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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備受讀者歡迎的“知日派”作家里,李長聲可算得上是個明星人物。他對日本出版業以及日本文化的觀察文章,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赴日,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從九十年代開始至今,連續在知名報刊作專欄隨筆,廣書日本文化,代表作有 《櫻下漫讀》、《枕日閑談》、《日下書》、《紙上聲》等。李長聲的“知日”有其獨特之處,小品散文,短小而扎實,文史掌故信手拈來,文章毫無水分,落筆是書業出版業現象,結尾卻見文化深論,讀起來趣味十足又引思慮。李長聲談及他的“知日”是“近而不媚,愛而不溺”,知日者眾,而讓讀者信任有加,不無道理。
剛落幕的上海國際書展活動中,李長聲場里場外參加了六場活動,堪稱“最忙碌嘉賓”之一,而整個書展活動關于知日論日的,有十余場之多,這也表明了民眾對期待深入了解日本的熱度。但在李長聲的觀察里,他仍然認為現在國內讀者并不真正了解日本文化,存在許多誤讀與誤解。
《紙上聲》之后多關注當下變化
記者:多年來您深入日本文學史和出版業,文章選題趣味十足,是國內頗受信任的“知日”系作家。在《日下書》里還是帶有趣聞性質的談書業新聞或出版常識,新作《紙上聲》則更多涉及了日本作家及日本文化論方面的話題,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您多年來自己也更深入日本、了解日本的變化?
李長聲:對日本的了解,所謂與時俱進,應該是越來越深入了。我初到日本時打算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但后來改變了主意,因為整個日本文化都值得了解。而且,我喜愛的是寫作,不是研究。出國之前,我當編輯,編輯《日本文學》雜志,像是職業病,始終對日本作家和文學別有關心。
記者:近些年,國內讀者對兩個國家的“真實性”最感興趣,一是美國,再就是日本,許多學者論美國文化是從時事評論入手,而您看日本則是從出版業乃至作家入手,以您這幾年的觀察,這樣的書寫效果是一個有趣而截面的日本,還是可以“一窺見全貌”?
李長聲:我不是學者,不是論客,完全從興趣出發。一般人看人、讀書、論事不可能舉一反三,所以我的書寫恐怕不會讓人窺見全貌。知道多少是多少。問題是寫真實?赡苣莻時事具有真實性,但評論卻是抖機靈,搞噱頭,抓眼球。我沒有那么廣闊的視野,那么深邃的思慮,只是從一時一事談起,止于個人的所思所想,恐怕連截面都算不上。至于有趣,因為我喜歡有趣,也希望別人讀得有趣。一群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我不善言談,但喜歡當一個逗樂的。
記者:《紙上聲》的后面幾節也拓寬話題談到了日本地震、東京戶籍、現代摩天塔等,您有意在接下去的作品里更多談論日本的當代變化嗎?
李長聲:對。我們看日本,往往缺了點歷史眼光。譬如讀日本古典作品,日本人讀來都非常隔,但是被譯成現代中國語,譯者把歷史時空抹掉了,結果我們就讀得很現實,甚至要按圖索驥。人們常說日本很善于保護傳統,保持傳統,這里也有點誤解。譬如,1964年東京奧運會對于東京是一場大破壞,面貌全非了,到了70年代出現反思,懷念老東京,于是又山寨昔日景觀。談當代變化,就是想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日本。只講眼前,可能只具有部分真實,講出變化過程,無限地接近全部真實,才可能更引人深思。譬如日本人把藝伎當作傳統向世界宣傳,但是這玩意兒早就沒落了,不可能復興。
記者:“知日”書寫當下也是一股潮流,以什么樣的心態去書寫是個關鍵,您曾說“近而不媚,愛而不溺”是較好觀察日本的態度。
李長聲:我在日本是輕松地生活,閑適地觀察,該笑就笑,該說好就說好。有些人在網上把日本捧上天,把中國捺入地,日本什么都好,中國什么都不好。他們對日本只是淺嘗,一知半解,卻在那里自告奮勇為日本代言,恐怕說得連日本本家都不好意思。我說過:哈日要哈到癢處,反日要反到痛處,友好要恰到好處。為人處事,要有一顆平常心。氣頭上不要寫文章,感慨系之也不要寫,平靜下來再寫。
對日本文化的誤解是出于功利性
記者:您曾說《菊與刀》這樣的作品對于日本人早就過時了。
李長聲:就《菊與刀》來說,情感上未必是客觀的。此書出版于半個世紀以前,其后日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日本變了,日本人變了,當然也有些沒有變。我們當下讀這本書,更應該注意的是發生了變化的部分。
記者:百年來,中國許多文化人從不同角度去解釋日本文化,周氏兄弟作品尤其被稱道。您感覺那代人與當下學者的日本觀察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李長聲:好像最大的區別在于功利心,周作人考察日本不是為了寫論文,拿學位。
記者:這次上海書展文學周活動,您參加了六場,可以說是較為忙碌的嘉賓了。這次來您感覺民眾對日本的了解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平或狀態?
李長聲:和聽眾有一些互動,我覺得大家比網上一些人平和多了,看問題深多了。不過,從整體來看,好像還是不大了解日本。我的一本小書當然抵不過電視上天天打鬼子。我不認為人人都必須了解日本。那些專家必須真了解,至于老百姓,各隨所好,感興趣就了解些,不感興趣也可以不理睬。
記者:總有人說,比起日本了解中國文化,中國并不了解日本文化。誤讀或誤解很多,您在這次書展活動中也提到“武士道”的神話。這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李長聲:日本對中國的了解勝過中國對日本的了解,是一個偽命題。日本對中國的了解偏重于古代,那是當作他們自己的文化源流來了解的。中國之所以對日本有很多誤讀,另有原因,甚至為趨時應景而故意誤讀。譬如,四十年前的1972年,郭沫若用他的如椽之筆,寫過一首詞,祝中日恢復邦交:“堪回首,兩千年友誼,不同尋常。豈容戰犯猖狂,八十載風雷激大洋!边@就是故意誤讀歷史。中日之間真的有兩千年友誼嗎?人類歷史上真有這樣的奇跡嗎?中日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并不像他寫的那么浪漫,只是從甲午戰爭以來的八十來年戰犯猖狂,風雷激蕩。這不過是一個神話,就像是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正因為中國人心里有這個誤讀、誤解,對于日本人所作所為常覺得不可思議。
記者:從文化研究角度來看,美國人、中國人甚至日本人都愛研究日本文化,這是種什么心態或意識?難道日本文化性格過于復雜多變,難以厘清?
李長聲:日本人喜愛日本文化論,簡直就活在日本文化論當中。這倒是像《菊與刀》里說的,他們很在意別人的看法;蛟S是因為活淂沒底氣,不如我們中國人,到哪個國家都能弄出一條中華街來。日本人尤其在意西方人對他們的評頭品足。我們似乎不大喜歡外人說三道四,尤其討厭被日本人指指點點。“文化論”基本是“比較論”。他們總是把自己跟西方文化比較,跟地理、歷史、文化都非常遙遠的西歐相比,只是拿西方文化作為參照系數。譬如盆景、算盤,西方人以為是日本的,可我們一看,都是中國的。日本人最愛說日本獨特,因為獨特,所以外國人無法理解。他們為此而沾沾自喜。若是理解了,那就不獨特了,很叫他們失落。
記者:一個國家文化兼具了佛教文化、神道教文化、妖怪動漫文化、卡哇伊文化等等于一身,是否的確很難去看清楚他們的變與不變?
李長聲:中國文化比日本更復雜。說來日本文化的來龍去脈挺清晰。對于中國人來說,日本是神話,甚至當年居然敢侵略中國,也像是一個神話。日本神話有的很古老,是我們中國人制造的,那就是扶桑蓬萊之類。有的很現代,主要是美國人制造的,很大程度上出于西方人對東方的誤讀乃至蔑視。于是,簡簡單單的日本就變得復雜了,大家都使勁兒往復雜里看,像是看神童。據說神童大都長不大,或者長大就不神了。日本鬧“平成蕭條”,神話呼啦啦破滅。抬高也罷,低估也罷,既然是神話,早晚在現實中破滅。一邊破滅,一邊又制造新的神話?疾旌头从呈聦嵾h遠比制造神話為難,且不易嘩眾取寵。對于四海之外的事物,中國人如今也愛制造神話,包括那些旅行或僑居海外的。
記者:岡蒼天心對全世界認識日本文化起到很大作用,他的《茶之書》尤其突出了“道”對“器”的提升作用。這種描繪是否存在夸大或誤讀成分?對日本普通民眾生活有具體影響嗎?
李長聲:什么東西要提升為“道”,寄托一種精神,就必然夸大。他們夸大了,我們又加以誤讀,所以神乎其神。譬如茶和禪捆綁在一起由和尚帶入日本,禪就附著在茶上,再從廟里傳到民間。喝得有滋有味,又加以夸張,就造成“茶道”,玄之又玄。這種小題大做的勁兒在日本生活中隨處可見。日本有各種“道”,唯獨沒“味道”,而我們沒有茶道花道武士道,有的是“味道”,以此可分析兩個國家的文化以及人之不同。
記者:我們看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因為涉及到戰后日本普通人家的世俗人情,情感隱忍,不多解釋,說是物哀也許不準確,小津視野下的東京人可以當作一個參照系吧?
李長聲:前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核泄漏,我有一位朋友,她的老公公就住在那個核電站旁邊,第一時間逃到了東京,寄居兒媳婦家。有一天這位朋友給我一張碟,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說:你看看,我現在就是過這種日子。
翻譯文學亂象需要文學批評跟進
記者:我們對于日本文化的了解大部分還是從翻譯文學中感受到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谷崎潤一郎等廣泛引介進國內,您也提過特別欣賞谷崎潤一郎,你感覺對于他們的審美特質能夠覆蓋當代日本人文化性格嗎?
李長聲:三島由紀夫有一種追求,并且完美地實現了。作為人,太宰治就是自私,下流。谷崎潤一郎過日子一點不蔭翳。人們把他們給文如其人了,而且又中了評論家的招兒。書里書外,能看到很多真實性格。
記者:說到翻譯文學,村上春樹的作品無法避開,他在全世界都有讀者,他在國內有兩位譯者,施小煒與林少華,不同翻譯風格議論紛紛。您感覺從日語閱讀角度來看,什么樣的翻譯對于日本作家是恰如其分的?
李長聲:國內有兩位譯者是好事。有比較有鑒別才能發展嘛,但著作權問題限制了文化交流,也制約了翻譯的進步。翻譯風格因作家而異。信達雅被奉為翻譯的圭臬,但我認為,雅是多余的。對于原文必須信,對于譯本應該達。雅,也就是譯者的風格,刻意追求就會是畫蛇添足。
記者:我們對于日本作家的閱讀還處于經典閱讀,和日本文學市場的當下閱讀并不同步。翻譯界也不時鬧出糾葛,許多優秀但不為國內所知曉的作家作品也還未被譯介進來。
李長聲:國內翻譯出版日本文學很興盛,但是有點亂。著作權過時,一窩蜂地翻譯陳舊甚至陳腐的作品,或者花大價錢搶譯暢銷書,研究者把經典當作讀物向一般讀者推銷。產生這種亂象的原因之一是文學批評、翻譯批評沒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