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一個現(xiàn)代性案例

　　尼采在《瓦格納事件》中把瓦格納看作一個“現(xiàn)代性”的個案，說藝術可以避開瓦格納，但哲學怎么也回避不了瓦格納。現(xiàn)在我愿意認為，尼采是對的，瓦格納音樂和瓦格納著作確實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的人性沖突，包括古今沖突，包括革命意志與虛無主義的沖突。瓦格納主要是通過他的藝術和藝術革新來表達他的理想的，而他的藝術之所以具有當代性，是因為它傳達了現(xiàn)代人性的沖突和困厄，另外就是瓦格納的“總體藝術作品”的藝術觀，對于今天的藝術具有重要的指引意義。

　　瓦格納歌劇的主題主要是北歐神話(古日耳曼神話)，但他的著眼點卻在當代。瓦格納看到了在他那個時代已經表露出來的歐洲文明的危機，看到了基督宗教的敗落，看到了工業(yè)文明的危害一面，于是他希望用藝術傳達神話，用審美解放人生。瓦格納始終把藝術當作人生本身，賦予藝術以革命意義。

　　偉大的藝術總是超越時代的。包括尼采討厭的《帕西法爾》等，瓦格納藝術的確有未來性。這也合乎瓦格納對于藝術的未來性的預期。在《藝術與革命》中，瓦格納斷言：“過去藝術沉默之時，政治學和哲學便開始了；現(xiàn)在政治學和哲學終結了，藝術家重又開始了。”這是瓦格納對于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預言，而不只對他那個時代講的。當時是1849年。對照博伊斯(德國藝術家)之后當代藝術的力量，我不得不承認瓦格納的天才。

　　哲學家尼采與音樂家瓦格納之間的關系極為復雜，可看作哲學與藝術之關系問題的典型個案。開始時，年長的瓦格納聲名赫赫，而年輕的尼采則剛剛被聘為巴塞爾大學的語文學教授，在文化界和學術界影響還不大。瓦格納對青年尼采十分欣賞，尼采對瓦格納則崇拜有加。在通過藝術－神話解放人生，拯救頹敗的文明這一點上，瓦格納給予尼采決定性的影響，促使尼采寫作了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在這本書中，尼采通過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兩個神話形象，分析了藝術的二重性本質，并把希臘悲劇這一藝術樣式理解為最美好的藝術；進而揭示在哲學和科學時代悲劇的衰落和滅亡；最后期待以瓦格納音樂為代表的德國藝術給歐洲帶來藝術的復興。

　　但好景不長，幾年后尼采就開始離棄瓦格納。原因相當復雜，既有性格和人際方面的因素，更有思想立場上的分歧。光說思想上的，尼采后來反瓦格納，主要是因為瓦格納后期失去了早期的革命性，而轉向了支持王權，并且在作品中傳達出基督教式的理想。按尼采的說法，瓦格納恐怕屬于“不完全的和消極的虛無主義”，而他自己則是“完全的和積極的虛無主義”。尼采一直都重視瓦格納，把瓦格納視為自己的“對跖者”。這就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了解兩者關系，兩者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

　　瓦格納是很復雜的。國內差不多還談不上真正的瓦格納研究。所幸瓦格納的歌劇作品都有了中文翻譯，但瓦格納的理論著作基本還沒有翻譯和研究。我覺得要注意的是，其一，不能因為希特勒喜歡瓦格納音樂，就斷言瓦格納音樂是納粹音樂。這一點對尼采同樣適用。其二，不能因為瓦格納推崇日耳曼神話，就推出瓦格納音樂具有種族主義傾向。其三，也不能因為瓦格納人品上的問題簡單地否定他的藝術成就。

　　但很難說瓦格納是自成一家的哲學家，當然他是有哲學思想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哲學見解的。瓦格納的思想比較混雜，其中主要有兩項，其一，瓦格納是叔本華迷，叔本華是意志哲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悲觀主義者；其二，瓦格納還深受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影響，至少在前期，是一個極端自由主義者。在革命時期，瓦格納說過這樣的“狠話”：“我希望打破權勢、法律和財富的桎梏。人類唯一的主人只能是自己的意志，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欲望。自由和獨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凌駕于自由和獨立之上�！碑斎唬�后期的瓦格納成了“保皇派”，就不至于講這種“狠話”了。

　　我發(fā)現(xiàn)，瓦格納與尼采都算不上通常意義上的“好人”，但并不影響他們對人類藝術和哲學的貢獻。一味從道德上判定一個藝術家、哲學家的作品和思想，是不當的。其次，真正徹底和純粹的革命者是少見的。

　　瓦格納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這不僅是因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對瓦格納的崇拜，更是因為瓦格納本身是一個革命者，并且賦予藝術革命以政治革命的意義。如果說藝術與政治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文化主題，那么，瓦格納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著手處理了。而對于藝術家來說，關鍵還在于作品，在于作品的意義是否有足夠廣大的境界。

　　我愿意說，瓦格納在生活上是一個非道德論者，在政治上是一個浪漫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哲學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在藝術上是一個志向高遠、具有未來指向的浪漫主義大師。這些個因素加起來，瓦格納可能就是尼采所講的“現(xiàn)代性案例”了。

　　(作者系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瓦格納事件·尼采反瓦格納》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