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作者：給所有人祈求平安 你才會平安

　　編者按

　　幾年前《藏獒》三部曲的出版讓很多讀者認識了作家楊志軍，其實那并不是他的“偶為”，在這套書之前他已經有了非常漫長的文學經歷。前陣子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采訪他是我此行的任務之一，和他見面有一個感覺，那就是在待人的禮數上他做得很周嚴，但你仍然能從他身上體味到一種深入骨髓的孤寂感，這種孤寂感所為何來呢？讀完本期“封面文章”后或許會找到答案。

　　《封面文章》

　　對話人

　　楊志軍：當代著名作家

　　王逸人：本刊“封面文章”主筆

　　一

　　王逸人：楊志軍先生，您好，2005年~2008年的《藏獒》系列三部曲讓很多讀者認識了您，當時我們的報紙還做過它的連載，書很好看，得到了市場的認同，但又不失文學性和嚴肅的創作態度。在您的文學經歷里，其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發表了十多部長篇小說，比如《環湖崩潰》、《海昨天退去》等，而且都是側重荒原描寫的，我想問您一下在那個寫作方式五花八門的時期，您是如何確立了荒原寫作的方向并一直堅持下來的？

　　楊志軍：我一直都在描寫荒原，表達荒原。這不需要刻意，荒原是我經歷最多，記憶最深，感情最濃的地方。當我試圖把我的生活和情感變成文字時，我沒有別的選擇，它是我的唯一。不是我選擇了荒原，是荒原選擇了我。我跟荒原的聯姻是一種宿命，命中注定我要因它而歌哭笑罵。談不上堅持，也沒有把荒原確定為寫作的方向，自然而然就這么過來了。有時候我很被動，它讓我寫什么我就寫什么，它讓我怎么寫我就怎么寫，如有神助。沒有青藏高原，就沒有我的文學。我的荒原有兩種情態，一種是物質的，就是青藏高原；一種精神的，就是我的內心世界。我用文學抽取了青藏高原最大的矛盾即人與自然的矛盾和藏地文化最常見的沖突即精神和物質的沖突。前者讓我成了一個文學上的原始主義者，后者讓我成了一個有信仰的人。我想做一個精神驅動下的純粹的作家，不想為功名利祿獻出我的文字。我想因文學而使自己靈魂高貴，而不是越搞文學越卑賤。

　　王逸人：文學作品里說起荒原說起狗，在我有限的個人閱讀經歷里第一反應還是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請問您的荒原寫作是否受過他的影響，或者說這一方面那位作家對您的影響很大？

　　楊志軍：杰克·倫敦的作品很早就看過，但沒有仔細思考過，因為他還不能算是一個我眼界里的偉大作家。他寫的是狼，是抗爭后的自由以及野性最終對文明的馴服。我寫的是狗，是人對自然野性的侵害和扭曲，以及人性和狗德的統一，當人總想把自己變成狼時，人性莫非只能讓狗來替我們珍惜？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動物一直都是最活躍最靈性最感傷的群體。我寫它們是因為我喜歡它們，我有許多機會接觸它們。它們是荒原和藏地生命最有價值的展示之一，是人類世界的折射。要說對我影響大的作家，應該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他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精神層面和文學氣質上。所以我的荒原是悲沉的疼痛的，又是倔強的，精神不倒、信仰不老的。我的最新作品是今年出版的《藏獒不是狗》，里面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詰問，有雨果式的懺悔。

　　王逸人：說實在的看《野性的呼喚》里面寫到的自由與抗爭精神，應該是杰克·倫敦內心比較理想化的世界，但面對人類時他又很絕望，《馬丁·伊登》曾經帶給我非常大的精神震撼，這才是我最喜歡的他的作品，一個水手經歷的載沉載浮，最終一切全都破滅，他也跳海自殺了，杰克·倫敦最后也是自殺的，勇敢和絕望都很極端地集中在他身上，那邊越勇敢這邊就越絕望。我想問一下您身上是否存在這樣的情況？

　　楊志軍：杰克·倫敦寫的是得到與無法得到之后的幻滅，是征服自然和個人意志產生矛盾之后的悲劇。而我面對的荒原，一開始就是人與自然的斷裂，是人對自然的破壞和自然對人的懲罰。我追問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因為我們在自然的懷抱里已經毫無溫情可言，人類對自然的強暴使人類和自然都有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在我的作品里，人在荒原的所有行為都代表國家意志和集體意志，這跟以個體為核心的拓荒、冒險、發財的美國夢是大相徑庭的。所以說杰克·倫敦寫的是人與自然(荒原)最初的親吻與推搡，而我寫的是人與荒原的愛的終結。他寫的是無法承受之后的自我毀滅，我寫的是人在荒原最大限量的承受，這樣的承受比死亡更痛苦，更需要堅強的意志力。勇敢我有，絕望我也有，沮喪、困頓、苦悶、痛苦，亂七八糟的情緒我都有，但我不會自殺。我的困頓、苦悶和痛苦，貫穿在每一部作品的寫作過程中。當我們的民族陷入精神殘缺而迷茫不堪時，一個作家要是放棄了精神建樹的努力———哪怕這種努力是杯水車薪的，那就等于放棄了對價值的思考，放棄了對靈魂的關注。我不想放棄，所以我苦悶。我在創作中一直試圖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我關注歷史也關注現實，但我更關注行為和情狀后面的精神殘缺和信仰缺失。我們丟失了打開精神之門的鑰匙，所以我們迷茫、麻木、是非顛倒、好壞不分。為什么我們到了這一步？

　　二

　　王逸人：寫藏獒肯定要對這種動物有深入的了解，青海是個有條件能接觸到地道藏獒的地方，您與藏獒之間的真實故事請與讀者分享一下。

　　楊志軍：你帶走了帳篷里的一個坐墊，它會追你幾十公里，直到你把坐墊還給它，你相信嗎？你在房東家住了一個月，它從來不獻媚不邀寵甚至都不會多望你一眼，盡管你天天都在喂它。但要是你背著行李離開了那里，它會追著汽車為你送行，求你留下，你三番五次地下車，它三番五次地不舍，直到追攆不上，你相信嗎？你從來沒見過這只兇猛的藏獒，但是你跟它卻一見如故，你可以打它，它決不咬你，你相信嗎？這都是我跟藏獒的故事。這樣的事太多太多，微不足道。

　　王逸人：《藏獒》里您把文章都做在了這種狗的身上，它是名符其實的絕對主角，外部環境、宗教、歷史、風俗習慣、部落沖突等，一切都圍繞著獒劃圈子，人完全是一個襯托，把獒當人寫，把獒比喻成人類的化身，有人類的思想和語言，這樣的寫作手段是如何確立的，是開始時就有個清晰的設計，還是感覺帶入上手就這么寫了？

　　楊志軍：我是一個萬物有靈論者，不僅在于青藏高原迄今存在的鮮活有力的原始宗教影響了我的思維，更在于我始終認為動物有著跟人類同樣豐富的表達，卻常常被我們所忽略。在你跟你熟悉的動物交流時，聲音，動作，表情，甚至小便、排糞都可能變成語言，就看你理解不理解了。我寫藏獒，沒有范本，沒有設計，怎么順怎么寫，在非理性的狀態下，把寫作交給感覺。我不是在尋找好的表達方式，而是在尋找好的感覺。我寫所有的作品都這樣。每個人的感覺都是特異的，文學自然也是特異的。我常說文學依靠天性。天性和感覺是文學的兩只翅膀，就算我沒有讀過任何一本別人的小說，我也會寫得跟現在一樣。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作家的內心世界越豐富越膨脹越強大，他的寫作就越會持續不斷地噴發。文學反映的是作家的心靈，反映的是心靈所能關照到的生活。要用個性鮮明的風格，將內心世界寫到極致，在創作中不斷發現自己，強調自己，豐富自己，就可以完成你和文學的宿命結合，完成結合以后的生息繁衍。作家喜歡文學，也得讓文學喜歡作家。這是兩情相悅的事，不能互相背叛。

　　王逸人：讓很多讀者記憶深刻的是《藏獒》一書中獒與其他野獸間、獒與不同領地的同類間的打斗場面，有人說有武俠小說中江湖決斗的況味，不知您對這樣的評價有何看法？

　　楊志軍：這是一個好的評價。我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寫成武俠小說，但我的確是一個崇尚俠肝義膽的人。俠義精神是根植于中國民間的一棵大樹，它滋養出了中國人最有分量最為光彩的精神品格。在我的童年，我最喜歡讀的就是《水滸》，英雄豪杰為朋友仗義疏財，兩肋插刀的舉動陶冶了我一生，讓我常常陶醉在行俠仗義的快樂中，幻想有一天用它拯救人的靈魂和墮落的世界。我從青海到山東，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江湖義氣，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在梁山好漢的故鄉并沒有找到義氣。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說：“來到山東，又讀了一遍《水滸》，我不知道自己在天罡星地煞星的照耀下寫作是一種什么滋味。我找不到江湖，我愛宋江。”恍然意識到，“梁山好漢”不過是個虛構，山東其實沒有“水滸”。

　　三

　　王逸人：您的作品里一直呈現出一種信仰的力量，要知道這個年代里有信仰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幾年前我一個人在冬天去青海湖，在江西溝碰到一個叫大海的年輕人，圍著青海湖磕等身長頭，他就是為了玉樹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祈禱，后來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經用這樣的方式轉了青海湖，一共用了49天時間，這在您看來可能很平常，但他的作為讓我非常佩服，也反觀到自己的干癟，因為我所自恃認為擁有的一些東西在他面前被清零了，我想信仰問題應該是很多人的隱痛，但現實的思考只要一出現，這種隱痛也就又被逼退了，請問一下您對這個事情怎么看？

　　楊志軍：藏傳佛教告訴我們，你只有給所有人祈求平安你才會平安，給所有人祈求幸福你才會幸福。如果你希望你有一個好的來世，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利他，就是為所有人祈禱幸福。1977年，我去玉樹雜多草原，在牧民巴桑家住了一個多月。為什么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呢？縣上的車把我拉到那里后就走了，然后他們就把我忘了。這片草原離縣上很遠，沒有車，也不可能騎馬回去，我到了縣上馬怎么辦？所以就安心住著。這一個多月對我的整個人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按照藏族的傳統，打酥油的活不能讓外人來做，因為外人會沾走福氣，帶來邪氣。但是那家的老媽媽卻讓我跟她一起打，說明她把我看成了自家人。當時用的不是常見的酥油桶，而是一個大皮袋，把牛奶倒進去，然后坐在地上搖，這是原始的辦法，老媽媽就教我怎么搖。她會一點點漢語，我會一點點藏語，我倆正好中和一下。她還教我如何拾牛糞，半干的牛糞不能一下拾起來，而要先用腳踢起來，把下面的瘴氣散發掉，不然拾不了幾塊你的手就會腫起來。她還教我怎么捻線，藏族男人放牧時沒別的事干，就捻毛線。老媽媽覺得我是個男人，教會我捻線將來有用。后來縣上突然又想起了我，派了一輛車來看看我還在不在。這樣我就又要回去了。走的時候，老媽媽不舍，想送我一樣東西。藏族給最親的人送的最珍貴的禮物就是嘛呢，也就是六字真言。老媽媽說她念了10萬個嘛呢，送給我5萬個。念嘛呢就是每天搖著經筒念“唵嘛呢叭咪吽”。后來，只要到寺院，我也會念嘛呢，也會積累功德。每次積累的可能不多，500個或者1000個，但我每次都會把我積累的嘛呢毫無保留地送給我的朋友，祝福他們的今生來世。這種靠虔誠和信仰積累來的無價之寶，是送給朋友的最好禮物。5萬嘛呢不知不覺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后來的很多堅守包括不殺生，不吃肉，益善為本，都與此或多或少有關。

　　王逸人：在《藏獒》三部曲后，您又相繼完成了《伏藏》《西藏的戰爭》等長篇小說，《伏藏》寫的是倉央嘉措，《西藏戰爭》寫的是一百多年前英國十字精兵入侵西藏，尤其是后者被稱為一部獨具特色的關于西藏的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回歸歷史———這可以被看做您創作上的又一次轉變嗎？

　　楊志軍：從《藏獒》三部曲開始，我逐漸從道德探索往信仰探索升華，力爭我的每一部作品在精神上有一個高度，不是一部比一部低，而是一部比一部高。《伏藏》是用倉央嘉措情歌，實現世俗之愛和宗教之愛的融合，越艱難的探索，得到的結果就應該越簡單。《伏藏》里那么艱難的探索，到最后挖掘出來的也就是一個“愛”字。可我們是最不懂愛的。《西藏的戰爭》中，我寫的是兩種宗教兩種信仰的融合。我已經不把它僅僅看做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而是把它看做是基督教與佛教的戰爭，是信仰與信仰的戰爭。這樣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更加真實的角度來描述西藏和歷史，也讓我的寫作具有了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不同的宗教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融合的。《西藏的戰爭》中西方人帶來的基督像很快被藏民當成了佛教的護法神。英國人后來自動撤離了，他們在巨大的信仰面前，發現了自己的無能———他們可以占領西藏的土地，但是西藏卻在無意識間占領了他們的內心。我覺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在起始點和終極目標上都是一致的，我一直想對世界說明這個問題。后來我又寫了《藏獒不是狗》，也是對罪惡、懺悔、信仰等關系的描述，我從現實角度升華了我一直強調的一個命題：人可以沒有宗教，但不能沒有信仰。

　　我覺得從《藏獒》三部曲到《伏藏》，到《西藏的戰爭》，再到《藏獒不是狗》，我對整個精神信仰的探討已經比較完整，我迅速走過了托爾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走了一生的心路歷程，我把他們的探索完全中國化了。這不是說我比他們高明，而是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拿個竹棍就可以夠著天。我接下來要寫的，可能不是我急切要表達的，但一定是我最重要的積累。也就是說，前面的寫作都不算，我現在要從零開始。有人說我的作品是浪漫主義，其實我在生活中也是一個理想色彩濃重的浪漫主義者。骨子里、人格上都屬于童年，有童年的率真，也有童年的純粹，更有童年的稚嫩而頑梗的愛。

　　作家簡介

　　楊志軍 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寧，祖籍河南孟津，現定居青島。

　　荒原小說系列：中篇小說《驢皮記》《大湖斷裂》《美麗孕婦》《永遠的浪漫》《艷龍》，長篇小說《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亞當》《隱秘春秋》《天荒》《支邊人》《迎著子彈纏綿》《無人區》《無人部落》(紀實)等。

　　藏地小說系列：中篇小說《原野藏獒》《情和欲的悲歌》，長篇小說《環湖崩潰》《大悲原》《生命形跡》《敲響人頭鼓》《駱駝》《藏獒1》《藏獒2》《藏獒3》《伏藏》《西藏的戰爭》《藏獒不是狗》等。

　　作品曾多次獲得全國文學獎，并以多種文字譯介到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