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作家任曉雯寫拆遷 想表達的是寬恕和同情

《陽臺上》，任曉雯著，文匯出版社2013年3月版，22 .00元。

　　小說家，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出版有長篇小說《她們》、《島上》，短篇小說集《飛毯》。《她們》獲2009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獎。

　　任曉雯新近出版了一本小集子，《陽臺上》，收錄了她九篇不同時期的短篇小說。

　　翻開書，第一篇是同名小說《陽臺上》，寫于2010年8月30日，講的是關于拆遷的故事；之后的《冬天里》，是個關于傳銷影響夫妻關系的故事；第三篇，《槍聲如雨》，則是一個“大叔”玩“九零后蘿莉”的故事。題材都像社會新聞。但從第四篇《飛毯》開始呈現(xiàn)出不同的氣象，其中既有魔幻現(xiàn)實主義、半自傳體，甚至還有鬼怪靈異故事，絢爛奪目，讓人應接不暇。這些作品，大多創(chuàng)作于2005年之前。

　　《陽臺上》呈現(xiàn)出任曉雯在寫作上的戰(zhàn)略轉移，一個張揚奪目，充滿魔幻色彩；另一個則內(nèi)斂含蓄，緊盯普通人的喜怒哀樂。

　　“在2005年之前，我的理想是做個學術青年，雖然一直都在寫，但也沒有想過自己真的要做作家。”但任曉雯并沒能如愿考上博士，放下這個想法后，她索性與朋友合伙創(chuàng)辦了茶葉公司，賣起了茶葉。同時，任曉雯仍在寫作，只是她發(fā)現(xiàn)，生活處境的變化，讓她不可能再重復之前的方式。

　　“當你真正投身于社會生活的滾滾洪流之中，現(xiàn)實撲面而來，總讓我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這些對現(xiàn)實的感覺，最終必然會體現(xiàn)在小說中。之前在學生狀態(tài)寫的東西，對人性的失望、生命的悲觀始終有種抽象的抒情色彩。”

　　任曉雯經(jīng)歷了自己人生的低谷，有5年時間，她幾乎沒有寫出什么有感覺的作品，投稿也四處碰壁，她甚至擔心自己可能真的無法蛻變成一個作家，最終歸于平庸。

　　2 0 0 8年，任曉雯出版了《她們》，一本304頁的小說。《她們》并沒有改變?nèi)螘增┊敃r的狀況，幾乎無人關注。但它卻讓任曉雯看到了自己職業(yè)化的可能，“我知道，我之前的作品只是‘才女’的作品，而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才子才女。”

　　任曉雯說這話時，散發(fā)出一種傳統(tǒng)工匠獨有的特殊光芒。在《她們》之后，任曉雯也確實像工匠一般看待寫作。通過磨練，她逐漸褪去了“才女”的張揚和光芒，尋找到一種能讓她真正慢慢精工細作的狀態(tài)。

　　兩年前，任曉雯不再賣茶葉，專事寫作。現(xiàn)在的任曉雯，找到一條自己的“現(xiàn)實主義”路子— 用諸如社會新聞般的熱點故事，包裹住她對人性謹慎細微的觀察，這種寫作狀態(tài)讓她覺得非常舒服。

　　南都：《陽臺上》由9篇小說組成，時間也是往前推的，像是一個回顧，為什么會選擇這9篇文章出來？

　　任曉雯：這些文章本身還可以，或者有一種紀念性，也代表我寫作蛻變的過程。從后往前翻，就可以看出我寫作風格的一個變化，最前面的幾篇算是我比較成型的風格。

　　南都：“成型”怎么理解，是說你找到一種成熟的風格了嗎？

　　任曉雯：也不能說是成熟，就是風格的變化。以前我比較喜歡使用各種寫作技法、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但現(xiàn)在，當下生活中的一些現(xiàn)實很刺激我，所以我就越來越變成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風格。這跟年齡和閱歷也是有關，早年的表達方式會強烈一些，現(xiàn)在懂得克制。

　　現(xiàn)代主義曾經(jīng)流派紛呈，但最終還是回歸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是一個非常有生命力的傳統(tǒng)，能夠包容各種突圍、創(chuàng)新、流變。我對這個傳統(tǒng)充滿敬意。但我并不給自己的寫作設定框框，因為寫作應該是有變化和不確定性的，除非只想偷懶地重復自己。

　　南都：看到你早期6篇確實有種繁花似錦的感覺。

　　任曉雯：最早寫東西，自己的情緒會很張揚，有點小才氣就要迫不及待展示出來。但慢慢也覺得這種展示很膚淺，或許可以找到某種更內(nèi)斂的方式。就像講相聲，觀眾還沒笑，自己先笑了，那肯定是失敗的；如果臺上的人不動聲色地說，下面的人哈哈大笑，那這就是成功的。寫作也是一樣。我希望能夠達到的狀態(tài)，是要不動聲色地讓讀的人覺得內(nèi)心難以名狀地激動，所以我的寫作是越來越克制。

　　南都：尤其是最后一篇，也是這9篇中最早的一篇，是不是也有點寫你自己的感覺？

　　任曉雯：這是我第二篇小說，發(fā)在《人民文學》。這篇小說敘事性很弱，散點式，不能構成一個連貫的故事。它確實跟我貼得比較近，半自傳式。很多人寫作都是如此，從寫自己開始，慢慢開始寫別人，最后完全掩藏自己。這種轉變并不容易，不僅是寫作技巧的問題，也必須要能逐漸擺脫自我。所以你看我在這之后的幾篇文章，讀起來就不大像是我這種中青年女性所寫了，倒有點像是五十幾歲的大叔。要想獲得這種虛構、敘述和關注他人的能力，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寫，大量地閱讀和自我訓練。

　　南都：在《陽臺上》，最前面的三篇創(chuàng)作于2010年以后，之后的六篇則集中在2000年到2003年，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中間7年的空當？

　　任曉雯：我花了5年時間寫了一篇長篇小說—《她們》，39萬字。《她們》跟我之前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島上》的風格已經(jīng)完全不同，我在里面大量使用白描式的語言，短句子，當然也還是會看到年輕時比較激烈的東西。

　　以前寫的東西因為還處在學生狀態(tài)，對人性的失望、對生命的悲觀有種抽象的抒情的色彩。等我離開大學，投身于社會生活的滾滾洪流之中，現(xiàn)實撲面而來，讓我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這種反應慢慢也體現(xiàn)在小說中。我開始嘗試著如何從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里寫出驚心動魄。

　　南都：所以在你2010年后創(chuàng)作的小說里，才會以拆遷、“大叔”玩“蘿莉”，甚至是傳銷這些社會新聞類的故事作為寫作題材？

　　任曉雯：社會新聞很難處理。如果你光是照著現(xiàn)實寫，那新聞特稿的感染力肯定比你強，因為它是真實的，有種強烈的沖擊感。你跟真實比真實，也是沒有意義的，虛構有它自身的邏輯。我寫拆遷，想表達的是寬恕、同情、弱者和弱者的相處之道。這就是我找到的“核”。在這個“核”的基礎上，我再加入我看到的“現(xiàn)實”，這是我的處理方式。而且我所關注的“核”，永遠是從人的角度出發(fā)衍生，而不是從熱點，因為文學本來最終還是一個人。

　　南都：這些充滿“現(xiàn)實感”的故事你是通過什么渠道獲得的呢？

　　任曉雯：根本不需要我主動發(fā)現(xiàn)。當下中國的現(xiàn)實太豐富了，它們都蜂擁而至，刺激我，只要我想表達什么主題，我就能從身邊找到素材。比如說《陽臺上》，關于拆遷，因為我有朋友在靜安區(qū)房管所，他們就經(jīng)歷過這樣的事；至于傳銷，我自己就做過，玫琳凱、安利，背著化妝包在路上顛簸，這些我都熟悉。所以當我想表達我的東西時，這些細節(jié)自然而然就抖落出來了。

　　而且我就是這里面的人，我要感受到這個人我才會寫。我熟悉的是普通小市民、白領，這些人就在我腦子里走來走去，我能看到張英雄和弱智女孩的形象，這樣寫下去才不會走形。我不會按照想象去寫什么，我不寫農(nóng)民工，因為我確實不了解，我如果看著他們蹲在路邊吃飯就假象他們的生活那樣沒有意義，真正了解他們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對味。

　　南都：你以前的寫作很在意寫作技巧，在嘗試現(xiàn)實主義寫作時，是如何處理這兩者的關系？

　　任曉雯：這是一種更難的技術。像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技術很多，但到晚年，他卻寫了《霍亂時期的愛情》，風格一下變了，似乎保守了許多。仔細想想，其實《霍亂時期的愛情》更難寫，就像炒青菜，誰都會炒兩把，這種愛情小說誰都能寫，但要想把它寫得好，就像把青菜炒成山珍海味那么難。

　　馬爾克斯寫的都是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jié)，比如一家人因為男主角把尿撒在馬桶圈上吵了起來，；當男女主角老去，男主角要給女主角寫一封情書，用什么樣的語言，用什么樣的玫瑰花，馬爾克斯都有精心雕琢。要寫好這些內(nèi)容，是非常難的，很容易讓人覺得枯燥乏味，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經(jīng)歷的生活，他把每個人都經(jīng)歷過的最普遍性的東西拿出來寫，需要很大的勇氣。

　　南都：你喜歡很多作家，理論修養(yǎng)也非常好，你覺得現(xiàn)在能走出這些人的“陰影”嗎？

　　任曉雯：我沒什么“陰影”，寫得多，看得多，每個我喜歡的作家都會讓我感觸。我喜歡福樓拜，喜歡他冷靜的，手術刀式的寫法；而馬爾克斯給我一種視覺的想像力，無論是《霍亂時期的愛情》還是《百年孤獨》都一樣有想像力，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一個少年向少女表白，已經(jīng)有成千上萬的人寫過，怎樣寫得和別人不一樣，馬爾克斯的想象力對我影響很深。

　　但并非說，我的趣味就是現(xiàn)實主義。在我看來，現(xiàn)實主義不僅僅是現(xiàn)實的，從現(xiàn)實到現(xiàn)實，或者僅僅以描摹現(xiàn)實為目的，都不是文學的終極意義。每個人都會對我有影響，最終落實到我是怎樣的性格、有怎樣的經(jīng)歷、追求怎樣的東西，最終練出自己的風格。而不是看到福樓拜好就去模仿他，風格是自己形成的，不是模仿成的。

　　南都：你對文學有這么多想法，為什么大學畢業(yè)之后，沒有直接選擇跟作家相關的工作，而是做起了生意？

　　任曉雯：當時還沒有進入職業(yè)狀態(tài)，而且生活推著我走，走的每一步都沒有設計過。不過，現(xiàn)在回想蠻感激有這樣的一種經(jīng)歷，做生意能讓我更入世，讓我從一個學生變成一個生意人，更加理解體諒別人，也更理解生活，某種意義上，從我的生命層面改變我。作為一個小說家，不能到書齋去進行職業(yè)寫作，還是要有段生活，雖然素材可以積累，但是你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會不一樣，好像有一個世俗當中的人，冷眼旁觀寫作中的我，去矯正那些過于書生氣的東西。

　　后來因為一些私人生活變故，我兩年前不再賣茶葉，開始專職寫作。我現(xiàn)在主要是在修改一部長篇小說，平時也會寫些專欄。我在《南方周末》開了一個《浮生》的專欄，采訪一些人，練練筆，也為寫小說積累素材。

　　南都：《浮生》是一個怎樣的專欄？

　　任曉雯：每期寫個小人物，都是最普通的人，我會去采訪。就算是我的舅舅、爸爸，他們每個人身上仍然會有時代的起承轉合，每個人上下的經(jīng)歷都不一樣，但是匯總起來就是現(xiàn)實的東西，把每個人寫好就有時代或歷史意義。《浮生》的筆法，有點像《米格爾大街》，一篇一個人物，每篇兩千字，不構成故事性。因為字數(shù)少，又是寫一個人到現(xiàn)在位置的生活，幾乎每篇都要改幾十遍，確保每句話不是廢話。我也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找到每個人的閃光點，找到他的意義。幾十篇匯合下來，其實就是由一個個人構成的時代變遷。

　　我現(xiàn)在每天讀《圣經(jīng)》。《圣經(jīng)》的敘述方式，對我啟發(fā)很大。它不動聲色，又極其簡練，有時只是很簡單的一句：某人說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細細回想，為什么那么浩瀚的圣經(jīng)歷史，會花費筆墨提到這么看似不起眼的一言一行？思考之下，會覺得信息量極大，意味無窮。

　　南都：繞來繞去，其實你最感興趣的始終是個“人”字。

　　任曉雯：對，因為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構成的，所有的歷史、時代、宏大的主題最后還是到人。比如布爾加科夫，他的作品被封殺，沒人看，但是他仍堅持寫完，到最后轉向自己內(nèi)心，變成了個人的寫作；索爾仁尼琴則是集體化的寫作，他要記錄這個歷史，哈金評價說，索爾仁尼琴流亡之前的作品還是有文學性的，流亡以后要控訴很多東西，文學性就弱了。索爾仁尼琴這種集體的方式泯滅了個人，把個人淹沒在大的概念下，索爾仁尼琴沒有從寫作方式上更新自己，導致他最后變成自己反對的人。

　　采寫：南都記者 顏亮 實習生 吳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