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文：我對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

　　新作《命脈——中國水利調查》聚焦“水危機”

　　陳啟文：我對自己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

作家陳啟文

　　與其他文學體例相比，報告文學以其客觀真實、直面當下的特質而成為呈現社會實景的最直觀的形式。然而近年來，由于多種原因，一些報告文學的創作卻成為“拿人紅包、替人說話”的寫作，或者干脆寫成了“命題作文”，其獨立性和真實性都難以保障，大量干澀、味如嚼蠟、情感偽飾的作品幾乎淹沒了報告文學的應有品質。在這種情況下，一度有人悲嘆：“報告文學已死！”然而對真正的寫作者而言，這些評價與嘆惋只是浮光掠影，他們所關注與傾力投入的領域，是他們真正所見、所感、所痛的社會狀況，他們的寫作不為任何外部力量所左右，唯一驅使他們在冰天雪地、高溫酷暑中奔走、采訪、記錄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不久前，湖南作家陳啟文的新作《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他繼《南方冰雪報告》、《共和國糧食報告》之后，又一部著力于民生大計的報告文學作品。2011年，記者曾在湖南對陳啟文進行簡短采訪，當時他剛從長江中下游旱情嚴重的災區回到長沙參加湖南省作代會，采訪了兩個多月，臉上仍帶著曬傷的痕跡。對于那段行程，他僅僅以輕描淡寫的幾句帶過。其實自2008年起，他就一直奔走于全國七大水系流經的地區，調查水利狀況，并深深焦慮于大多數人當時還一無所知的水危機。如今，《命脈》問世，這不僅是一部為中國江河水系立傳的作品，更多則展現了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在行走和書寫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對曾經奔流不息、如今卻連年干涸斷流的河道，面對養育了魚米之鄉、現在卻被藍藻覆蓋的湖泊，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下一步又該去往何方？

　　“這不是我的選擇，而是現實的逼迫”

　　記者：在我國，小說與報告文學幾乎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創作領域，既寫小說，又寫報告文學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從多年的小說創作轉向報告文學寫作的更是鳳毛麟角。就體例來說，似乎完全可以將現實生活的縮影和作家的自我思考融匯到小說創作中去，這比奔波調查、采訪、核對各種數據和材料之后最大限度還原實景的報告文學似乎要更具“可操作性”。

　　陳啟文：2011年4月長江中下游流域遭受跨季節大旱之際，我就在災區奔走，兩個多月時間被太陽曬得像一個非洲難民，烈日的灼傷，毒蟲和蚊子的叮咬，至今還在我身上留下了累累傷痕，可能一輩子也難以愈合。也就是那次參與湖南省作代會時，一位風頭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問我，為什么要寫報告文學？我能感覺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像我這樣一個正在走向天命的人，應該抓緊時間寫幾部屬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說潛心創作幾部長篇小說，這才是文學的正途與大道。

　　必須承認，在很長的時間里我也是一個以寫小說為主的所謂純文學寫作者，從我的創作實踐看，小說中的現實生活是可以虛構和想象的，沒有誰會把小說家言當作真人真事。而報告文學的真實，則是絕對不能虛構的。近年來我將筆觸轉向了以報告文學為主的寫作，但在報告文學寫作的同時，我從來沒有放棄小說和散文隨筆的寫作。我一直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努力成為一個寬闊的寫作者。所謂“術業有專攻”，但文學非“術業”，文體之間可以融會貫通，相得益彰。

　　記者：由此許多人會有疑惑，是什么讓您在進入中年后毅然進行這樣的轉變，而選擇報告文學作為主要創作體裁？

　　陳啟文：在某種意義上說，不是我選擇了報告文學，而是逼人的現實讓我選擇了報告文學。當我從不惑走向天命之際，有越來越多的東西逼著我去直面絕對不能虛構的現實，從罕見的南方冰雪災害到“誰在養活中國”的吃飯問題，再到現在無河不干、無水不污的水危機，我實在難以袖手旁觀。

　　我眼睜睜地看著離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離我最近的一條大河正在散發出刺鼻的味道，而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那一條條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管，還有那些對魚類、鳥類下毒餌者，幾乎是明目張膽地在水里投毒。這樣的現實生活當然也可以寫進小說，甚至可以寫得很荒誕。我一直覺得，中國的現實不需要任何變形，照直寫下來就是最荒誕的現代派小說，但小說就是小說，一部優秀的小說，乃至一個優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進自己的內心，傾聽靈魂的聲音，對于文學，這的確是一個真理。但我卻只能越走越遠，我也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面對無所不在的直逼人類基本生存的嚴峻現實，必須有一種直接面對這一切的力量，一種以真實直面真相的力量，這正是報告文學所具有的、也是別的文體無可替代的功能。所以我說，這不是我的選擇，而是現實的逼迫。

　　“它所體現的深度，是你對真相深入的程度、揭示的深度”

　　記者：就前面所提到的真實性問題來說，小說的真實維度與報告文學的真實維度之間是否確有如此大的差異？對于游走于兩種文體之間的寫作者而言，這兩種真實維度怎樣才能加以區分？

　　陳啟文：我認為，報告文學和小說的根本性不同，是以真實性來劃分的，兩者之間的邊界是非常清晰的，小說和報告文學，既屬不同的文體，也是不同的文類：虛構類與非虛構類。作為非虛構類的報告文學必須嚴守紀實性(真實性)原則，不能虛構，所有的藝術概括與加工，都不能違犯真實性的原則。

　　即使是同樣以揭示現實生活為目的，當小說和報告文學面對同一客觀存在，小說可以借助作者的想象力和內心的力量來夸大、變形，對現實進行解構和重構，從而以非常個性化的視角寫出獨屬于作者眼中的、心中的現實，它的真實是“像真的一樣”，甚至比真實更真實———把現實的真實揭示到更深刻的程度。

　　而報告文學必須絕對放棄小說創作中的想象和虛構，直面真實，從真實到真實。從小說“像真的一樣”到報告文學的“從真實到真實”，決定了報告文學是比小說更有難度、更有挑戰性的寫作。但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想要抵達的目標和小說又是一致的，一個報告文學作品同樣也需要作者真誠的精神參與、深刻的生命體驗、把現實的真實揭示到本質的程度，而作者的精神參與、判斷、思辨，絕對不能先入為主，只能在深入調查、追蹤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才能發生，它所體現的深度，是你對真相深入的程度、揭示的深度。

　　記者：就人文散文而言，不少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的確既有力度，又有韻味。從這個角度看，似乎報告文學同散文一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也因此，近年來“大散文”的概念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在散文化敘事的同時，報告文學的“專屬特質”又究竟該落腳于何處？

　　陳啟文：散文化敘事一直是報告文學最主要的敘事方式。《命脈》 中的許多篇章，完全可以抽出來成為一篇散文或隨筆。同散文相比，報告文學與小說的邊界一直是清晰的，報告文學也可以借鑒小說中的“典型化”方法，運用典型的事件、細節、環境來描寫、刻畫真實的人物形象，但同小說相比，這種“典型化”也是有本質的區別，“典型”對于小說來說是塑造出來的，對報告文學而言則是從真實的人物中選擇出來的。此外，報告文學還可以吸收戲劇的對話藝術、電影分鏡頭的敘述方法以及詩歌的跳躍手法等。

　　而報告文學不同于其他文體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富于思辨與議論。在小說等文學作品中，運用除虛構之外的一切文學手法來豐富其文學性。報告文學還有一個別的文學類文體無法替代的功能：議論。思辨與議論是報告文學的強項，它肩負著向讀者“報告”的使命，它可以也應該向讀者報告自己的觀點，包括自己對報告對象的贊許或批判、追問與回答。這樣方能寫出實事求是的又飽含哲理思辨、理性光芒和批判精神的作品。

　　“如果只有‘報告’，沒有‘文學’，那還要報告文學干什么？”

　　記者：在許多人的觀念里，報告文學是文學性最弱的一種寫作體裁，我國歷來的經典文學作品中，甚少有報告文學的身影，您在《命脈》中數度提及的酈道元、徐霞客等先人的著作，其作品多被認為首先是地理著作，然后才是文學作品。

　　陳啟文：這實際上是關于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問題。首先應該正視，對于報告文學來說，這個文學性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虛構，又不能憑空想象，更不能移花接木，這也讓報告文學不像小說等虛構類文體那樣富有文學色彩。從文學傳承的意義看，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沒有報告文學這種文體，但也有類似的文體，如司馬遷、酈道元、徐霞客等人的著作，和今天的報告文學一樣，也強調寫作者必須抵達現場、深入調查、直面真實，這種基于真實的文學書寫，既是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經典，也是文學經典，沒有哪一部文學史忽視其經典價值，否則那部文學史也不真實了。

　　記者：在查閱相關資料時，也曾驚訝地被發現在某些網上書店里《命脈》被歸類在“工業技術”的目錄下，這似乎從一個側面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某種弱勢。這種積弱，您認為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陳啟文：你說到的情況，我覺得這只是一個不該發生的誤會，一個滑稽的笑話，在某些書店里經常發生。但我也不否定，報告文學處于一種積弱的狀態。

　　所謂“積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個突出問題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越來越弱。那么，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又怎樣得以實現？根據茅盾先生《關于報告文學》的解釋：“報告文學是散文的一種，介乎于新聞報導和小說之間，也就是兼有新聞和文學特點的散文。”由于報告文學與散文有著天生的“血緣關系”，其文學性從一開始就源于散文。

　　就當下只有“報告”，沒有“文學”的情況，根本原因是，很多報告文學寫作者沒有文學的自覺性，更沒有文學原創性，寫出來的“報告文學”基本上是由新聞報道、采訪單位提供的材料、數據、報表以及公共文史、文獻資料等剪輯、粘貼、拼湊而成。而這些資料，都是現存的，很多都是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的公共資訊，作者對這些公共材料沒有重新發現和拓展。在敘事上，幾乎沒有文學體驗，沒有作者真誠的精神參與，更沒有生動而鮮活的文學細節，尤其在對人物的敘寫上，沒有形象，沒有血肉，沒有生命溫度，極度干癟、枯燥、僵化，只有事實交代性的敘述。這樣的“報告文學”，從頭到尾，可以說是從材料到材料，與文史資料無異。如果只有“報告”，沒有“文學”，那還要報告文學干什么？它的功能立刻喪失了一半，而它的另一半功能完全可以被新聞報道和調查報告替代，你那些材料、數字、報表再準確，人家完全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去獲得。報告文學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可以直接宣布“報告文學死了”。

　　記者：的確，“報告文學已死”這一話題，近年來不斷有人提及，凡是與報告文學相關的研討會，總會有人把這樣看似武斷，卻包含著很多無奈的話題一再拋出，最后卻很少能在應對方面找到共識。面對這樣的情況，您是否會心有不甘？

　　陳啟文：對這樣的現狀，我自然是不甘心的。近年來，我已多次在一些公開場合、甚至是在一些嚴肅的學術會議上，聽見有人把報告文學斥為粗糙的、低水平的寫作。盡管我從未被納入為報告文學圈內人士，但看到他們對報告文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態度，我還是感到格外錐心。

　　在報告文學寫作實踐中，我一直致力于恢復報告文學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這也是報告文學自身的價值，在“報告”與“文學”、語言與思想間建立了一種互動的關系。

　　我覺得，報告文學是“報告”與“文學”的一種互生關系，而不是寄生關系。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不是寄生于“報告”中，而是讓“報告”為文學所承載。尤其在敘事語言上，我是當作一種藝術來用心經營的。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不但要靠語言來承載所報告的事實，還必須依靠充滿了活力、具有生命的特性語言，再現真實的情境，把讀者帶到你所描述的現場，如同親臨其境。而富有文學色彩的敘事不但可以給報告文學作品帶來感染力，也能讓你在寫作過程中抵達自身的精神和思想的深度。

　　“每一條江河，都會自然而然地參與對生命、時代、歷史的精神整合”

　　記者：在《命脈》的寫作中，既是紀實性的，又不乏人文色彩，其中對于每條水脈與周邊文明的關系、古人治水的過程和經驗的闡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充滿了深情厚誼。您自己也出生和成長在長江沿岸，對于水的感情更不一般。既然命名該書為“命脈”，在您理解中，水與周遭文明必然生死相依。在您這些年的行走中，這種感受是否愈加深刻？

　　陳啟文：我覺得報告文學寫作中的人文色彩是與生俱來的，以《命脈》為例，每一條河流，無不是歷史長河，無不是從漫長的歲月中一路流來，歲月幽深而江河不絕，它經歷生，也穿越死，一個民族的繁衍生存或動蕩不安無一不與河流有關。如果不透過幽深的歷史，是絕對看不清眼前這現實之水的，哪怕看見了也是淺薄的。我出生于長江和洞庭湖的交匯處，對水與人的那種生死相依之感也就更強烈，那是用生命來體驗的，每遇大旱，一水難求，你還怎么生存？而一旦洪水襲來，又不知會蕩滌多少村莊、奪走多少人的性命。這都是我眼睜睜地看見的事實。

　　這些年奔波于江湖，隨著視野的不斷擴張，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的滋養與繁衍，逐漸形成了一個個血緣聚集的群落、一個個自成體系的人文圈，這些多元的、獨特而斑斕的流域文明。每一條江河，都會自然而然地參與對生命、時代、歷史的精神整合。隨著紛繁水系的交織纏繞，又在江河交匯的沖突、碰撞中，最終匯聚為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的大中華文明系統，建構起自己的話語世界。

　　記者：初讀《命脈》，對于首二章黃河、長江的書寫深感震撼，一條大河從奔騰不息到被改造、被抑制和被平息，其中歷經各種變遷和曲折，最終呈現的結果卻仍是一個逗號、疑問號和省略號，甚至無法預料未來將以怎樣的形式收尾。在通讀全書后，卻產生了一絲疑惑——七大水系在這近百年以來的命運，幾乎驚人地相似：寫一方水土的境遇，似乎略加修改就成為了另一片水土的歷程，鮮有例外。作為調查者和書寫者，您對此一定比讀者更有感受。在這背后，埋藏著的究竟是怎樣的憂慮？

　　陳啟文：一切的真實就是如此，從我的調查看，中國的七大江河水系幾乎是“無河不干，無水不污”，這也是水危機日益嚴峻的兩種表現形式，資源性水危機和水質性水危機。在人類的步步緊逼下，幾乎每一條自然江河如今都處在危機或危機逼近的緊迫中。所謂水危機，說穿了，其實就是人類與水的緊張關系已經到了危急關頭。而這背后的主要原因，既是天災，更是人禍，人禍又加劇了天災。用科學的話語來說，“水危機是指由于人類開發利用水資源超過水資源與水環境的承載能力，積累了許多導致水資源供給長期不能滿足人類生存、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需求或水生態系統被嚴重破壞的致災因子，這些因子進一步演變會引發供水嚴重不足，水生態系統崩潰等重大災難，造成國家根本利益重大損失，從危及水安全而危及國家安全”�！�—這不僅僅是對一個詞語的解釋，這就是擺在中國當下最嚴峻的現實。

　　“報告文學是最適合由知識分子來承擔的寫作”

　　記者：無論是您的作品中，還是在一些訪談和回顧文章中，您似乎刻意回避了“我”的部分，也刻意收斂著自己的情感。事實上，無論是《南方冰雪報告》、《共和國糧食報告》，還是這部《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寫作的背后都是長期奔波、跋涉和經年累月的采訪調查、大量細節性資料搜集工作，如無強大的精神與情感因素的支撐，是很難維系的。以激情寫作的報告文學作家并不在少數，在面對宏大命題時以感慨和感嘆成文的也不在少數，又是什么讓您在面對如此龐大的命題和嚴峻的現狀面前選擇以克制和冷靜來進行陳述的？

　　陳啟文：這是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的精神姿態問題。如果拿報告文學和新聞相比，新聞更多的是對事實的客觀報道，而報告文學則是一種突出和強調主觀性與感受性的文體，必須通過冷峻的省思、理性的判斷，對事實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承擔起向讀者“報告”的使命。因此，報告文學是最適合由知識分子來承擔的寫作。我認為知識分子的標志之一，就是獨立的思想立場以及言說的責任，他必須對自己所寫的每一個文字承擔責任，也就必須以克制、冷靜的方式來敘述，決不為事實真相之外的任何力量所左右，更不能受自己的情緒或激情干擾。這樣的立場，對于報告文學而言，甚至比一個寫作者文學水平的高低要重要得多。

　　在我看來，支撐報告文學寫作的不是情感，更不是體現在文學方面的天賦才情，而是信仰，既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中國傳統士人精神，又要有“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真勇士精神。只有這樣，你才可能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尋真相、揭示真相。

　　記者：接著上一個問題，突然想到，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雖然有責任寫他人未寫、錄他人未錄之事，但面對這樣的大命題，如果預設立場或在情感上有所傾向，也許難免會對寫作的情緒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到采訪思路、采訪對象的選擇乃至整體寫作構架。同理，報告文學中，下判斷往往比只陳述不議論、依靠事實來說話要容易得多。在這其中，您是怎樣保證自己的調查和寫作盡量客觀公正的？

　　陳啟文：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更是報告文學寫作者不可動搖的立場。在報告文學寫作中，一旦立場出了問題，譬如你所說的“預設立場或在情感上有所傾向”，就會出現致命的失真。讓報告文學失真的第一個原因，無疑與凌駕于文學之上的某種力量有關。由于報告文學的特性所決定，同其它的文學體裁相比，它必須保持離現實生活更貼近的距離，這也讓報告文學更容易為現實的誘惑所綁架。這是一個資本的時代，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用金錢來估價和兌換，在精神與物質不對稱的價值與精神錯亂中，有些人假“報告文學”之名寫出了直接與金錢掛鉤的、為權貴富豪或利益集團臉上貼金的“報告文學”。這樣的“報告文學”還沒出生就已經胎死腹中。這種赤裸裸的金錢利誘可以說是讓報告文學失真的第二個原因。

　　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精神姿態決定了他報告文學的創作傾向，這也是報告文學寫作比任何文學類文體更強調“知識分子寫作”的原因。一部作品能否寫出本質的真實，除了忠于事實，更能體現寫作者的人格、信仰和精神，否則你的立場和視角就會出現傾向性問題。如果不保持理智上的清醒，如果沒有堅定的知識分子立場和信念，當權勢和資本一次次綁架報告文學，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也就很容易墮落為某些利益集團或權貴利用的工具。誠然，這對報告文學寫作者是高難度的要求，也證明報告文學是最挑戰寫作難度的地方。報告文學的寫作難度不在技術上，不是取決于文學水準的高下，而體現在精神境界的高低。而你能否恪守真實，就是判斷的唯一標準。

　　你問我是“怎樣保證自己的調查和寫作盡量客觀公正的”，這其實也是我對自己的考問。作為一個自由寫作者，這些年來我一直恪守著幾條基本底線：第一，我的寫作與任何寫作對象都不能發生直接對應的利益關系；第二，在采訪過程中我必須保證獨立的調查方式；第三，在寫作過程中我堅拒一切來自外部的干擾，我對自己寫下的每一個文字負責。我覺得，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只要堅守住了這三條具體的底線，就可以盡量做到“客觀公正”了。

　　記者：近年來，由于旱、澇災害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和所引發次生災害造成的損失可謂不計其數，并逐漸在媒體和網絡上形成了各種報道和議論，人們開始真正認識和關注水危機問題，也在政策和相關措施上有所體現。如今來判斷水危機問題究竟幾分天災、幾分人禍似乎為時尚早，但其中確實存在無法忽略的人為因素。歷史已經無法改變，但面對當下，您認為怎樣的態度和措施才是應對的良策？

　　陳啟文：一位讀者看了《命脈》之后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大旱月余！急需水啊�。。�！讓這些文字變成雨落下來吧！��！”面對這一連串驚嘆號，你可以感覺到大旱給人類帶來的急迫和焦灼，也能感覺到讀者對報告文學充滿了急切的、直接的現實期待。當下水危機的情勢日益嚴峻，愈演愈烈，水利和水危機成了網絡上熱議的焦點，一方面這是好事，表明了公眾對水利問題的高度關注，另一方面，我發現人們在理解和認知上存在一個誤區，認為水就是水利部門管的事，由此而把水危機以及水利方面發生的所有問題一股腦兒推給了水利部門。以前我也是這樣，總是質問，那些水利部門干啥去了？通過深入的采訪我才發現，真相比我的想象要復雜得多。

　　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對水的管理不僅是水利部門的事情。譬如說，當下水危機的第一個表現是水資源危機。在水資源管理上，尤其是用水總量控制上，涉及中央、地方以及社會用水行為之間的博弈，關乎到各省市、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關系。在現行的水利或水務管理機制下，如何在全流域內逐級建立取用水總量控制指標體系、制定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制定強制性的節水標準以及節水技術的改造與科技創新等，這一系列問題，非一地政府或某個部門能夠單獨管理，均需要以整個社會的協同為前提，才有可能讓社會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進。

　　當下水危機的另一個表現是水質性危機。這關乎江河流域的生態環保、污染治理等諸多癥結，這其中又有著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在現有管理體制下，無論是生態環保和水土流失治理，還是嚴格控制入河排污總量，對于水利部門而言都是不可能獨當一面來完成的。生態和水土流失問題，是國土、林業部門的職責，而控制入河排污總量的決定權實際在環保部門。如何達成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的要求、強化入河排污口監督、加快對污染嚴重江河湖泊水環境治理以及突發水污染事件的應急處理等等，均需完善各相關部門與地方政府的聯動機制，讓社會各方面形成合力，把水利問題變成整個社會的行動，才能在共同推進中有效化解水危機。

　　記者：在每年的書展上，應時而作的“重點題材”總能夠取得一定關注量，出版社樂意出版，媒體也樂于關注，但其中不少只是浮光掠影之作，真正能在時間的淘洗中留下的并不占多數。與此相比，您似乎更愿意做一個去蔽者，挖掘被人們有意無意忽略的內在真相。而您也曾說，對于“重點題材”的寫作，并不是寫得太多，而是關注遠遠不夠。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報告文學是否生病了？如需對癥下藥，藥又在何方？

　　陳啟文：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我所說的重大題材，并非那些有組織地創作的、“遵命寫作”的“重點題材”，而是一個寫作者自覺擔當、獨立調查的重大題材，題材的重大，只因與我們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甚至是生死攸關，在這方面，我發現越是題材重大、越是關注民生的報告文學，越是遭到輕視；越是客觀公正的報告文學，又越是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又讓我下意識地想，難道我們對這種關注民生、關注我們最基本生存問題的所謂“重大題材”真的關注夠了嗎？而客觀公正的報告文學之所以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只能說我們對報告文學的評價體系以至于我們的價值觀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發生了致命的傾斜。而在這種傾斜的狀態下，要恪守所謂公正的立場是多么難，要恪守獨立調查、獨立思考的立場又有多么難。我也只能以一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卑微之軀，努力地保持一種直面嚴峻現實的姿態。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輕的一介小民，雖是小民，卻又從未忘記我們這個國度是“人民共和國”，我也是共和國的一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