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原：作為公眾藝術的小說死了 已成標本

在馬原看來，新的小說已誕生，但他不認可。

　　作家馬原最近很忙。7月，他的最新長篇小說《糾纏》推出，這是馬原在“復出”小說界兩年之內的第二部小說，小說因為涉及當下的財產故事，再次引發文壇熱議；8月，他的解讀文學的著作《閱讀大師》由花城出版社重出了三卷精裝本，這其實是他在同濟中文系任教時的文學教案的結集；連續兩個月有兩部著作推出，馬原馬不停蹄地在多地做新書宣傳，其間還出現在8月的南國書香節上。他在演講中談到自己“著手暢銷書的寫作”，甚至還肯定了郭敬明的成功是“精確地抓住了時代脈搏”，但他依舊稱“郭敬明的書看不進去”。9月1日，本報記者電話聯系到馬原，與這位“文學頑童”暢談文學。

　　在讀過馬原小說的讀者那里，讀《糾纏》遇到問題了

　　記者：《糾纏》帶給我的閱讀體驗，與您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對于一向以“敘述圈套”聞名的您來說，“好讀”只是其一，而現實題材的書寫，讓人有些意外。

　　馬原：說的好聽一點，叫接地氣，說的難聽一點，就是馬原終于回歸現實了。實際上，它就是一個題材唄。每一本書都有一個故事題材，適合哪一種寫作方式，我覺得小說家都是隨機的。很多媒體也都在說，變化這么大，是不是回歸寫實？我說，可能原來太偏重形而上了，《糾纏》本來我以為也是一個形而上的故事，因為，我覺得它特別卡夫卡，但是，故事的形態又是形而下的，都是很具體的，錢、利益和中國當下走入有財產的時代之后遇到的太多諸如此類的問題。所以，在以前讀過馬原小說的讀者那里，讀《糾纏》就遇到問題了。沒有讀過馬原小說的人，當馬原是一個新面孔，一個新的小說家，讀《糾纏》可能不會有這么大的疑竇。

　　記者：可能吧。不過對于很多讀者而言，“馬原”這兩個字，就意味著“先鋒”，這一次突然寫一部有關遺產的小說，“從天上回到地下”，多少有些難以接受。

　　馬原：年齡不同，可能關心的東西不一樣。年輕的時候可能不大關心錢，覺得很沒勁，但是，你老了，錢對你的意義不大，但你發現，錢對別人的意義挺大的。這時候，用錢做題材，在錢里找故事，也挺好玩的。我的態度是沒變的，從骨子里對以錢為一切標準的這個時代充滿鄙視和嘲弄。

　　記者：在您的《岡底斯的誘惑》里，一個中篇的容量，講三個不同的故事，這里面有敘述技巧的實驗和探索。但在《糾纏》里，是一個線性的敘述。就閱讀而言，挑戰性不如以前了。

　　馬原：這個跟故事不一樣有關。《岡底斯的誘惑》是一個小說家從一個無神社會走進一個全民信教的社會，所帶來的心里面的沖擊，和《糾纏》里寫到的大家都關心的利益再分配、遺產繼承這些關乎個人具體的利益的角度應該是不一樣的。所以，不是馬原個人易弦更張了，而是你遇到了這個故事，和《岡底斯的誘惑》的故事完全不是同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你可以把它作形而下的理解，當然它同時也是形而上的，這個就是年齡帶來的不同。我寫《岡底斯的誘惑》的誘惑的時候，三十歲；寫《糾纏》的時候，六十歲。三十歲和六十歲的時候，對世界的關心、對故事題材的關心可能會不一樣。如果我六十歲的時候，還要故事題材有挑戰性，故事的方法論也有挑戰性，那個好像也不正常。現在選擇這些吃喝拉撒，生計，在具體的個人利益點上的關注，我個人以為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人問我，是不是以后的方向就變成寫實了，變成線性敘述了？我說，這個得看我遇到什么樣的故事題材，故事題材決定方法論。寫《岡底斯的誘惑》或者是那一批小說的時候，實際上是一個全新的充滿挑戰的故事題材，讓小說家選擇了同樣富有挑戰性的講故事的方法。而《糾纏》，可能選擇線性的敘述更合適。

　　郭敬明的小說，跟我說的小說不是一種東西

　　記者：從去年的《牛鬼蛇神》到如今的《糾纏》，前后不到兩年時間。對于在文壇沉寂二十多年，并不以高產聞名的您來說，這種創作節奏，有些出人意料。

　　馬原：其實我不止寫了兩個長篇，是三個長篇。可能我也是憋的吧，二十多年寫不出來，突然大釋放。二十年前寫了二十年，只完成了一個長篇，現在這是第二個回合，我已經有三個長篇了，而且還不止，就好像第二春似的，想想也挺奇怪。看前輩作家，像墨西哥的胡安·魯爾福，青壯年寫小說，開創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潮流，但他自己馬上就不寫了，中國的青壯年時期寫出很大名聲的，像沈從文、錢鍾書，后面都沒有回來。我屬于那種很特別的，二十年了又回來了，而且還有些一發不可收。我挺開心的，寫小說是一個開心的事兒。

　　記者：我記得在《岡底斯的誘惑》里，結尾是姚亮和陸高的長詩。現在，您肯定不會走這個路數了。

　　馬原：那時候是詩意盎然的時代。現在我們出去，經常被小商家稱呼為老板——社會通行的稱呼，現在老板比詩人中聽。

　　記者：這種稱呼的變化，對于所謂的文學和藝術，有特別意味么？

　　馬原：這個時代哪有文學了？哪有藝術了？現在是資本決定什么是藝術。誰的作品賣的錢多，誰就是大藝術家，誰上那些大的媒體，誰就是藝術家。一切都是錢，都是利益。所以，十二年以前，在同濟的課堂上，我第一次提出來，說小說死了。

　　記者：您現在還是堅持這個判斷？

　　馬原：對，作為公共藝術的小說死了。新的小說已經誕生，但我不太認可它們是小說。比如說，在網上大量出現的玄幻小說，包括郭敬明的小說，跟我說的小說已經不是一種東西了——那些同一種稱謂的東西，實際上內容徹底不同了。

　　記者：但現實是，郭敬明他們的書賣得很好。小說出來之后，傳播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馬原：我沒期望過自己的書賣100萬或者幾百萬，我也不會斷然否定，認為賣的好的書，價值不高，因為我不懂。我嘗試過去讀《哈利·波特》，我發現完全不得要領，不知道作者在說什么。我也曾經讀過郭敬明的小說，也讀不進去。但是，我還是知道《小王子》在說什么，《霍比特人》在說什么，安徒生的故事我也懂。

　　作為公眾藝術的小說死了，成了標本藝術

　　記者：直到現在，“馬原”仍然是作為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人物而被人認知。對于這頂帽子，您是什么態度？

　　馬原：三十年以前，我們的小說，別人會覺得是一個異類，看不懂啊或者怎樣，也有慧眼識珠的，覺得我們的寫作特別有啟發性，對小說的可能性有很多拓展。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最終把我們歸結到先鋒小說這個籃子里來，或者說給我們戴了頂帽子。我覺得，這頂帽子，褒獎了我們勞動中的努力。我們戴上它的時候，還是覺得挺舒服的。實際上，我是不寫小說很多年以后，才戴上的這個帽子。

　　記者：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么會走上先鋒這條路？

　　馬原：實際上，先鋒小說是被逼出來的。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世紀是文學的黃金世紀，但十九世紀是。在十九世紀，出現了一批無與倫比的偉大小說家，像雨果、托爾斯泰、奧斯汀。他們之后的小說家們，要么是拾人牙慧，要么，就去突圍。所以，從二十世紀初，突圍就大范圍開始了。最初的突圍，是以喬伊斯、伍爾芙、普魯斯特這三位巨匠為代表的意識流小說。在他們之后，開始了海明威的寫作。上世紀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都是海明威的歷史。寫作開始大范圍簡化，副詞形容詞被棄用，大家只用名詞和動詞去說故事。到五十年代，有一個在海明威這條路上走得更遠的流派，新小說，連小說的意義和價值都開始消解。新小說帶來日后一個更重要的流派，就是黑色幽默。約瑟夫·海勒，在繼承新小說的價值消解的同時，開始搞笑，嘲弄一切，顛覆所有的價值。二十世紀文學最后一段時間，接力棒事實上是交到了中國作家手里。我們熟悉的1980年代，中國小說在世界上是一花獨放的。我們的作家把一百多年里西方作家所有的突圍的嘗試全盤演習了一遍，結果就是，1989年之前，最大的明星是小說家。1989年以后，公眾領域對于小說的熱情一下子就消退了，小說在中國大幅度滑落。1980年代的小說輝煌，也是小說物種的告別演出，作為公眾藝術的小說死了，成為了標本藝術。

　　記者手記

　　回到小說的馬原

　　馬原是我一直想要采訪的作家。

　　一方面是因為他從前的小說對于“敘述圈套”的迷戀，帶給記者許多閱讀挑戰。

　　另一方面，當然是他繞不開的先鋒派文學干將的身份——采訪一位在各種版本中國文學史上都不能遺漏的作家，這種感覺，大約只有學中文的人會懂。

　　不管怎么說，在讀過馬原在《十月》上發表的長篇小說《糾纏》后，這種求采之心更篤定了。

　　真正聯系上他，是在9月1日。發了短信過去，約定了當日晚上采訪。

　　電話過去，那邊是一個略有些沙啞的聲音，然后一個提問拋了過來，“你錄音了嗎？”

　　在采訪開始后，我才發現他的問題有所指。大約是因為做過文學教授的緣故，又或者是因為當年那個“小說已死”的論斷，讓他厭倦了曲解和誤讀，在他看似隨意的字句里，實則浸透著一種嚴謹。他很少會有斷然的肯定或者否定，經常會用及“可能”這樣的詞語，而錄音，無疑可以讓他的意思得到最客觀的呈現。

　　他的語速并不快，帶東北口音，大約因為要拿捏自己的語詞，他的說話，偶爾還會頓上一頓。他喜歡用問句，比如：“我的財產故事跟別人的是不一樣的，你看出來了嗎？”說到得意處，電話里就傳來沙啞的笑。

　　這并不是一個精于敘述手法的小說家的形象，也不曾見到我所以為的“先鋒”所該有的凌厲鋒芒。

　　也許，他對自己的總結是最到位的，愛玩，老頑童。 (文/本報記者劉雪明圖/馬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