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集》出版：奇人遠去絕學傳

文三雕梅花喜鵲紋象牙蒙心 （選自《說葫蘆》）

文三雕梅花紋染綠象牙蒙心 （選自《說葫蘆》）

太極圖（選自《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

黃花梨梅花式凳 （選自《明式家具研究》）

黃花梨五足帶臺座香幾 （選自《明式家具研究》）

　　“老友王世襄于去冬故去，他的絕學奇才，不應隨他而去。”王世襄2009年去世后，畫家黃苗子曾發出這樣的感慨。

　　日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將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竹刻藝術》《說葫蘆》《錦灰堆》等十種代表作重新整理編排，結集為《王世襄集》出版，王氏絕學得以再度傳續。

　　黃苗子的遺愿實現了。

　　舊家庭中的“另類”

　　1914年，王世襄的父親買下了北京南小街芳嘉園的一座四合院。不久之后，王世襄在這座四合院里出生，一直住了差不多80年。

　　在一篇文章中，王世襄這樣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鞲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

　　文化學者趙珩與王世襄有著多年的交往。在他看來，王世襄一生趣味的養成，與其年少時所受的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從1924年到1934年的10年間，暢老(按：王世襄字暢安)是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國學校讀書。美國學校里大多是外國小孩，進行的是西式教育，給學生很多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時間。在這所學校寬松的學習環境中，王世襄的個性得以充分發展，他甚至在英語作文中大談鴿子。”

　　從美國學校放學回家，則是又一番情形。父親為王世襄延請了飽學的國學老師，每天講授兩個小時，直到他進入燕京大學才停止。王世襄回憶說：“老師十分認真，從文字學、經史到詩詞、駢文等都教。但除了詩詞我比較喜歡，學到了一些以外，其他各門都沒有用心去學，實在辜負了父母和老師，不過文言文還是勉強能寫的。”

　　趙珩認為，相對自由的西式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共同造就了王世襄。

　　“暢老玩的東西都比較‘邪’，也比較苦。為了這些愛好，他常常早上三四點鐘就得起床，捉兔、捉狗都很費力氣，為了讓鷹落到手上，得把手掌裹滿了布才行，一般人吃不了這個苦。即使在舊家庭中，也稱得上‘另類’。”趙珩說。

　　不是“玩家”

　　上世紀80年代，已是古稀之年的王世襄，終于有機會把兒時的諸多愛好寫成文字：喜歡斗蟋蟀，整理出《蟋蟀譜集成》；愛好養鴿子，編寫了《明代鴿經 清宮鴿譜》，直至《說葫蘆》《錦灰堆》，更不用說最為人稱道的《明式家具研究》。

　　“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這是啟功對王世襄作品的評價。黃苗子則說：“他是一個了解中國文化生活和民眾學的人。他做學問愛搞些‘偏門’，人棄我取，從不被注意的角度深入反映中國傳統文化。”

　　年少時面對“紈绔子弟”“不務正業”的指責，王世襄不改其志。到了晚年，面對蜂擁而至的褒獎，王世襄依舊淡然。

　　詩人邵燕祥總是從朋友處聽說，王世襄是一個親自動手的美食家，騎自行車倍兒帥，一手扶把，一手夾著案板，從芳嘉園到北總布胡同范用家烹調示范；還是球迷，傍晚穿著背心、短褲，騎在車上，又是單手扶把，一手拿著大芭蕉扇，徑奔東郊工體門口等退票。

　　趙珩常常在王世襄家中見到各色民間工匠：有的剃著光頭，有的背著布包袱，有的身上滿是塵土，王世襄和他們談匏器、講鴿子，“眼神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時代，非常真誠，那是真性情的流動”。

　　趙珩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一天清晨，王世襄進了他在和平門的家，一只手抱著剛從早市買來的大冬瓜，一只手提著照相機，穿的是圓領汗衫，跟大街上別的退休老人沒什么兩樣，甚至更尋常。“他聽說我家有一件明代的‘氣死貓’——一種用黃花梨拼裝的柜子，特意過來拍照。”

　　“現在很多人把暢老稱為‘玩家’，我并不贊成這種稱謂。其實他的‘玩’，是一種真性情，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趙珩說，“暢老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為人所知，他的學問得到社會的認可，他也借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所能做的事卻絕不止于此。50年代的暢老正值盛年，卻命運多舛，默默無名。這不僅是政治環境造成的，也是學術環境造成的。現在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包容，暢老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一個包容的社會才是健康的社會、正常的社會。”(記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