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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東力
文風問題,是橫跨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個問題,而且周期性不斷地出現。比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是白話文運動,胡適、陳獨秀都很尖銳地提出過文風問題;然后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項規定,其中有兩條都直接和文風有關,像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等。這個話題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周期性地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黨內,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重視理論的黨,一個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的黨,我們很難設想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日本自民黨,能這樣尖銳地提出改進文風的問題。
文風問題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們查閱資料,在期刊雜志上,標題中包含“文風”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比如說晚唐政治與文風,15%是講新聞行業的文風問題,還有5%談論的是其他內容,真正從理論上深入討論文風問題的幾乎沒有。這么一個橫跨面廣泛、周期性出現的重要問題,我們恰恰缺少研究,這也反應了我們學術界在文風、學風上確實有嚴重的問題。
什么是文風?粗略地下一個定義,就是行文的一種作風。文風不是風格,因為風格無所謂優劣,風格是“二十四品”,雄渾、淡泊都是風格,無所謂高下,但作風有高下優劣。從歷史上講,五四白話文運動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風問題,像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講文學八事,第一個“需言之有物”,第二個“不模仿古人”,第四個“不作無病之呻吟”,都是講文風問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大清亡了,科舉制也早廢了,原來承載文言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士大夫階層已經消失了,這時候文言成了一種語言僵尸,但是它在書面語言領域仍然占據霸主地位,這不正常。而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已經換代,從士大夫階層轉換成留學生群體,以他們為主體形成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在語言上一定要變革。但是,這個以留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白話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就是洋八股,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里特別強調“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針對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第三國際的洋教條對中國革命的干擾。毛澤東第一次談文風問題,是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六屆六中全會主要針對王明,王明回國對抗戰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擾。所以,當時的文風問題也是和黨的領導權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從延安整風開始,奠定了一種新的文體,可以叫做毛澤東文體。多年前《讀書》雜志上刊登過龔育之寫的一篇文章《毛與胡適》,說胡適講過,共產黨里面寫白話文最好的就是毛澤東。我們今天讀毛選,那些文章還是那么生動活潑、酣暢淋漓。這一文體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按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里的說法,至少三代:從抗戰初期登上歷史舞臺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紅衛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澤東文體的影響。但是,這種文體經過幾十年發展演變,也出現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現象,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大字報的特點是以勢壓人、盛氣凌人,重立場、重結論,輕事實、輕邏輯。這種文風到“文革”后期已經讓大家深惡痛絕,所以“文革”結束后的文風呈現出一股清新之氣。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學研究、文藝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學科領域,又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響大的學者,往往也是洋八股習氣嚴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失敗,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嚴重喪失。我們寫文章的時候,其實心目當中總是或隱或顯有一個范文、一個樣板,而一些學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歐洲學者、美國學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條,洋教條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喪失。所以,要改進我們的文風,首先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恢復我們的文化自信。
經常看到內地一些電視臺的娛樂節目主持人用閩南腔說話,為什么呢?因為大家認為這樣才夠范兒,如果用本地的口語主持時尚娛樂節目,似乎會非常搞笑。學術領域也一樣,為什么要洋腔洋調呢?就是因為似乎那樣才是學術,特別是因為談論的問題是從歐美照抄照搬過來的,言說的對象也是所謂國際學術界。似乎純正的漢語就不是學術。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根本沒什么思想、創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測,讓大家看不懂,這就是《反對黨八股》里說的:“裝腔作勢,借以嚇人”。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文風反映價值標準
◎ 盧燕娟
文風問題包含一個深層問題:它是一個民族在某個時代選擇什么樣的價值標準來建構自己的文化知識譜系。
具體到近一百年的中國現代歷史,文風問題背后有一個很重要的關系始終存在著,我們一直在處理,但一直沒處理好,這個關系就是西方文明價值體系和中國本土生活經驗的關系。比如說延安整風,當時有一個很切實的需要,就是要擺脫不接中國地氣的蘇共的遙控,把問題的關注點放在中國本土的經驗中,放在中國自己的問題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識文化的價值譜系,把曾經具有一種先驗的優越地位的、西方的、蘇聯的、洋的東西,放在一個相對次級的地位,把中國本土的問題放到價值的更高級地位。進一步,在中國的本土經驗和本土問題中,又提出了要為中國的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把政治上一直處于無權、經濟上一直處于被剝削的人們的問題放到一個更高級的地位,其實這就是一個整體利益格局的重構,影響并呈現為一個文化知識譜系價值的重建。
今天的文風問題,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間坐標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確立成一個更高級的文化標準。而且在時間的縱向坐標上,確立了一個進化論式的價值觀:時間上越往后的越是先進的。這也導致我們一度把學術論文等以寫的讓廣大人民看不懂為好,以充斥各種各樣的時髦理論詞匯為好。因此,文風問題不僅是個人趣味或者個人評判的問題,還是社會關系怎么去重構的問題。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有樸實的思想才有樸實的文風
◎ 王 磊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延安整風,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的文化其實經歷了一個從不自信到自信的過程。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自信又開始瓦解。
今天的文風是學風的體現,而今天的學風又是當代文化界、文藝界以及知識界思想狀況的一個反映。我們今天的思想狀況,學術、學科體制等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是新時期以來重新向歐美看、與西方“接軌”的結果。這種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談西方的思想狀況,直接導致學風和文風上的一些不良現象。比如追求學術論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華麗”;過分強調所謂學術規范,且規范的標準是清一色的歐美標準;這就致使“學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導致從學院體制中學習出來的青年學者和博士碩士們迷失在學術八股中,沒有自覺的反思意識和問題意識。今天談學風問題對年輕的學者非常有意義。提給年輕學者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怎樣面對現實生活以及現實的文藝、文化現象中出現的一些真問題,以及怎么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一種思想觀念是沖著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去的,那么這種思想意識、思想觀念一定是樸實的,假如我們用樸實的思想觀念去做文章、去論證問題,那么文風一定也是樸實的。能不能發現問題,能不能拋開那些華麗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微博等公共領域的言說方式值得探究
◎ 趙志勇
說到文風問題,我反而感覺現在的文風跟上世紀90年代比已經好很多了。其所以有這種感覺,可能是因為我經常看微博的緣故,像微博那樣的東西寫的都挺清楚的。90年代我們的文風是很糟糕的。我印象最深的,上研究生時開學第一天去見導師,導師的第一句話就說:這三年不要讀中國人寫的書。后來三年,讀的絕大多數是那種翻譯腔的文章。當時不光我自己,身邊的很多同學也一樣,大家之所以去讀某本書,不是因為那本書和那個理論對自己的生活構成什么相關性,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讀。我們去深造求學,但我們并不確定自己所思考的這些問題、所讀的這些書,跟個人的生活經驗、跟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什么關系。現在的年輕人比那時候要強,一些年輕學生有非常強的自覺意識,自我認知比較清晰。今天如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跟學生講言不及義的話,學生大概會直接把這個老師的課刪除掉。從這個角度看,我對當下的文風問題較為樂觀。
從微博普及之后,我們開始有一個新的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里大家言說的方式值得探究。微博上,大家說話都特別直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直接表達意見。以往我們的社會沒有提供這樣可以不加掩飾地表達自我的平臺。可能中國人都比較含蓄,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會直接地表達否定他人的負面意見。但微博上不一樣,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會直接告訴你:你寫的都是垃圾。因此微博給了我一個非常有趣的閱讀經驗。
(作者單位: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
如何做是解決文風問題的關鍵
◎ 李云雷
文風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用各種理論寫不同的論文,但我們怎么能寫出自己的論文?真正觸動你的,自己最想寫的,跟你的生命有關系的學術,才是最重要的。對于個人來說,不論是搞學術還是寫文學作品,最獨特的才是最重要的。通過自己的眼光發現新的問題,通過跟別人不一樣的人生體驗、社會經驗提出新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新的文風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磨煉出來的。
上世紀80年代我們引進了各種理論,從尼采、薩特一直到后現代主義,但是這些理論沒經歷跟中國問題結合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失職”。許多知識分子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發言對象是精英知識分子,不用像50—70年代那樣與大眾對話。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學院體制慢慢建立、逐漸強化,學院化的生產造成了現在的很多問題。
對我們現在來說,反思文風問題不只是反思現狀,也不只是反思別人,主要是解決我們該如何做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