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要體現社會學價值”——馬原談新作《糾纏》

　　馬原，一位在文學“江湖”成名已久的“先鋒派”高手。

　　20年前，馬原留下一句著名的話“小說已死”之后退隱；20年后，他重現江湖，接連推出重磅作品，再次引發關注。

　　雖然已重新回到了讀者的視野，但馬原并沒有打算就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定居云南的大山，遠離污染和嘈雜，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云。“這兒的云太美了，無法用語言形容。”馬原現在的生活充滿了簡單的快樂，愜意而充實。

　　日前，記者撥通了他的電話，聽他暢談新作，感懷人生。

　　記者：從去年開始到現在不到兩年的時間，您接連推出了《牛鬼蛇神》和《糾纏》這兩部長篇小說，如此密集的創作和您之前在文壇長達20年之久的沉寂，形成了非常強烈的反差，這其中有什么特別的原因？

　　馬原：在這20年間，其實我曾經多次做過寫作的嘗試，但均以失敗告終，怎么努力都無法向前，不知是什么力量使得寫作難以為繼。我本人覺得這個事情特別神秘。

　　此番重新拿起筆，其實不只完成了《牛鬼蛇神》和《糾纏》這兩部作品，還有另一部長篇，考慮到近期出版密度太大，沒急著拿出來。

　　不知道為什么，這20年來不間斷的強烈的寫作愿望，在這個回合顯得特別順遂，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三部作品。不像之前，很多次開了頭而最終都沒有完成。這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我和好朋友聊過這種狀態，大家都認為它和我在20年里一直想寫，而又一直沒能完成有關。我也覺得，這20年讓我累積了太多的東西，所以重新拿起筆就欲罷不能。

　　我今年60歲，已經走過了一甲子。寫完《牛鬼蛇神》之后，我曾經表達過心情，預感到以此開始的這個寫作階段，會再完成10部或20部長篇小說。

　　我現在的體內積累了非常多的能量有待釋放，從生理到心理都充滿了無法解釋的激情，處在一種非常奇特的狀況。

　　記者：和去年的《牛鬼蛇神》內容迥異，這次新出版的《糾纏》，以大城市生活為場景，講述了一個叫姚清澗的老人去世之后，在他的家庭里發生的一系列遺產糾紛風波。這類題材在文學作品中并不多見，您為何會做此選擇？書中的情節和您個人的經歷有關系嗎？

　　馬原：我兩次聽到我的朋友講一個故事，第一次是他單獨講給我聽，當時我并沒有太在意；后來又作為旁聽者聽他給另一個朋友講，忽然感到那是一個卡夫卡式的故事。生活本身就是糾纏，方方面面充滿糾纏，我想表達這種感覺。

　　好的小說一定是在虛構的意義上有了充分的再現和想法，而不是把實在生活中的細節和人物實行對接。如果說有人在小說中看到了誰的影子，那也只是借用而已。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還是小說要體現的社會學價值。

　　在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幾乎沒有個人財產的狀況之后，當下的中國逐漸進入了越來越多的個人擁有財產的時代，出現了越來越多涉及遺產繼承和諸多法律法規，以及固有的人倫關系之間的沖突和糾葛。

　　對我而言，最大的興奮點就在于當下的這個“財產社會”遇到了怎樣的窘迫，以及在這樣的窘迫之下會出現怎樣的沖突。

　　此外，對老父親生活中的秘密，以及三代人代溝的心理辨識，都是我作為作者更為注重的。

　　《糾纏》中表現了三代人不同的價值觀。在寫小說的過程中，我參照了自己這一代人和父母、子女的經歷和感受。我和他們事實上都發生了不可逾越的代溝，不可彌合，不可跨越，這是一個歷史必然。所以我在小說中不是發表感慨，而是再現了歷史必然。

　　歷史的必然事實上給作者和讀者都帶來了新鮮的東西。不寫《糾纏》，我就不能正視和父輩間、下一代之間價值觀倫理觀之間的鴻溝，其中充滿了始料未及的矛盾和沖突。然而無論怎樣，無論是和自己的上一代還是下一代，我都希望固有的價值倫理，能讓我們的心靈更貼近，能得到寬慰舒展的結局；希望族群的倫理傳統有平穩的延續，不至于損毀，甚至斷裂。

　　記者：作為中國當代“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您著名的“敘述圈套”開創了中國小說界“以形式為內容”的風氣，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然而在20年后的新作品《糾纏》中，卻看不出絲毫的炫技，而是以一種平實的語言和傳統的方式來講述故事，是一部相當寫實的作品，有評論認為您“接地氣”了。個人寫作風格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大的變化？

　　馬原：我之前對“形而下”的生活缺乏熱情，觀察也不夠。這20年我雖然沒有完成寫作，但是作為旁觀者，這20年的每一天我都沒有錯過，也在和大家相似的環境中度過。

　　一些不吐不快的塊壘，很突然地就讓我想寫一些身邊的生活，從“形而下”入手，找個縫隙，關心一下身邊的生活，描述當下社會生活中的迷惑和困境。

　　我有一個創作“形而下”三部曲的規劃，現在已完成兩部，除了這本《糾纏》，還有另一部已創作完成但尚未出版的長篇小說《中國病了》。

　　我會把人和人之間遇到的很多困局，以及之前很多我不太關心的內容都放到“形而下”三部曲中，之后還會回到“形而上”。我認為在寫了一定數量的“形而下”的東西之后，內心會疲憊，也沒有更多讓人激動的部分。“形而下”三部曲將足以囊括我對之前20年實在生活的觀察和發生的興趣。

　　雖然評論界對我這次的創作有“接地氣”的說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以后的寫作都是這種方向。回到“形而上”時，我還會隨著方向的轉移而改變寫作手法。平實的寫法更適合寫實，“形而上”則更關心方法論，更力求用與過程不那么一致的、突破傳統的方法去表達。

　　寫完“形而下”三部曲之后，我下一個回合的寫作，可能會寫童話。因為我有一個4歲的小兒子，我想為孩子而寫。童話寫作無論從寫作主旨還是方向上都是“形而上”的，會突破常規，反傳統，形式上會有很大突破，不知到時會被評論界定位為什么。(本報記者 吳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