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世界女性主義思潮中日常生活話語的演變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0月08日15:33 來源：中國作家網 荒林

　　第一節 三次女性主義思潮對日常生活的態度

　　父權制時期，女人常常被圈定在日常生活領域內，這一世界幾乎就是她們生活的全部，她們被排斥在由男性所把持的社會領域和精神生產領域之外。即使在日常生活領域，女性也處于附屬地位，她們的存在價值要通過順應男人來實現。而要扭轉這一不合理的父權制版圖，必須首先要使女性生活的領域擴大到社會領域和精神生產領域。女權主義的先驅們正是從這一點破冰的。

　　(1)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殺死守護神

　　19世紀末以來，西方女權主義運動漸成風起云涌之勢，女性主義先驅們呼吁，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女性應該與男性擁有同等的權力。1869年美國婦女選舉權協會成立。1920年到1928年英美婦女獲得選舉權。終于，囿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女性的聲音一點一點擴散到社會公共領域了。此后，婦女們靠自己的努力逐步爭取到了就業權、教育權以及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權利。職業婦女大量出現，因為只有實現經濟獨立才有可能真正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獲得自由和尊嚴。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出于一種策略需要，女性主義先驅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重非日常生活而輕日常生活的傾向。日常生活在先驅女性主義批評家那里往往只是粗糙地作為批判的對象出現，被簡單地視為一種否定性的存在。  

　　伍爾夫曾把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稱為“守護神”，她們的使命就是為丈夫、兒女操勞一生，從來沒有擁有真正的自我。“她極富同情心，長得嫵媚動人，沒有半點自私心。她工于家庭生活中惱人的心計。每天她都在作自我犧牲。如果有雞肉，她就吃雞腿，如果有穿堂風，她就坐到風口上——簡言之，她生來就是這樣，似乎從未有過她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她總是盡量滿足別人的想法和愿望。最重要的是，——無須我多言，她非常純潔，她的純潔被看成是她最突出的美德，她的羞顏是她最大的魅力。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末期每家都有自己的守護神。”[[1]]伍爾夫要從事寫作，寫出女性自己的真實感受，就要抓起墨水瓶砸向守護神，殺死這個無處不在的幽靈。這里，伍爾夫首先把自己從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解放出來，以寫作為職業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同時也進入精神生產領域。在《婦女的職業》這篇演講中，她還分享了自己作為一名小說家的經驗，以鼓勵其他婦女從日常生活世界中走出來，積極謀求職業，在新天地里開拓婦女的出路。

　　在啟蒙運動背景下的第一浪潮女權運動中，日常生活是一個被女性主義先驅們徹底否定的領域。

　　(2)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思考家庭新陣地

　　二戰結束后，婦女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許多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沉迷于舒適的家庭生活，“幸福的家庭主婦”成了她們追求的目標。但成為家庭主婦之后，她們卻感到極度空虛和苦悶。美國女作家弗里丹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她走訪了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女大學生、教育工作者、報刊主編、商界人士等不同領域的群體，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她發現，中產階級婦女的生活狀態完全是各種社會因素有意無意塑造的結果。整個社會要求她們做一個賢妻良母，這使得她們局限于操持家務、撫養孩子、取悅丈夫和為全家人服務之中，對公共領域的關注度降低。這種思維禁錮了婦女的自我發展。1963年，弗里丹以調查訪談為基礎，發表《女性的奧秘》一書。弗里丹為美國婦女的未來指出一條道路：婚姻和母職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們能高效地完成家務活，就可以到家庭之外的工作中發展她們全部的自我。這本書喚醒了大量沉湎于家庭生活中痛苦焦灼又無路可走的女性，在思想上直接觸發了第二次女權運動。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第二次女權運動在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進入衰落時期。進入非日常生活領域的女人，一方面要努力工作，一方面仍要兼顧繁重的家務，職業女性與家庭主婦的角色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好強的女性往往為此承擔著雙倍于男性的壓力。這似乎并不是女性解放的美好圖景，人們開始對女權主義的發展前景產生擔憂。這時，弗里丹的《第二階段》恰逢其時出現在人們面前。她認為在女權運動的第一階段，女性主義者過于強調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的不平等和對抗，從而在追逐非日常生活領域的權利的同時忽視了日常生活領域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的滿足對于女性幸福的意義，這樣女性便無法獲得完整的生活。而在女權運動的第二階段，集中的新陣地應該是家庭。家庭是女性解放過程中必須要面對而不是要有意遮蔽的。這不是讓女性回歸到之前的家庭婦女角色，而是探討女性通過家庭來實現自我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她認為男性也可以參與到家庭領域中來，這樣不僅能減輕女性的家務負擔，而且男性也可以在這一日常生活領域發現作為私人自我的意義。

　　從《女性的奧秘》到《第二階段》，在弗里丹的思想發展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經歷了一個由輕視日常生活到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轉向。

　　(3)第三次女性主義思潮：擁抱日常

　　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它“強調其不僅是一種理論，更重要的是一個旨在改變許多婦女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社會不公正的群眾性政治運動”。[[2]]受到后現代主義消解主體、否定宏大敘述和去政治化思想影響的女性主義，開始懷疑啟蒙主義中有關性別壓迫的宏大敘述。“享受著前期女性主義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領域已取得的成果，后學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淡化政治性和激進性，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從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父權制轉到精神、文化層面、日常生活領域。”[[3]]女性主義者們反思之前女權運動單純從非日常生活領域中揭示和尋求女性受壓迫和解放的途徑，轉而在日常生活中揭示和尋求女性受壓迫和解放的途徑。

　　隨著消費時代的來臨，女性從身體修飾、家居、休閑、消費等日常生活內容中找到了與社會生活連接的環節，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日常生活成為影響社會生產領域的最重要一環。而歷史所積淀的女性于日常生活形成的生存美學，也啟發著社會多元存在的意義。日常生活審美化潛移默化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身體、消費這些過去不屑提起的話題紛紛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第三次女性主義研究的熱點。

　　如果說在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中，日常生活領域是一個急于逃離的否定性的存在，在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中，日常生活領域被重新發現，成為女性解放自我的新領域，而到了第三浪潮的女性主義者那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成為其關注的對象，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第二節 女性主義經驗批評對日常生活經驗探索

　　上面考察了三次女性主義思潮對日常生活的態度的變化軌跡，那么女性主義者進入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徑何在呢？這就要提到前面論及的女性主義經驗批評。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西方女權主義高漲并滲透到文學領域的結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十分關注性別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的重要意義，以女性經驗為視角重新審視文學史和文學現象，力圖達到重評婦女形象、尋找女性文學史、發掘女性語言、重建以女性經驗為基礎的新的批評模式及文學研究新理論的目標。

　　如前所論，經驗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的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承認源于生理和文化性別差異的女性存在、女性經驗與男性存在、男性經驗的不同，致力于打破男性經驗的神話及對女性經驗的開掘。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一種經驗批評。

　　伍爾夫曾在《婦女的職業》一文中提到，她認為要完成自己的寫作必須經歷兩種冒險，第一就是殺死守護神，第二是寫出自己作為個人的經歷和真實感受。伍爾夫提到的這兩種冒險正好對應了后來興起的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兩大任務：殺死守護神其實就是打破男性經驗的權威地位，寫出個人的經歷感受其實就是開掘女性經驗。

　　(1)打破男性經驗的神話

　　打破男性經驗構成的知識神話是女性主義經驗批評至為關鍵的一步。

　　伍爾夫在《婦女的職業》這篇文章中寫到了“守護神”對自己寫作的干擾。當她寫作的時候，守護神就溜到她的身后向她耳語，“親愛的，你是一個年輕婦女，你要評的是一本由男人寫的書。要富于同情，筆下留情，該吹的吹，該騙的騙，用我們女性所有的心計和手婉，千萬不要讓人知道你有自己的主意。最關鍵的，就是要純潔。”守護神是男權思維左右下的女性形象，她其實就是男性權威的化身，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照男權社會的要求行事。伍爾夫稱殺死守護神“是一個婦女作家職業的一部分”。[[4]]

　　守護神死了之后呢？伍爾夫接下來用形象的語言向我們描述了她作為小說家的獨特經驗：“一行行字在這個姑娘的指間飛奔。她的想象力奔流如涌泉，它搜遍了深潭、深淵以及大魚棲息的黑窟，可接著就有一陣碎裂聲，一次爆炸，出現了泡沫和混亂，想象力撞到了堅硬的東西上面。這個姑娘從夢中驚醒了過來，可她隨即墮入了最劇烈、最難排遣的沮喪和悲痛之中。直言不諱地說，她已經領悟到了一些有關人體、有關情感的、作為一個女性難以啟齒的東西。她的理智告訴她，男人們會因此而震驚的。男人們會因為一個女性說出她們真摯的情感而議論，從而使她從藝術家的潛意識狀態中醒悟過來。她再也寫不下去了，恍惚狀態結束了，她的想象力再也不能發揮作用了。”[[5]]

　　伍爾夫認為，這可能是女性作家們最普遍的感受——她們被由男性制定的那些桎梏束縛了。她認為第二次冒險即寫出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她還沒辦到。她的專著《一間自己的屋子》就集中揭示了女性被迫沉默以及女作家如何在男性觀念、規范和禁忌的壓制下，無法表現自己真實經驗的痛苦。而且在她那個時代，也沒有任何女性作家解決了這一問題。這個問題有待女性主義的后來者，在伍爾夫開拓的道路上繼續往下探索。

　　(2)開掘女性經驗

　　要開掘女性經驗而又不掉入男性話語的窠臼，就必須在男性話語體系之外重建一套新的女性話語體系。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就是要建構屬于女性自己的話語，從而言說女性自己的經驗。

　　20世紀90年代，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與學者埃萊娜·西蘇在著名論文《美杜莎的笑聲》中提出了“女性寫作”的概念。西蘇強調性別差異論，她認為，女性可以通過自己的身體表達思想，因為女性沒有自己的語言，唯有身體可以憑依。西蘇倡導身體寫作的真實內涵并非是一種純粹生理的感受，而是強調女性寫作在歷史中的無可替代性，表現被以往歷史和文化遮蔽的女性歷史和文化內涵。

　　“女作家們不僅以自己的身體與經驗作為審美感知的原點，而且在創作過程中始終拒絕先在的理性觀念進入自己的文本表述。那種原初，本真的身體與經驗既是女性寫作的起點，也是女性寫作的終點。”[[6]]兩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男女作家不同的經驗，這種經驗的差異在他們的作品中必然打上不同的烙印。在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和實踐中，“女性經驗成為衡量作品是否真實的標準，成為區分文學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標志。”[[7]]

　　有中國學者指出，“女權主義的經驗理論更象是一個可操作化的程序，是從研究方法上對認識論的改變。它強調傾聽婦女的經驗，并賦予這些經驗以價值。女性生活經驗的價值在于在男權社會壓抑下的女性所提供的知識是與傳統知識不同的，它能夠提升我們對社會的認識能力。……確立經驗的價值在于說出現狀，說出真實。”[[8]]

　　女性寫作往往從自身經驗出發，以女性特有的敏銳與細膩表達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欲望，不管是在題材選擇方面還是在藝術結構方面，都與男性寫作構成一種對立的關系。一般而言，女性沒有像男性那樣波瀾壯闊的生活內容，沒有宏大深刻的歷史意識，女作家們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受作為自己的表現對象，日常生活是培育女性寫作的天然土壤。

　　但西方哲學界發生語言學轉向之后，宏大深刻的歷史話語遭遇反思與批判。人們發現并非男性都有波瀾壯闊的生活內容，而是理性驅使部分男權追求權力，編織宏大歷史神話。在此過程，大多數男性和所有女性被排除在宏大歷史話語之外。但人的日常生活卻并不因為被排斥而停頓不前。人的再生產、生命的自我實踐的智慧，個體并不因為歷史神話而喪失存在價值。發現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存在就是差異的，解構了宏大歷史神話，使日常生活價值獲得前所未有的高揚。

　　第一節       

　　女作家的日常生活書寫

　　“日常生活有沒有價值？男人和女人為什么對日常生活的價值態度判然有別，人人離不開而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不停息的正在進行中的一日三餐生兒育女家務事兒女情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等，為什么總是被判為私人、低級、平庸、瑣碎、落后，而被視為公共、社會、英雄、宏大、高尚、高雅、超越的對立面，而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9]]在2005年第七屆女性文學研討會上，學者劉思謙提出了這樣的質疑。

　　在女性主義經驗批評的努力下，日常生活敘述已經成為女作家的合法話語，隨之出現了色彩紛呈的女性書寫。用日常生活話語反思和批判男性中心話語霸權，關注尋常人生的悲歡離合，女性書寫日常常常用個人成長的小說和故事形式，體現出現代人生的自我發現和自我價值，因而贏得廣泛的讀者市場。讀者市場對于女性書寫的接受和選擇，反過來強化了女性書寫的話語意義，使得女性日常生活價值成為大眾價值組成部分。

　　縱觀現當代文學史上女作家的創作，不論是五四時期的冰心，廬隱，隨后的蕭紅、丁玲，張愛玲、蘇青，還是八九十年代的王安憶、鐵凝，池莉、方方，林白、陳染，遲子建、孫惠芬，日常生活在幾代女作家筆下都有著濃墨重彩的表述。雖然在不同的女作家那里，日常生活有著各自不同的呈現方式與價值表達，但在她們的書寫中，日常的意義從來都是存在的。它一直在那，從來沒有躲藏，只是它偶爾會被別的東西擠到一邊，滑出人們的中心視域。而此時，日常生活的潛文本也仍然是其他話題的底色。研究日常生活被其他話題，如時代、革命、戰爭等等擠迫的遭遇，可以發現一個歷史時期的動蕩不安和作為權力爭奪對象的日常生活資源的困境，也就是普通人生活和生命的困境。 

　　下面以蕭紅、張愛玲、王安憶、池莉四位女作家的日常書寫為分析對象，考察她們是是如何發掘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經驗，如何還原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真實，又是如何重建日常生活的意義價值的。并借此略呈女性書寫日常生活的文學史線索。

　　(1)蕭紅——敏銳的女性生命體悟

　　蕭紅的小說《生死場》寫出了底層婦女們的勞作、生病、貧苦、生育、性、死亡、戰爭等切身體驗，在那個鄉村世界

　　里，生老病死是人們永恒的生活背景。魯迅在為《生死場》所作的序言中稱贊蕭紅所描寫的“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在無數表現抗戰內容的小說中，蕭紅的《生死場》讓人清晰地記住了，究其原因，不能不和她獨特的女性生命體悟有關。用女性生育死亡隱喻戰爭流血，日常生活的痛苦和時代的痛苦互相映照，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才會力透紙背。

　　蕭紅的小說以日常生活寫宏大背景，散文則更加私人化一些，然而也更能體現作家對生活的個人感悟。蕭紅的自傳體散文集《商市街》，主要內容是回憶她和蕭軍在哈爾濱時期的一段艱苦的生活經歷，完全是對瑣碎日常生活的記錄。饑餓，寒冷，生病，做家務等日常生活體驗構成了《商市街》的主要內容。

　　饑餓

　　“送牛奶的人，輕輕帶著白色的、發熱的瓶子，排在房間的門外。這非常引誘我，好像我已嗅到‘列巴圈’的麥香，好象那成串肥胖的圓形的點心，已經掛在我的鼻頭了。幾天沒有飽食，我是怎樣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面收縮，沒有錢買，讓那‘列巴圈’們白白在虐待我。”(《他去追求職業》)

　　“我”看見列巴圈，“正象見了桑葉而抬頭的蠶一樣”。(《提籃者》)

　　“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餓》)

　　寒冷

　　“在屋里，只要火爐生著火，我就站在爐邊，或者更冷的時候，我還能坐到鐵爐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飛雪》)

　　家務

　　她的煩瑣的家務：擦亮火爐臺；把碗、筷子、小刀擺在格子上；點起火爐、擦地板、鋪床；刮土豆、炒菜；吃完飯洗碗、刷鍋、擦爐臺、擺好木格子。早飯后還要燒晚飯，“每天吃飯，睡覺，愁柴，愁米……”(《度日》)

　　情感

　　《商市街》所寫的內容正是蕭軍與蕭紅情感蜜月期的一段生活，自然也寫到了兩人微妙的感情溝通。如《家庭教師》一文就寫到郎華(即蕭軍)提及以前的戀人敏子為他縫袖子，還說及敏子的眉眼很黑嘴唇很紅，而吟(即蕭紅)的心理只用了一句話寫來：“我又不是她。”一句話就寫出了吟的敏感與隱忍，這種女性的獨特心理經驗是作為男性的郎華根本沒有的。

　　有人評價道，“從文學史的角度完全可以說，《商市街》開創了中國女性寫作以自身生命體驗進入文本、以日常生活瑣事書寫愛情的新范式。”[[10]]

　　(2)張愛玲——“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無疑是一個異數，她傳奇的身世，傳奇的才情，傳奇的婚戀，甚至她離世以后的大紅大紫，無一不是傳奇。偏偏這樣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卻迷戀庸庸擾擾的世俗生活。“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在《燼余錄》中，張愛玲如是說。

　　她所謂全不相干的事，是指與正經歷史不相關的普通人的世俗瑣事。打開張愛玲的散文集，撲面而來的就是熱氣騰騰的世俗生活氣息。衣食住行，走親訪友，結伴娛樂，談情說愛，字里行間流露的都是她對點滴生活情趣的津津樂道。在她的生活哲學中，一砂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衣

　　她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出了對衣飾美細致、敏感、獨到的體味和把握。《更衣記》以獨有的妙悟將民國服裝史的研究深入到人性心理和歷史文化的層面，堪稱她服裝研究的集大成。張愛玲把對服飾的研究也帶入小說中，在她的筆下，對人物的衣著描寫無不大有深意。衣著堪稱張愛玲小說人物靈魂的一副面孔。

　　食

　　張愛玲說，“中國人好吃，我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她大談特談各樣美食，在她眼中，可餐的都是秀色。

　　“第一次看見大張的紫菜，打開來約有三尺見方，一幅脆薄細致的深紫的紙，有點發亮，像有大波紋暗花的絲綢，微有折痕，我驚喜得叫出聲來，覺得是中國人的杰作之一。”

　　“莧菜上市的季節，我總是捧著一碗烏油油紫紅夾墨綠絲的莧菜，里面一顆顆肥白的蒜瓣染成淺粉紅。在天光下過街，像捧著一盆常見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紅花，斑斑點點暗紅苔綠相同的鋸齒邊大尖葉子，朱翠離披，不過這花不香，沒有熱呼呼的莧菜香。”

　　這種對美食的賞鑒，帶有一種別致的審美心態，確是一種精致的生活藝術。這種敏銳的鑒賞力，即使是最正宗的美食家，也不過如此吧。

　　住 

　　《公寓生活記趣》寫到公寓日常生活的熱鬧：

　　“夏天家家戶戶都大敞著門，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里。這邊的人在打電話，對過一家的仆歐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將電話上的對白譯成德文說給他的小主人聽。樓底下有個俄國人在那里響亮地教日文。二樓的那位女太太和貝多芬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捶十八敲，咬牙切齒打了他一上午；鋼琴上倚著一輛腳踏車。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湯，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恰一幅“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美好圖景。端的是凡俗，端的是塵世。

　　行

　　在張愛玲明察秋毫的筆下，黃包車、電車、自行車這些普普通通的交通工具都是有故事可寫的。甚至，她走在路上都能看到風景。一般人司空見慣的路景到了她這里，就活了一般，栩栩如生起來。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們從家里上辦公室，上學校，上小菜場，每天走上一里路，走個一二十年，也有幾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過那條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認路似的，看著什么都覺得新鮮希罕，就不至于‘視而不見’了，那也就跟‘行萬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飄洋過海呢？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著。黃昏的時候，路旁歇著人力車，一個女人斜欠坐在車上，手里挽著網袋，袋里有柿子。車夫蹲在地下，點那盞油燈。天黑了，女人腳旁的燈漸漸亮了起來。”(《道路以目》)

　　不但她的散文，她的小說也是如此充滿凡俗人家日常生活的氣息。她的小說寫男歡女愛，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眷侶，而是俗世生活中精打細算過日子的食色男女。在這些小說中，張愛玲總是把男人和女人放到日常生活的層面，在衣食住行的瑣細中流露出他們復雜的人性。

　　在張愛玲看來，日常世俗對于生命的價值，就好比人生的底子，是安穩的一面，具有永恒的意味。這與她虛無主義的人生哲學相關聯，既然左右是虛無，不如暫且偷生，享樂片刻歡娛也好。人生就如此吧，旁的也沒別的了。王安憶說：“張愛玲在領略虛無的人生的同時，她又是富于感官，享樂主義的，這便解救了她。”[[11]]

　　正是這句解救了她，說明了王安憶對日常生活價值意義的高度認識和重視。

　　張愛玲對世俗的觀照是有距離的觀照，有一種細細把玩的心態，這一點保證了她可以以審美的眼光看待這俗世男女的煙火人生。正因為此，她對世俗人生的理解就有了雙重視角：遠觀而不褻玩，褻玩而不沉湎。于是，一切冷眼與熱心，都給了這世俗的日常生活。

　　(3)王安憶——日常還原歷史的真面目

　　王安憶是繼張愛玲之后又一海派傳人，她的上海書寫以日常生活為核心，接續了前輩張愛玲的血脈。長篇小說《長恨歌》寫了上海弄堂女兒王琦瑤風雨飄搖的一生，她的一生隱含著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小說開頭寫了上海的弄堂，弄堂里的流言，閨閣，鴿子，無一不是細碎的日常生活場景。其中關于“流言”的表述，傳達了王安憶獨特的歷史觀。“流言是混淆視聽的，它好像要改寫歷史似的，并且是從小處著手。它蠶食般地一點一點咬噬著書本上的記載，還像白蟻侵蝕華廈大屋。”這里的“流言”可以視為日常生活話語，是對傳統大歷史敘述的反叛。

　　王安憶在獲2000年茅盾文學獎后說：“有人說我的小說‘回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歷史事件。我覺得我不是在回避。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譬如上海街頭婦女著裝從各色旗袍變成一式列寧裝，我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因為我是個寫小說的， 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 我不想在小說里描繪重大歷史事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12]]

　　王安憶的日常書寫抓住青萍之末，于盤根錯節之中，寫透城市歷史的精魂。故有人稱 ，王安憶的日常生活書寫是“日常的殼歷史的核”。[[13]]  

　　(4)池莉——日常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基地

　　“日常”是解讀池莉小說的關鍵詞。汪政在《捍衛日常生活——池莉小說談片》中認為池莉的寫作方向“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以及作為個人對這種意義的追憶和復線”[[14]]，他還認為，“池莉的敘事開始于一種‘煩’，這種煩不但是池莉寫作轉變后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體認，同時也是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在理想失落和冒進受挫之后不得不面對頹敗﹑貧困的現實而產生的特殊的失落﹑無奈和焦慮。”[[15]]

　　在《煩惱人生》中，印加厚還有著對煩惱人生的無奈，而到了《不談愛情》和《太陽出世》中，世俗的日常生活對于莊建非和趙勝天們則意味著一份安穩和滿足，而到了《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日常生活成了實現人生價值的基地，所謂理想失落后的焦慮幾乎不復存在了，“小說已經確認了日常生活的自在自足，它無需別的什么理念附著其上以設定意義，生活本身就是它的意義。”[[16]]

　　結語

　　曾經，女作家靠書寫日常，走出了日常，超越了日常，從而實現了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而今天，女作家又要靠書寫日常，回歸日常，重現日常，參與到日常生活價值的建構中來。“描述生活，批判生活，從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層內涵，借助于批判日常生活來探索理想境界，是文學這個非日常領域的基本內容之一。”[[17]]

　　需要注意的是，重建日常生活的價值體系，仍然離不開批判的眼光，即日常生活必須是經過批判的。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擁有。這里不妨拿來一用，——同樣，未經審視的日常生活也不值得擁有。

　　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創造了女性文學的豐富景觀。經由女性自身的審視，女性曾經被困的日常生活，成為女性話語的源泉。

　　[[1]]伍爾夫：《婦女的職業》(李新譯)，載《文化譯叢》，1988年第6期。

　　[[2]]蘇紅軍，柏棣主編：《西方后學語境中的女權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6頁。

　　[[3]]陸興忍：《走向女性主義日常生活詩學》，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8年。

　　[[4]]伍爾夫：《婦女的職業》(李新譯)，載《文化譯叢》，1988年第6期。

　　[[5]]伍爾夫：《婦女的職業》(李新譯)，載《文化譯叢》，1988年第6期。

　　[[6]]胡彥：《女性寫作：從身體到經驗——兼論當代女作家的創作》，載《當代文壇》，1996年第3期。

　　[[7]]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的經驗論》，載《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2期。

　　[[8]]佟新：《女性的生活經驗與女權主義認識論》，載《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9]]劉思謙：《性別：女性文學研究關鍵詞》，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10]]夏菁：《蕭紅：女性視角的抗爭與書寫個性的凸顯》，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11]]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載《張愛玲評說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編)，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年，第388頁。

　　[[12]]王安憶，徐春萍：《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與王安憶談<長恨歌>》，載2000年10月26日《文學報》。

　　[[13]]葛亮：《日常的殼與歷史的核——論王安憶的上海書寫》，載《理論與創作》，2007年第6期。

　　[[14]]池莉：《請柳師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355頁。

　　[[15]]同上，第357頁。

　　[[16]]韋麗華：《焦慮與追尋——論新寫實小說與沖擊波文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7頁。

　　[[17]]李小娟：《世紀之交中國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載《求是學刊》，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