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作家用長篇講述 關中史上最慘烈的饑饉

　　去年末，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上映，影片再現了1942年河南的那場由天災人禍共同造就的大饑荒。當饑餓襲來，無數人流離失所，甚至餓殍遍地，慘烈的場面讓人震撼。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陜西歷史上也曾發生過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那一年是民國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關中300萬人死于這場災難，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場面。

　　時光的腳步走過了八十余年，現在很多陜西人對這段歷史已經模糊甚至全然不知，但陜籍作家張浩文將其寫進了他的長篇新作里。

　　《絕秦書》，書如其名，這是一本描述那場幾乎使秦地瀕于滅絕的災難書，更是目前生活在海南的作家張浩文對故鄉陜西致敬的書。上月，太白文藝出版社推出該書后，有評論家認為，看到了《絕秦書》想到了《白鹿原》，有人認為該書可以媲美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甚至題材較后者更為宏大，在容量上、思想上也更勝一籌。

　　源起

　　“重修族譜，災難近距離逼迫我”

　　記者：您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之下，萌生出寫這本書的想法？

　　張浩文：作為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我，是在饑餓的恐懼中長大的，小時候稍不留神灑漏了糧食，老人就會聲色俱厲地告誡：“擱在民國十八年，看不餓死你崽娃子！”從那時起，我就記住了民國十八年。后來長大了，查了資料，得知那是陜西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大旱災，當時陜西人口不到千萬，餓死300多萬，逃亡300多萬，人口折損超過半數，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而這僅僅是陜西一地，其實那場災難席卷整個西北，死亡總人口超過千萬。這場大饑荒后來被歷史學家稱為20世紀人類十大災難之一。

　　面對這場大災難，文學的記憶并不充分。就我的閱讀范圍而言，只看到了柳青和陳忠實分別在《創業史》和《白鹿原》里提到過民國十八年年饉。因為服從于整體的藝術構思，這場災難僅作為故事的局部背景點到為止，并沒有充分地展示和描寫，我感到有些遺憾。米蘭·昆德拉說過：“文學的職責在于抵制遺忘。”而這場災難過去不到百年，難道我們就遺忘了嗎？對于多災多難的我們而言，這種遺忘是不是過于輕松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寫出一部關于這場災難的長篇小說。

　　2008年暑假，我們宗族要重修族譜，由我執筆。在閱覽族譜時我赫然發現，我們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國十八年絕戶了！災難如此近距離地逼迫我，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沖動，不能再猶豫了，必須立即把自己的構想變成現實。恰逢這一年中國作協在全國遴選重點扶持的創作項目，我毫不猶豫地申報了。很快此選題被批準立項，我于是投入創作之中。

　　發掘

　　“不動聲色的描寫更能接近事件的真相”

　　記者：整本書中對災害的描寫非常細致，您是從何而知的這些歷史資料？

　　張浩文：首先是自小就聽到的關于這場災難的口述歷史，這是非常形象生動的。隨后我又進行了很多采訪，在我決定寫這本小說之后，我每年都利用暑假返回家鄉，有意識地訪問村里老人，搶救性發掘一些資料，因為經過民國18年大旱災的人現在至少80多歲了，他們隨時都可能離世。我前幾年訪問過村里一位90多歲的老人，他當年逃難去了漢中才保住了性命，《絕秦書》中一些逃難的情節就跟他有關，不幸的是，今年暑假我回家，他已經去世了。關于當年的旱災，我這些年還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由于當時的條件限制，民國十八年大旱災沒有同1942年河南旱災那樣留下多少影像和圖片資料，但文字資料還是不少，后人對這場災難的研究成果也很豐富，這些都給我還原歷史提供了依據。

　　記者：書中出現了“人吃人”的場面，是您的杜撰嗎？

　　張浩文：不是的，只要細細查看資料，中國災難史上，人吃人的場面都有過記錄，把人肉當馬肉賣，真的是慘烈。

　　記者：可是您在敘述這些內容的時候，口吻很冷靜？

　　張浩文：我覺得作家不動聲色的描寫更能接近事件的真相，更能揭示人性的本質，在這種描寫中，作家不應該疾呼，而應該冷靜。冷靜的描寫才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反思

　　“災難面前中國從來不缺少舍身為人的英雄”

　　記者：您希望《絕秦書》訴說這場年饉之災帶給讀者什么樣的反思？

　　張浩文：當年災難的親歷者現在差不多都已經謝世了，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幾乎都不知道陜西近代史上這場慘絕人寰的大災難。這正是我揪心的地方。我的目的就是用文字為那場災難樹立一個紀念碑，用文學給那場災難建立一個形象博物館，讓那場災難時時警醒我們。

　　如今是一個娛樂至上的時代，這也符合人趨利避害的天性。不過娛樂需要一個承平富裕的環境，沒有戰爭，不愁衣食，人才可能娛樂。在現代，戰爭不會輕易發生，可誰也不敢保證天災不會降臨，人注定不能勝天。也就是說，無論科技怎樣發達，人類都無法完全避免自然災害。問題是，一旦發生了自然災害，我們怎么辦？以史為鑒，正是為了未來。如果我們沒有勇氣直面歷史，就沒有希望走向未來。我們不可能完全避免天災，但我們要力爭避免人禍。這正是我今天回顧十八年年饉的目的所在。

　　記者：看完《絕秦書》后，很多人說會被偉大無私的情感而感動，也會有人說這是過于夸大了人性的崇高，您怎么看？

　　張浩文：自然災害把人忽然置身于絕境，生死抉擇考驗著每個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可人不是動物，在本能之上還有理性和倫理的導引，他此時必然會陷入激烈的內心糾結中。但在災難面前中國從來不缺少舍身為人、抗災殉難的英雄，從神話里為治水不顧親情的大禹到現實里汶川大地震中舍身救學生的譚千秋老師，這樣的義士史不絕書。魯迅就說過：“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

　　在《絕秦書》中我想為善樹立一個標本，主人公周克文為了賑災獻出了全部家產和兩個兒子的生命，盡管他的粥棚最后被難民們踏平了，全家人也被難民潮裹挾而去不知所終，可這種善行畢竟給慘烈的災難帶來了一絲暖意。至于有人說作品是不是夸大了人性的崇高，我的回答是，現實中并不缺乏善良高尚的人，藝術更是要超越現實，因此出現在作品中的人物自然更具有理想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在目前這樣一個道德潰瘍的時代，只有大善才可以振聾發聵。

　　致敬

　　“想為故鄉的生活方式留下一些存念”

　　記者：《絕秦書》的字里行間都會讓人感受到濃郁的陜西地方風情，這本書是向故鄉致敬嗎？

　　張浩文：一部作品的意義可能是多方面的，《絕秦書》作為一部以地方歷史為虛構基礎的長篇小說，除了它的文化的、美學的意義之外，當然還具有社會學和民俗學的意義。在《絕秦書》中我用了不少的篇幅描繪了關中地區的風俗民情，這種描寫除了為作品增加一種詩意的品格之外，更重要的是，我想為我們往昔的生活方式留下一些存念。《絕秦書》中描寫了很多業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俗民風，這不光是為了讓讀者看熱鬧，更是想讓他們在這里找到自己生活的文化之根。

　　記者：有評論家會將《絕秦書》與陳忠實的《白鹿原》和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做比較，您介意這種比較嗎？

　　張浩文：《白鹿原》是迄今為止描寫中國近代鄉土社會最深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這是大家的共識。把《絕秦書》跟《白鹿原》相提并論是讀者和評論家對這部作品的抬愛，我自認不能企及。已經有評論家和讀者在網上做這兩部作品的比較研究了，大家最感興趣的是周克文與白嘉軒的對比。這兩個形象有相同的地方，但在我看來不同更甚于相似，他們是兩種類型的鄉紳典型。至于更深的解讀，只能期待評論家和讀者了，作品一旦完成，作家的使命就終結了。

　　所以我也不敢說《絕秦書》和《溫故一九四二》怎么比較，只是《溫故一九四二》畢竟是中篇，容量有限，故事不完整，感染力自然就受到限制。我只是想讓更多人了解民國十八年那場災難，了解八十多年前的關中人，讓災難給人以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