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養、文學教育與高校人才培養——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景海峰訪談

　　沈一帆：隨著現代大學科系劃分而形成的文學疆界，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文學內在的這種歷史性和模糊性如何影響了其與現代人文教育之間的關系？

　　景海峰：的確，現代思想史研究已向我們揭示，任何觀念都是歷史的，文學當然也不例外。文學與人文的關系，與其自身的歷史密切相關。中西傳統 中，“litera-”與“文”都是基于語言，而所謂“literature”和“文學”最早都泛指一切借助語言而建立的人文表達形式，甚至指代文化和書 本知識。而為現代人所熟悉的以“詩歌、戲劇、小說”為主要形式的文學，不過才200多年的歷史。文學現代意義的興起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比如印刷文化的流 行、現代民族國家及俗語文學的建構，當然還有我們熟悉的現代大學制度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科分化等。在這個過程中，文學逐漸承擔起兩種不同的功能。其一是作為 一種知識形態的“真理”形式，它要求專業研究者掌握一套如何辨別文本語言風格、組織結構、審美特征的復雜本領，從而將文學從演講、布道、歷史書寫和哲學思 辨等其他語言及修辭形式中分離出來，這就構成了現代研究型大學之文學系科的主要目標。其二，則是擔當起培育現代公民的“教育”職責，比如梁啟超在晚清提出 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就寄寓了“新民”的理想，小說被認為有“移風易俗”的奇效，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和美國現代體制建立的階 段，《湯姆叔叔的小屋》成了南北內戰的導火索，而“文革”后的“傷痕小說”、“尋根小說”也構成了時代反思和文化批判的重要方式。所以文學在大學人文教育 中的作用和一般的學科還是不太一樣的，通過文學的傳遞，人對社會狀況的認識、對價值觀的理解和對生命的體驗，以及對理想的追尋等，都會轉化為一個相當具體 和形象化的感知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段里，文學在公民教育的層面，特別是對人的精神的培育和陶冶，可以說意義非凡。

　　但是，這幾十年來社會的變化非常大，在今天的超快節奏和急速發展中，人們表達自我和理解現實的渠道和手段越來越多元化，文學的上述功能正在減弱 甚至消解，特別是傳統文學賴以生存的印刷技術受到了新媒介的挑戰，互聯網開始部分地替代書籍和報刊雜志，成為啟蒙和公民教育的主要場域。后意識形態時代的 來臨，隨著社會的常態化，文學逐漸回歸本位，向學院化的專業研究收縮，原來扮演的政治和教育功能難以維系，一般人不再把文學視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啟蒙對 文學的期待也逐漸消減，文學創作與教育向著兩個極端發展：一小部分精英以學院為平臺，堅守著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真理意義；而普羅大眾的文學則受到商業資本和 大眾文化的侵襲，快速地向“娛樂至死”的危險通道滑行。

　　沈一帆：新媒介對大學傳統人文教育的巨大挑戰，的確是當今學院教研人員面臨的一大困局，具體到大學課堂，您覺得這種沖擊表現在哪里？

　　景海峰：新媒介的影響非常大，對人文教育的沖擊力與破壞力也很大。實際上現在人文教育背后強勁的消解力量就是大眾媒體。如果說原來的人文教育有 一個古典傳統，有一些理想和固定的模式在起作用，那么大眾媒介則是在商業資本的背景底下成長起來的，它幾乎只按照市場邏輯和大眾口味運作，雖然其中也會有 一些交流影響或媒體良知的存在，但這中間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卻是與市場需求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的，很多快餐式的低俗文化勢必比高雅文化的力量要強大得多，這在 市場占有率上就清晰地表現出來。因此在當代，文學及其代表的人文知識與新媒體及其代表的市場邏輯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

　　現在很多媒介手段介入到學院的專業教育中，在路徑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過去文學教育要求學生讀作品，現在則經常借助文本改編而成的影像資料和網 絡化資源，有時甚至必須采用這種圖像格式才能引起學生的注意，而在這種機械復制的方式下，人文知識只會變得越來越平面和單調。可以肯定地說，現在傳統的學 院式人文教育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然而從文學自身的歷史來看，文學的處境可能又沒有歷史和哲學那么糟。傳統的知識結構中，哲學和歷史是貴族的專利、高雅的技藝，在古希臘的“七 藝”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只有修辭學而沒有“文學”一說。而中國的“詩三百”和“樂府”則大部來自民間，小說則與稗官野史并列，只需從傳奇、志怪、話 本這樣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文學血統的端倪，現代民族國家文學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迎合了剛剛興起的市民文化的趣味。從知識起源和文化權力來看，這種 民間姿態和傳統，恰恰是自五四以來，文學在現代中國社會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效用和力量的源泉所在，這也使得文學在這個大眾文化盛行的時代，保有一種特別的優 勢。在文字所創造的想象空間里，文學對現實能做出迅速的反映，利用戲劇性的矛盾和陌生化的效果推進和引領價值問題的探討，因此，文學仍是社會大眾乃至學院 派了解和體味現實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在經過現代學科建設的積淀之后，文學建立起來的經典系統，在傳統的寫作和閱讀的方式下，有一個較為穩固的共識，并逐步呈現出精英化的趨向，這在 文學史上是一種必然的規律。而在新的文化形態和媒介背景下，這套穩固的系統受到挑戰，我們會看到學生讀大部頭的動力越來越小。從哲學的立場看，這是一個價 值理念的問題，人類文明延續的每個時段中，都有一些標志性的成果，每個經典作家之所以能成為時代的楷模或典范，是因為不管是他們的歷史書寫還是文字表達， 都凝聚了時代價值最為豐厚的信息。而在網絡時代，如何重新梳理我們過去對這些價值的判斷和理解，如何更貼近學生的生活實踐，是文學教育者所面臨的新課題， 比如原來過于繁重和堆積下的重復內容可能需要“瘦身”，又比如對既定價值的重新反省和選擇以及再經典化的過程中，還必須適當地接納體現當下價值與文化的新 經典等。

　　另一方面，當前文學“生產”魚龍混雜的局面和價值表達的多元化，也使得文學閱讀本身成為一種困難。過去的文學創作有清晰的界限，包括傳達的情感 價值和表現的手段都有基本的共識，因而按照過去對文學的期待，閱讀應該是一種精神愉悅的活動，至少它不是一種低俗的消遣，而是一種精神想象和體悟的觸發。 而當今市場提供的文學“產品”，不僅形式多樣，價值傳遞也呈現出混雜的局面。尤其是近年來，選擇什么已成為一種負擔，學生不知道要讀什么。如果說閱讀只出 于一種無目的，甚至是本能，只是消遣、娛樂，或是短暫的痛快，有可能獲得的是非常低俗、純感官刺激、物欲流淌的經驗，這種文學的價值與過去相距太遠，也使 得一部分有追求的學生甚至認為讀小說是一件低俗的事。

　　沈一帆：這也是一線教師最明顯的感受，隨著新媒介的興起和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正在死亡，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年輕教師大批離開純文學研究，轉向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等社會科學傾向明顯的交叉學科。您認為這將對文學和人文教育帶來哪些挑戰？

　　景海峰：其實，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學系內部結構本身就很復雜，文獻和語言是一塊，文學作品的歷史敘述是一塊，創作規律的總結和文學解讀的理論表達 又是一塊，一些注重技能訓練的學院，還要加上實用性的寫作和修辭訓練等。而語言和文學這兩大塊在文學教育中應該如何取舍，本身就是素質教育中爭論已久的問 題。如今，人文學科之間的要素也在加速流動，90年代后期興起的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現代理論，使得學科界限日漸模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趨于消失。 跨界研究成為普遍的現象，文、史、哲發生學科位移。哲學研究慢慢向思想史拓展，出現一個顯著的歷史學化過程，即要求哲學所追求的普遍性要盡量地深入到歷史 的現場中去，在具體性、事例，乃至變化的戲劇性中來展現真理。歷史研究則不再局限于史料和史觀，而是越來越重視寫作過程中的表達和敘述問題，比如紀實性的 口述史和重視情節性的新文化史，都表現出顯著的文學化傾向，會講“故事”的歷史學家大受歡迎。做文學的則不斷向哲學靠近，比如西方的后現代思潮，就在文學 系、特別是比較文學專業大放異彩，這種后學理論在一些比較固守傳統的哲學系甚至還遭到排斥，并不受歡迎，而做文學的卻趨之若鶩。這種學科間的動蕩和位移， 通過全球學術的交流互動，深刻地改變了當代文學教育所依賴的專業資源，它對文學和人文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文學科所固守的原有疆界很難再持續下去，文 學教育必須對生活方式、時代觀念、傳播手段、社會結構的變化做出回應，這就帶來了原有知識形態和學科體系的大變動，也出現了某種價值的混亂。

　　沈一帆：在這種背景下，您認為當代社會所認同的人文素養是否還存在某些核心價值，文學和人文教育的目標又應該是什么？

　　景海峰：人文素養是很難用一個量化標準來衡量的，其狀態也無法清晰描述。就像中國古代所說的“君子”，那是一種生活情景化和實踐化的東西，不是 幾個行為或舉止就能斷定，它是人的修養、情志、心理健康、待人接物的禮節等全方位的呈現，小到人的基本教養、談吐、舉止，大到人的價值觀、高遠理想、道德 情操。而這種生命的狀態又是潛移默化、不經意的，這正是人文素養與技術科學不一樣的地方。技術性的教育是立竿見影的，比較容易量化，也比較容易衡量出它的 效果。而人文素養，除了一些常識性的，可以按標準化模式來傳授、背誦、記憶的內容之外，更多則來自日常的積累和經驗性的生命體驗，它需要在具體的場景中、 在生活的閱歷中去升華，再經過長時間的沉淀之后，才能形成一種共識性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則會起到長久引導的作用。

　　因此，我覺得文學和人文教育在當代最重要的作用，正在于通過具體呈現人類文明積累起來的珍貴價值，以此為學生提供一種寬廣的視野。在功利化彌漫 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往往目光短淺，只能從眼前的利益來計量和感知這個世界和時代、體味人間的冷暖。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絕非眼前的得失能夠盡括，而是有一 個漫長的歷程，有各種經驗和教訓，哪些是具有永恒價值、值得生命個體去接受、體味和珍惜的，哪些又是短暫的、如過眼云煙，只是具有蒙蔽性、亂花迷人眼，這 就要求我們從利益化的個體狹小空間過渡到更大的文明積累的宏觀視野中去了解和看待。而打破個體認知的封閉性，將世界的豐富性呈現出來，正是當代人文教育責 無旁貸的職責。當然，人文的塑造不是法律意義上對公民的強制性要求，也不是宗教式的清規戒律，而是逐漸的彌散化和持續浸潤的狀態，是一種熏陶，是一個軟性 的潛移默化的過程。

　　然而，文學和人文教育重視傳統與歷史積累的理想，實際是與當下市場運作的邏輯和走向相悖的，這就出現了人才培養的兩難局面。現在高等學校文學系 的大部分畢業生還是面臨著日漸緊迫的就業和生存的壓力，如果要培養上手快、適應力強、受社會歡迎的學生，就必須強調實用性技能在文學教育中的比重，如寫 作、創意、策劃等課程，這就意味著放棄某些人文價值并做出妥協。這種妥協與現代大學追求真理和公民啟蒙的內在氣質以及文學的厚重感是相互沖突的，大學還是 應該有它的氣質，畢竟與公司、企業不一樣。

　　沈一帆：這就涉及到當代文學教育該如何面對它的受眾——學生——的問題。作為教育者該如何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建立不同的培養路徑？比如我們現在都深切體會到的精英教育和通識教育的矛盾，學院中的精英學生該如何“喂飽”，普通學生又該如何“通識”？

　　景海峰：這又是一個悖論式的現象，尤其擴招以后，生源良莠不齊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們可以發現各大高校現在都在做類似的嘗試，一方面是面對精英的各種實驗班，另一方面則是通識課程的擴容和翻新。

　　文學教育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在教育質量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很多優秀學生得不到應有的鍛煉和提升。實際上，一個大學中作為精英的少部分學生是很 重要的，它是一個學校辦學水平和自我提升的重要體現和力量，對人文教育來說，精英的培養尤顯珍貴。如何建立特殊的關注和培養方式，是各種實驗教學推進的基 本目標。現在看來，對抗現代學科的生硬切割而走向綜合、打通中西，是目前精英教育的主要方向。深圳大學從去年開始招生的國學班，就是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一次 精英化嘗試。比如我們更強調經典和文本細讀在人文素養培育過程中的根本性地位，課程設置以原典為主；又比如強調“國藝”的訓練，引入課堂教學之外的大量實 踐活動，將“琴棋書畫”的審美化生活方式和對文化遺跡的考察作為書本知識外的重要補充；另外就是師徒式的教學模式，因為高校擴招后，師生比嚴重失調，教師 和學生的對話非常有限，現在則要求教師與學生展開個別的面對面、常態化的交流。

　　當然，如果僅將精英隔離出來作為保護和培養的對象，這只能兼顧少部分人的期待，而距離大部分學生的需求還有差距，所以這幾年“通識教育”改革的 呼聲非常高，其實這么多年來也一直在改。“大學語文”也許是大學文學教育中最早的“通識課程”，當時是為了改善高考恢復后學生文學素養普遍較低的局面而 設。20世紀90年代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很多學校對這門課程進行了調整，深大當時就用“文史哲通論”代替了理科生的“大學語文”，文科生則代之以“科 學史綱要”，雖然針對性較強，但與“大學語文”一樣，仍是一種普遍撒網式的素質教育，內容比較單一。后來隨著學分制的推廣，文學和其他人文學科以“公選 課”的形式，給其他專業的學生提供更為多樣和豐富的人文課程，但由于缺少一種合理的“板塊”設置，課程的開設和學生的選擇都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重復性，效果 自然也難以令人滿意。另一個突出的矛盾是，“通識課程”的主講教師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專業主干課程，然后才會把余力放在全校公選課上，而選修課程的學生也 必須先保證自己的專業課，如果課程開的過于系統和艱深，就會增加學生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和人文通識課程在大學課程體系中就有日漸邊緣化，甚至淪為 “剩飯”的危險。因此，在公共課、外語課、專業課一個都不能少的學分組合博弈中，如果還按照原有的公選課模式，實在無法很好地調動師生的積極性，人文通識 課程也很難突圍。

　　沈一帆：針對大學人文教育中的這些問題，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和方案值得借鑒？

　　景海峰：其實大陸人文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及困境，也同樣存在于港臺的高等院校中。臺灣傳統的“國文系”，由于受到晚清民初老一輩學者治學的影響， 遺風猶在，重視中國古典傳統，強調文獻基礎、小學的功夫，學問扎實、功底深厚，對較為傳統的中文學人來說，看家本領、重頭戲都在這些方面。然而這也是10 多年前的情況了，今天臺灣的國文系也在經歷一個西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古典韻味逐漸淡化，西方的文論、現代文學和寫作技能的分量越來越重。香港的情況則比較 復雜，港大、理工大等受英美式教育影響很深的學校，在管理體制和對學科的理解上很西化，與華語地區的差距很大，比如理工大學是西式的“語言學”一枝獨秀、 城市大學則尤重翻譯。相比之下，中文大學受臺灣影響很深，早期建校時的重要學者都從臺灣來，其書院式的管理和深厚的人文情懷，都有老一代知識分子理想主義 的痕跡，但30年后來看，恍如隔世。其實，當年香港知識分子滿懷人文理想的時代，正是大陸革命話語盛行的紅色年代，這也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激情噴涌，如今看 來，“人文”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話語雖然不同，但今天卻都處在一種衰落和退潮的狀態，不能不感嘆市場和商業資本力量強大的沖擊力。

　　如果要說當下臺灣和香港在人文和文學教育方面的成功之處，仍在于其對精英理念和學術底線的堡壘式堅守，他們的學術刊物、學報的厚重感仍在，一些 重要的學術機構，如高研院、研究所等，仍能維持較高層次的學術眼界和研究項目的水準，而對泛俗化的教學體制，相對有一個自我的超脫和隔離。這正是以市場化 為導向的學術機制很難操作的，而這則成為港臺文學系科維系和補救人文教育的根本途徑。

　　相比之下，美國的一些高校則在“通識教育”方面提供了更多有益的經驗。首先，他們針對學生的不同需求，開設了不同的人文課程板塊。像哈佛大學面 向全校學生的“核心課程”，下設6大板塊，以人文為主體，也包含了社會科學和自然史方面的內容，花色品種十分多樣豐富，這種通識教育的理念直接影響了課程 體系的設計和定位，他們是將人文素養視為整個大學人才培養的一個基礎性環節，因而一進校門先進行通識性的訓練，然后才進入到專業的培養中。其次，十分重視 “通識課程”的學術性和前沿性，開課質量很高。哈佛的核心課程，都是由大牌教授來主講的，前沿研究的話題可以進入通識課堂，剛開始學生可能對大的背景沒有 多少了解，但卻可以一頭扎進很細的研究話題或做文本精讀，通過一個點逐漸地擴大到面，讓學生深切感受到一種學術研究的氣氛和操作的方法。而我們現在的文學 課程則剛好反過來，一般是由面逐漸聚焦到點，因此始終飄浮在表面很難深入。有的課程甚至刻意模仿社會上沒有“學術尺度”的大眾培訓模式和流行的媒體式言 論，失去了大學應有的底線和姿態，使“通識教育”走向另一個極端。再次，在機構設置上，美國很多高校都設有校級層面的核心課程委員會，往往由十幾個不同領 域的教授組成，專門策劃和研究課程的設置和安排，就每個板塊中課程之間的銜接關系、它的覆蓋面、還有不同年級學生的要求等，不斷地進行調整，這就相當于一 個咨詢性、指導性和決策性的機構，有利于探索學分體系和跨系管理的設計以及如何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的潛力。而在中國的大學，教務部門這樣的管理機關在課程設 置方面有很大的主導權，其對專業性和學術性的把握有限，對整個人文的理解和對課程之間的配合，都是從技術管理的角度來操作的，而不是根據學術的眼光來規 劃，因此，我們現在的人文教育仍處在一個無序的、各行其是的狀態，既不成系統，也不成氣候。

　　當然，我也想強調，在人文教育這個問題上，不同的學校還得從自身的條件出發，不能盲目照搬，按一個模式來操作，否則效果有限，甚至適得其反。只 有發揮文學自身的特長和優勢，并對教育的各個環節都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并建立起制度層面的保障，才能更好地推進大學人文教育的實踐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