多是寫作禁區，張潔深入到愛情與婚姻的沖突，并放在“人性”視野觀照，引起了很大反響。[[6]]實際上，當時大陸讀者的確是把文學當成最重要的言論自由場所，所以當時中國大陸的作家很神圣，很得民意的。他們在文學中提出了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而這些提法并沒有忘記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借用了一元話語殘存的威力，在馬克思主義大話語中培植新的話語。“人”的話語借“馬克思主義”獲得了自己的空間。中國女性話語則通過借“人”的話語，獲得了“女人”的空間，這里正體現了話語生長的生動風景。事實上正如此，《愛，是不能忘記的》是女性話語，是愛的傷痛，愛的反思，愛的召喚。

　　1980年3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周揚紀念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的報告《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融的”，并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異化”概念，認為社會主義也有人的異化問題，這樣在理論上為當代文學人的解放潮流提供了合法依據。

　　到1983年1月17日王若水《文匯報》上《為人道主義辯護》文章，把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同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問題聯系在一起，“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意味著中國的理論界和文學界已放棄“階級論”一元話語進入“人性論”開放話語狀態。后來，1984年胡喬木發表《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代表一元話語有過再次整合，到1989上，中國大陸始終在“人性”和“階級”話語轉換狀態中，改革開放并沒有因為1989而停止，思想意識形態處于幾套話語共存局面。這樣的局面適合于女性文學思潮繼續深化。

　　現在我們在時間上清楚地看到，中國女性文學思潮始于80年代初中國大陸思想解放、言論自由、文學上人道主義盛行之時，而且，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包含有關婦女解放的觀點，特別是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認識上，政府一直使用的是“婦女解放的尺度”，所以，80年代初中國女作家借馬克思主義解放話語言說，獲得了女性話語覺醒的語境，在這樣的總體語境中，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獲得健康成長。接下來，也就有了像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中的獨立女性話語，它的言說姿態超出了馬克思婦女解放范疇，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因為談論的是男女平等競爭問題、如何獲得均等機會問題，涉及真正的性別對抗問題。這樣，我們就必得談及80年代初中國女性的現實處境和經驗，及其獨立女性話語言說的理由。

　　如果說《方舟》是一個國家、民族、女性“群體”于轉型之時的象征，張辛欣1983年發表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純粹的“性別問題”。它更集中體現中國知識階層在面臨改革開放，自覺承擔國家振興使命之時，需要通過競爭獲得自我實現機會之時，實際可能遭遇的兩性空間沖突，誰來做出犧牲？在這樣的“平等競爭機會”“在同一地平線上”，男女之間的性別斗爭被提上議事日程。

　　小說寫的是一對有過“知青”經歷的年輕夫婦，在文革中他們被作為知青從城市下放到邊遠的農村，社會改革開放后，他們回到了城市，并且意識到轉型時代給了實現自我的人生機會，這個機會現在很寶貴，因為他們都不是太年輕了，他們也都積累了相當熱情與等待。而且在他們這一代和更年輕的一代，要想實現自我的人太多太擁擠了。所以他們兩人都有自己實現理想的決心，并且決不愿放棄，男的，丈夫想成為大畫家，女的，妻子想做一名電影導演，于是性別沖突在家庭內部爆發了：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支持自己事業，做好家務并能生下孩子，而做妻子的卻看得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做好家務養好孩子，也不可能滿足丈夫的需要，終有一天在知識上會被丈夫拋棄，于是做妻子的仍想做好妻子，卻并不準備放棄自己的事業追求，結果呢，孩子流產了，丈夫不滿意家里沒有安寧，妻子的考試也不太理想，最后兩人不得不討論分手問題，家庭面臨全面解體。這部小說被認為是中國“真正的第一部女權主義小說”，[[7]]大概指它提出的“兩性沖突”比張潔寫的更直接、更集中，而且女人對于“天賦平等”“競爭”機會同樣有充分的權力意識，要求實現自我而不愿意做出犧牲。應該說，《在同一地平線上》說明中國大陸女性話語是在自己的國家情境里生長出來的，并且也是國家情境里多種聲音中的一種。這部小說有一個細節極中國化的：妻子夜讀備考，心理活動是，為丈夫準備的洗腳水是不是冷了？它和《方舟》異曲而同工地反映出大陸女性的角色沖突、精神分裂處境，她們在事業和家庭之間不能兩齊，而內心卻渴望兩全。

　　分析這個例子，是要論證80年代初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之形成，也有它自己的語境條件。改革開放使中國婦女的處境惡化了，這個處境惡化的事實促使女性話語覺醒并提出表達要求。建國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了男女平等政策，雖然這個政策前提是男女收入持平及部分家務勞動社會化，但個人化的生活選擇沒有了余地。開放帶來了很多機會，可是選擇越是個人化，兩性之間的緊張越有可能呈現出來。女性面臨了選擇事業或是家庭的兩難。如果兩者都要，就得承擔角色雙重。她們的壓力空前的大了。她們被給予的要求也空前多了。

　　另一方面，大陸社會主義運動給了大陸女性主體發育成長空間，新中國的女性參與社會公共空間、擁有一定社會身份，女性主體的獲得帶來話語自信，這個事實也是80、90年代女作家群能夠出現的物質基礎。基本上，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初成之時，女作家均為“知青”女性，而不是也沒有什么純粹家庭主婦。這也應該是大陸特色。當時大批女知青上山下鄉，豐富復雜的生活體驗造就了其中一批女作家。像王安憶、張抗抗、鐵凝等等。

　　及至改革開放之時，女性尋找失落的自我，實為“自我實現”的主體想像，是建立在原來主體的自我信任感之上。由于男性主體順歷史之時向更開放豐富的自我空間發展，而女性主體發現自己向前的空間突然變小變仄了，困境出現了。原來“偽裝的男性身份”失效了，改革開放要求她們“像女人一樣”，要她們重新尋找“女性”。“尋找自我女性”實則為80年代初大陸女性的生存處境。李小江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按照她的書中所寫，她就是不斷尋找“什么是女人”的問題中成長為“婦女研究專家”的。[[8]]這從一個側面映證了“自我尋找”或女性話語權力的覺悟，是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內部動因。女性寫作代女性言，發聲為一次又一次話語權的覺醒與要求：即自己的聲音——因為“過去的解放”成了一個“神話”，現實的困境必要自救，所以，發生在文學中的女性的聲音便是以“自己的話語權”要求，以“為了女人，干杯”的主體建構的動人景觀來呈現的。女性的權力首先在于實現自我，建塑一個女性的自我，所以張潔《方舟》想像出了一個“女性性別群體”。正是一個群體的發聲我們才能說是思潮。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因著極其復雜的國情和及時的機遇，將話語權的表達、建構日常生活理想的目標，一并用文學形式傳達出來。

　　以上是中國大陸女性文學思潮之形成及成因，其中內在地包含了它的特色。

　　第二節       

　　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之發展

　　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與人道主義思潮同步涌現之時，中國男作家如張賢亮等，已相當有代表性地體現出，對于男權中心思想回潮的歡迎及寫作中男權中心話語建構的特色。[[9]]

　　這里所說男權中心思想回潮，是指新中國建立后到改革開放前，傳統的男權中心思想曾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壓抑，國家一元話語壓抑傳統的男權思想意識形態。而改革開放給予了傳統男權思想意識形態一個回潮的機會。一些中國男作家對此表現了及時地歡迎，他們開始在傳統心理和競爭現實雙重需要下，重建中國男權中心話語的努力。這個努力堪與中國女作家創建女性話語的工作相比，一樣的充滿激情，借用國家一元話語威力(參閱本書附論。)

　　以張賢亮為例，他的《綠化樹》系列小說寫了一個遭遇政治迫害的男人，在幾個不同女人的愛和奉獻中，終于獲得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懂得了唯物主義的意義，并獲得了自己人生超越的動力。男主人公每天研究的唯物主義，啟示了他的個人發展理想，也最后衍生了男權話語：女人是綠化樹，是犧牲，是男人成材的源泉。

　　這個例子與前面分析的張潔小說《方舟》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比，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國家一元話語分化出不同話語枝條的過程。也可以看到，女性話語和男權話語都是中國國情的自產產品。

　　1985－1995年長達10年之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處于持續發展，女性話語建構尤為豐富。稱這個10年為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持續發展時期，及至199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版和影響使之達成高潮，已是批評界的定論。[[10]]和前5年相比，持續發展的10年，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嘗試了更多可能，提供了更多話語實驗，豐富多采的女性文本也體現了女性寫作的多方面成就。集中于中國日常生活重建，把女性經驗和思想充分發揮，是主要工作。

　　中國大陸女作家以“性別之聲”的發出為使命，自覺探求女性解放之路，重新審視歷史、現實，重新看待男人和女人的關系，并重新反思關于婦女解放的承諾與事實情形。這一切努力抵消或對抗著現實與文化領域中男權思潮的回潮。由于這種努力天然的正義性，我們可以從女性文本中讀到對抗的痛苦與理想激情，以及尋求解決沖突的理智之思。

　　同樣的事實是，這期間的男權話語文本呈現出擴張的自以為是和將女性欲望對象化的情色傾向。賈平凹的《廢都》可說是男權思潮回潮的高峰。它所用的傳統表達式與它的內容相得益彰。不過，中國男權話語文本并賈平凹的《廢都》，也不僅僅針對女性，并不僅純粹對女性施行壓迫。就《廢都》而言，它也反映了中國男性處境與現代進程的嚴重沖突，及國家一元話語分化之后，男性文化心理的嚴重失調。男主人公取名莊之蝶，這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虛無意義的指稱。由此可知男權話語文本的復雜性。某種意義上，男權話語文本不夠強大，它們不足以影響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進程，也未能構成與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平分秋色的勢力。部分地，倒是促成了女性寫作的信心。[[11]]這里面根本的原因，在于當代大陸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對于日常生活重建的價值目標，使得女性主義話語重在建設，能夠調動一切女性經驗，使得女性主義話語生產持續增長，形成話語譜系，產生價值歸屬。

　　1985年－1995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一次血的斗爭并穩定下來，經濟全面開放，飛速發展，某種意義上，經濟維護了公共空間和多元話語的生長條件，政治穩定也帶來了一定程度上對文學自由發展的寬容。但另一方面，市場對于婦女的淘汰成為鐵的事實，所以一方面是現實中婦女要自救，婦女教育的啟蒙行動在民間進行，[[12]]另一方面，文學中女性話語的傳達，也呈出一種女性意識形態之急需成長，女性主體形象急需建構的特點。

　　詩歌領域出現了《獨身女人的臥室》。[[13]]詩人伊蕾將“獨身女人”表述為“一個自由運動的獨立的單子” “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精神實體”。這樣的表述是有象征意義的，反映了當代大陸女性精神主體的一個要求指標，這首長詩一發表就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對于80－90年代的當代大陸生活來說，每一次解放都有一種思想松綁的狂歡，也有一種想像力上的意外驚喜。

　　“獨身女人”這種主體想像在中國文學中經由詩歌的歌唱而獲得價值認可，接后的幾年之中，女性小說中眾多主人公形象，都從婚姻中抽身出來，以獨身女人的形象高傲出世，呈現為一種精神追求的高度。如劉西鴻《你不可改變我》，寫一位獨身女子的情感體驗和職業探索，[[14]]塑造“你不可改變我”的個性形象。

　　陳染《無處告別》中的知識女性黛二，[[15]]更是自覺思考人生終極問題，對世俗生活采取審視態度。黛二也許可以說是中國式的女性主義者了，她的觀物方式中體現出女性中心意識，女性主體感十分明顯。比如她認為自己閉經是由于處境壓抑造成的，她認為周圍一切都構成壓迫，只有通過拒絕才能保證自身的完整，然而做到這一點也很難。“獨身女人”的主體想象為大陸女性寫作提供了突破性前景，因為她們最能自由言說，可以為女性話語提供真正新鮮血液。

　　1985年重要的女作家殘雪寫了《山上的小屋》，[[16]]從存在意義上反思中國大陸政治及日常生活，不久她的《黃泥街》[[17]]以徹底否定舊政治話語的形態出現，其中用夢靨的表達諷刺了政治一體化的荒謬，這樣的寫作標明大陸女性話語對歷史事件的界入與評判，應該說是女性文學思潮在話語建構上的全面出擊姿態。重要的是，是帶著新的價值建設姿態／日常生活重建的愿望和意義被設立

　　關于出擊姿態，還可以做一個更為形象的說明。前文已經介紹了與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同時，大陸男權思潮也在回潮。對這樣的文化地形，女作家們可謂洞若觀火。所謂出擊姿態，就是她們為了建構女性話語，主動與反動的男權話語交鋒，用相反的價值立場解構男權話語，從而取得女性話語的更多空間，更好生長環境。比如， 針對張賢亮寫的《綠化樹》系列男權小說，王安憶寫出了《叔叔的故事》。[[18]]《叔叔的故事》用互文反諷的形式改寫《綠化樹》中男主人公的故事，把《綠化樹》中視為莊嚴神圣的故事，改寫為一個荒謬的故事，把《綠化樹》中悲壯的男主人公改寫為一個可笑的人物角色。改寫的主要策略是改變對于愛情∕性別關系的理解，比如男主公認為在愛情中女人是自愿奉獻和犧牲，而改寫中女人卻拒絕給予愛情。這樣互文反寫的效果，不僅消解了女性寫作面臨的男權話語壓抑，而且為女性話語增加了智力因素。

　　智力因素的生長也是女性文學思潮持續發展的動力之一。女性話語呈現了理性的力量，也就可以反思和重新敘述歷史，包括反思和重新敘述婦女解放的歷史。

　　鐵凝的長篇小說《玫瑰門》，[[19]]可說是全面反思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大陸解放婦女實踐的重要作品。

　　在《玫瑰門》中，女主人公司綺紋一次又一次投身革命卻從未進入過革命中心，從未被革命真正接納，她一生孜孜以求，生活卻始終是邊緣的、不被重視的狀態，她的努力使得自己在小家中成為人人畏懼的女主人，她本人的愿望卻不止于此。小說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女人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她的玫瑰之戰是自我掙扎而已，她的自我掙扎帶給自己和他人的傷害正如政治斗爭帶給日常生活的傷害。《玫瑰門》反思了政治與女人與日常人生及幸福的關系，認為幸福的奧妙之門在于個人生存的時代歷史之中——并與生而來帶著不完滿的傷痛。

　　在1985－1995這十年間，中國女性話語建構取得很大成就，其中的一個原因，也包括女性寫作能夠較好吸收外來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大約在80年代初，中國期刊和翻譯雜志恢復正常，對于各國文學的介紹開始大面積進行，各種各樣外來思想和觀念激發著封閉已久的大陸人的思考，促進大陸思想解放。

　　其中女作家作品和女權主義思想的介紹，在當時，也是作為解放思想的一種新觀念進來的。筆者曾在2000年采訪過一次翻譯伍爾芙Woolf作品的黃梅女士，據她說，當時想將《一間自己的屋》(1987)介紹給中國讀者，就因為她自己從中解決了許多做為女人的困惑。黃梅翻譯的《一間自己的屋》在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發展中起到過不小的作用，[[20]]不少女作家使用“一間自己的屋”的意象來做為女性主體一個想像的空間，精神解放和話語創造的空間。

　　北大的朱虹教授是黃梅的老師，她則向中國文壇介紹了許多美國女性主義作品和女權主義文學理論。[[21]]胡敏等翻譯的瑪麗•伊格爾頓編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22]]帶給文學理論界一種新方法，一些男批評家(如陳曉明、林樹明、康正果等)開始用女性主義視角看待和理解大陸女作家的文本。[[23]]當批評界漸漸接受了女性主義文學的事實，并且采用新的方法面對它時，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環境變得更好，女性寫作的實驗也越來越多。日常生活重建中需要面對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在女性話語中獲得了充滿想象力的探索。

　　同時，新的一批從學院出來的女作家，不僅主動接受外來女性主義資源，而且自覺在寫作中演繹、發展自己對于女性主義的理解與理想。像陳染、林白這樣的女作家就是代表。讀者可以從她們的作品中找到女性主義理論的語言和形象化闡釋。進入90年代中，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再次起到推波助瀾作用。[[24]]由于使用了“當代”這樣的時間詞匯，這本書讓人感覺大陸女性文學思潮的確具有時間意義上的國際接軌意味，在90年代的大陸語境中，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已經是現代進程的一個象征性文化運動了。

　　但是，在1995年世婦會召開前，大陸對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可說是主動的，一廂情愿的，是本土經驗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是民間的。到1995年世婦會前夕，情況有了變化，理論大潮和出版大潮是以迎接世婦會，也是以迎接與國際接軌的國家形式來呈現的。這使得情況變復雜。一方面，使中國女性獲得世界女性的認識、理解，另一方面，這次高潮是以“認同”而不是“差異”方式進行的。這促成帶來了中國女性的反思，她們所受到西方女性主義話語權力的壓力，使她們的本土經驗表達更加自覺。

　　1995年出版的叢書、叢刊，估計不下百種，基本是在國家權力的組織之中，在此意義上，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確具有時間意義上的國際接軌意味，在90年代的大陸語境中，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已經是現代進程的一個象征性文化運動。國家充分估計和認同了世婦會的意義，并且支持批量的出版及引入外來女性主義資源，帶來了資源空前的豐富，也帶來了西方權力話語對于大陸女性文學文本的全面介入。

　　情況復雜而有意味：一方面大量出版大陸女作家10年來積累的創作成果，另方面大量介紹西方女性主義幾十年積累的思想資源。用后者闡釋前者，便是相當一段時間中，大陸女性主義文學面臨的處境。由于后者的話語權力，對于前者所包含大陸本土經驗的忽視，相當一段時間中沒有引起足夠注意。忽視大陸女性話語的自身建構過程，將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全盤運用到大陸經驗的解讀上，這個問題至今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95世婦會前后，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在大陸女性話語之間，構成了一個覆蓋關系，主要是理論上，但也影響到了創作中，對于之后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前行產生了影響。就負面影響來說，大陸女性寫作出現了雷同與概念化傾向。大陸女作家、詩人王小妮曾在她的思想隨筆中談及這個現象，并指出大陸女性主義思潮匯入世界女性主義運動中可能遭遇失語的問題。這里的失語，并不是沒有自己的語言，而是要將自己的語言改變為別人的語言，在這個過程自我將產生迷思。[[25]]

　　在此之際，日常生活價值關懷、地區意義、個體意義，及女性主義差異的意義，獲得了空前的反思和對話，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步入因反思而成熟的階段。建立不同于外來話語，包含本土經驗，在自身文化傳統中形成自己的話語特色，這些重要因素，被意識到了。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即使沒有世婦會，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也將在90年代中后期形成出版和理論的高潮。因為1995年只是證明了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擁有足夠的力量和成果。也許世婦會的意義是給了大陸讀者一個重新認識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機會，把它放在現代文化進程的高度來理解。當然，這就給了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更開闊的發展制造了好環境。

　　在國家話語中分化、反思成長起來的大陸女性話語具有抵抗全球(女性)話語同化的能力。并具有長久對話能力。因為它為世界婦女運動提供了特有的成長經驗。以王安憶的寫作為例，她的人物總是處在復雜的生存選擇之中，但總是能夠在復雜的選擇中實現和保持自我，體現出一種成長的特點，[[26]]這正是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特點，在1995年的出版潮和之后的女性文學高潮中，我們可以看到像王安憶這樣成熟的女作家能夠繼續通過充滿活力的創作為大陸女性話語提供前景。王安憶的代表作《長恨歌》，[[27]]通過寫一個女人的成長史來寫中國城市上海的興衰史，體現了大陸女性寫作朝向史詩建構的努力，也標志著大陸女性話語言說中國歷史興衰的能力。這部小說2000年獲茅盾文學獎。這也說明大陸對于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實績的充分肯定。

　　第三節       

　　第三階段的中國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描述

　　世界婦女大會帶來了如下話語資源：社會性別、非政府論壇、弱勢群體、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全球女性主義等等。

　　也帶來了文學女性主義思潮承擔婦女代言人的終結，因為很多社會問題由女性組織去做了。文學回到它話語創造的全球競爭參照系統：

　　不論是《紫色》《金色筆記》還是《激情的政治》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新產品不斷出現，并且記錄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歷史與現實。

　　而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則步入了文學話語能夠進行的深入的自我解放實踐之中。已經注意到中國本土個人史、地方史、歷史改寫的不同的話語空間。

　　更加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城市化運動所吸引，日常生活重建的女性話語成就也進入了主流關注。事實上，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一直在企圖創造意識形態的主流——言說重建日常生活的時代話題。近年來連續獲獎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就是明證。(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及莊重文文學獎、華文文學獎均有重量級女作家作品獲獎，如張潔、王安憶、遲子建、徐小斌等等的長篇小說。)

　　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陸女性文學思潮也呈現了向女性文化運動轉型的特點。這個特點也是它與世界女性主義運動接軌必然會呈現的。

　　95世婦會將大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從文學領域帶到了社會文化領域，過去主要在知識女性階層，特別是寫作女性和閱讀女性群體中發生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革命，經過這次大會的匯合，與其他各行業各領域中的女性思想發生了交匯，也與世界各國各領域婦女運動發生了碰撞，同時這些交匯與碰撞生產出更多思考，而且也帶來了信心。大陸女作家的作品獲得越來越多的讀者，讀者們由于受到世婦會大文化環境影響，能夠比過去更深切理解通過文學傳達的女性主義思想，在接受女性話語方面比較自覺和容易了，這就為女性文學思潮轉變為女性文化思潮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女性在商品經濟大潮中被淪陷、被商品化的處境變得更為嚴峻，女性文化自救的需要，也促進了大陸女性文學思潮向文化運動轉化。反映女性現實生活處境的作品開始批判現實和女性，與早期充滿理想和痛苦不同，現在更實際，也更失望，有時甚至是相當絕望。新的女性話語需要的動力已經不是一般話語權的爭取了。世婦會的召開意味著話語權已經獲得承認和賦予。事實上女性文學思潮本身也面臨了被商品化的考驗。遠離現實生活的女性構想，不僅不能與現實女性生活發生關聯，而且可能是無病呻吟的表現。所以如果女性文學思潮要突破自身困境，必要突破自身文化身份的困境——它可能要把話語權的爭取，演變為現實權力的解讀和再構。

　　一些跡象表明，這樣的工作的確已經在文化界進行。一些女作家不僅寫作文學作品，也主動界入女性主義批評，她們企圖將文學中傳達的女性話語現實化，成為人們的理論，成為一種觀物方式，從而達到改變文化環境，改變女性現實處境的目的。[[28]]以徐坤為例，她的短篇小說《廚房》，取材于現實生活中女強人的故事，這個女強人枝子離家出走，獨身下海，在商場經過無數拚搏，取得了事業成功，然而她希望人生更完美，希望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愛情……可是，她不能如愿，現實的男人不喜歡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女人，也不希望承擔婚姻的責任。

　　這個小說一發表就引起了反響，因為它相當有代表性地表現了商業情境中女性的生活現實。[[29]]小說集中寫的場面是這個女主人公在廚房中為自己所愛的男人做飯菜，她認真而投入，而男主人公卻應付了事。小說當然是批判了男人的委瑣，但是，更有力地批判了女人的不切實際，小說在結尾的時候，讓枝子手里提著一袋垃圾，這就像是警告女主人公，要求得徹底的解放，自己必須面對現實并且不懷非份之想。

　　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文本區別于第一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時的文本，主要在于作家的文化立場對于文本進行了有力地界入，作家的態度是鮮明的，她不是和女主人公一起迷惘一起來共同探索問題，如同前面那些文本中所體現的，在這里，作家已成為全知者，她在通過作品中的人物教導和提醒現實生活中迷惘的女性。這就是作家的文化運動方式，徐坤的確喜歡通過小說來解說社會現實問題。也許徐坤很有代表性，也許她會影響很多女作家，導致女性寫作對現實界入更具體。甚至有可能出現像多麗絲·萊辛《女性的危機》那樣記錄同時也帶動女性主義文化運動的作品。這是可能的。

　　徐坤也自覺運用女性主義理論進行女性文學批評，2001年她出版了《雙調夜行船》，[[30]]集中探討的正是90年代大陸女性寫作，在她的論述中，大陸女性寫作完全是女性主義理論的產物，她用女性主義理論框架來闡述所選取的女作家文本，體現出一種文化生產的意圖。她企圖說明，借用女性主義的理論或沿著女性主義理論的邏輯，將產生更多更豐富和優秀的女性主義作品，而這些作品對于提升女性的現實處境是有意義的。這也是對于女性話語再生產的期待。

　　這個階段出現了另一些新生代女作家，像衛慧、棉棉，她們看起來與徐坤完全相反，她們懷疑女性主義的療救作用，但是，在面對商業處境中的女性遭遇這點上，她們卻是共同的。

　　衛慧的《上海寶貝》[[31]]、棉棉的《糖》[[32]]，所取題材都是商業情境中女人的故事。但她們寫女人的沉淪。為什么寫女人的沉淪？因為作家們自以為是清楚的，清楚商業巨大無比的威力，清楚女人在商業中認同異化欲望化是一條墜落而輕松的路，沒什么可以療救的。這種態度和徐坤式的希望她的女主人公清醒，真的很不一樣。但是換一個角度，卻正是反映了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內部的分化——過去那種理想主義的激情和共同為話語權而奮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文化立場的差異將通過文學作品呈現出來，女性話語在它的內部有了自己的異音。

　　歷時30多年，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經歷了以上大致的三大階段，目前處于多樣化的分化期。也許是在它分化之時，將要結出很多不同的果實，有些與它的初衷一致，豐碩而美，有些可能背道而馳，然而也有其存在意味。無論如何，文化立場的歧異，有益我們考察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向文化運動轉化的實際情況，也有助我們認識大陸女性現實與精神處境，這樣的處境同時是整個文化狀態的一個參數。

　　隨著網絡普及和博客文學出現，民間女性話語在網絡大量出現，新一輪的網絡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已經出現。本書在最后一章專題論述網絡時代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現象，它數量龐大的作者群無須受到發表園地的限制，又可以與現實問題隨機對話，呈現出迥然不同于紙媒時代的網絡話語特色，但日常生活書寫仍然是網絡時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的主旋律。

　　[[1]] 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第35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 荒林著《新潮女性文學導引》第2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 唐曉渡著《不斷重臨的起點》第5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第1版。

　　[[4]] 參見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5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參見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5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6]] 參見邾瑢、鄺邦洪主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下冊)第4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7]] 陳曉明《勉強的解放：后新時期女性小說概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3期。

　　[[8]] 李小江：《解讀女人·前言》第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9]] 參見盛英《女性批判：中國男作家的男權話語》，載《兩性視野》第48頁至第65頁，荒林主編，知識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10]] 荒林、王光明《中國女性文學十五年》，見《兩性對話——20世紀中國女性與文學》第117頁至132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11]] 參見荒林《男性批判·前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

　　[[12]] 參見杜芳琴著《婦女學與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第8頁至第1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3]]

　　《獨身女人的臥室》，伊蕾著，漓江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4]] 參見荒林著《新潮女性文學導引》第45頁至54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

　　《無處告別》，陳染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16]] 殘雪《山上的小屋》，原載《人民文學》1985年第8期。

　　[[17]] 殘雪《黃泥街》，原載《中國》1986年第11期。

　　[[18]] 荒林《男性批判·前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9]]

　　《玫瑰門》，鐵凝著，作家出版社1989年1版。

　　[[20]] 參見《自己的一間屋》，黃梅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21]] 參見《朱虹：一個文學上的人文漫游者》，作者烏爾沁，《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7月9日第4版。

　　[[22]]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英)瑪麗·伊格爾頓編，胡敏、陳彩霞、杜樹明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23]] 參見《勉強的解放：后新時期女性小說概論》，陳曉明，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3期；《文學閱讀的多維視野》，林樹明著，貴州教育出版社，1991年；《女權主義與文學》，康正果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24]]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25]] 王小妮《關于詩歌筆記》，見《派什么人去受難》第130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26]] 荒林《自我的成長與孤獨的承擔——王安憶小說》，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7]]

　　《長恨歌》，王安憶著，作家出版社，1995年。

　　[[28]] 作家徐坤、殘雪、王安憶均有文學研究專著出版，不少女作家如張抗抗、陳染、林白、虹影等均在自己的創作談中表達了自己的創作立場、觀點與關注女性處境的關系。參見李小江等編著《文學、藝術與性別》，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29]]

　　《廚房》，見于《作家》1997年第8期，《小說月報》1997年第10期轉載；《小說選刊》1997年第11期轉載；《新華文摘》1998年第2期轉載；《北京文學》1997年排行榜短篇小說第二名；獲《作家報》評選“1997年優秀小說獎”。

　　[[30]] 徐坤《雙調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1]] 衛慧《上海寶貝》，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32]] 棉棉《糖》，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