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61)

　　蕭紅大膽使用這種怪誕方式為魯迅做傳，除前述理由，與“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囂做個對比”，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港期間，蕭紅正專注于小說創作中的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啞劇每一幕都強調魯迅國民性批判傾向，或稱之為蕭紅所強調的“國民性問題”探索，將這種理念投射到她所展示的魯迅生平，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第四幕是全劇高潮，本該突出表現魯迅晚年生活重大事件，但在此，蕭紅還是通過小販、伙計等人強調了“國民性”問題。魯迅上海期間，參與了很多有歷史影響的大事件，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論爭，蕭紅回避了這場論爭。表演上，用魯迅去德國遞交抗議書而點睛，突出魯迅國際視野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終場的劇情介紹，蕭紅重點把魯迅1923年《娜拉走后怎樣》中的經典性預言單獨提煉出來，以突出魯迅先生以文學改造國民性的宗旨。“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人自己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蕭紅確信魯迅先生的預言，她在此用了魯迅的這段話之后，這樣寫：“現在這鞭子未出所料地是打來了，而且也未出所料的中國是動彈了。”這里所說的鞭子顯然是指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全劇高潮，蕭紅卻選擇小販、伙計等人，去表現靠魯迅吃飯的人卻因他的衣著不好而歧視他，見了他與外國人在一起又恨自己有眼無珠的國民劣根性。蕭紅再次利用啞劇重申恃強凌弱、崇洋媚外的病態國民性是招至“挨打”的理由。啞劇的形式比之話劇更容易宣泄蕭紅對丑陋愚昧習俗的深惡痛絕。正如魯迅先生的遭遇一樣，蕭紅在全民抗戰、文藝抗戰的呼聲中，堅持獨立作家立場仍然是孤立無援的。啞劇《民族魂魯迅》正是蕭紅和魯迅先生的一次精神對話，是完成魯迅先生未竟事業的一次壯行。此后，1941年5月5日，蕭紅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了《骨架與靈魂》，紀念“五四”運動。“在我們這塊國土上，過了多么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繞著圈子，好像鬼打墻，東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沒有向前進。我們離開了‘五四’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沒有想到，自己還要拿起刀槍來，照樣地演一遍。”蕭紅為這塊土地上仍然重復著“五四”主題而感慨，作為“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她又確定無疑地站了出來。把啞劇《民族魂魯迅》和《骨架與靈魂》對照考察，就可看出蕭紅居港期間，置朋友誤解于不顧，置世事紛爭于界外，傾力于國民性問題思考，其動因皆來自于繼承魯迅未竟事業，即繼續國民性改造的文學實踐。

　　與此同時，蕭紅也在緊鑼密鼓地寫作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這是與《馬伯樂》風格完全不同的傳記式詩性小說。著名文學史家楊義認為，“蕭紅是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她是‘詩之小說’的作家，以‘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筆致，牽引小說藝術輕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詩的天地，令一時的人們產生了對人間才華何等殷切的期待。”這段話用于解釋《呼蘭河傳》給文學史帶來的意外之旅最恰切不過。蕭紅讓人有幸見識到何謂美文，也讓人領略到“天才”強大的吸引力和“氣場”。9月1日《呼蘭河傳》開始在戴望舒主持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副刊連載，蕭紅邊寫邊發，到12月20日收筆，12月27日連載結束，前后用了3個多月。

　　《呼蘭河傳》連載期間，香港“反新式風花雪月”正熱烈地論爭著，蕭紅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但是她沒有發表任何只言片語。由楊剛《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引發對抗戰期間香港青年“與民族煎熬，社會苦難不太相稱的文章”的批評。許地山、林煥平等著名文化人都參與了討論，許地山把楊剛的意見概括為“在‘我’字統率下所寫底抒情散文，充滿了懷鄉病的嘆息和悲哀，文章底內容不外是故鄉的種種，與爸爸，媽媽，愛人，姐姐，等。最后是把情緒寄在行云流水和清風明月上頭。”林煥平則認為，“不只是香港的青年朋友，有許多流浪四方的青年和老年。還是一樣地多多少少有這種傾向……他們那種小資產階級根性或知識分子根性，使他們對于抗戰的觀察，得不到最正確，堅決與徹底的結論；使他們只看到目前而摸不清未來。可不是嗎？他們眼光光看著仗已打了三年多，自己已受盡了流離遷徙的痛苦，而故鄉還掩映在太陽旗下。什么時候才可以回到故鄉，會到離散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愛人呢？從這里，就種下了頹廢，幻滅的根苗”。林煥平的討論已深化到懷鄉病的“根性”問題，可見彼時的論爭“上綱上線”已屬平常。

　　無論楊剛的初衷如何，蕭紅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確是有被疑為“懷鄉病”的可能。但此時的蕭紅，根本不可能顧到“反新式風花雪月”討論，她早已經歷過大風大浪。況且人們并沒有明確地指責蕭紅小說具有這類特點。有趣的是，討論歸討論，蕭紅照舊“懷鄉歸懷鄉”。9月1日發表在《時代文學》上的《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說，“當每個秋天的月亮快圓的時候，我們的心總被悲哀裝滿。想起高梁油綠的葉子，想起白發的母親或幼年的親眷”。不能回去的故鄉，對蕭紅就是一塊永遠的痛。9月20日發表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的《“九一八”致弟弟書》，借回憶弟弟張秀珂，談到東北人淪陷后“抗戰”的艱難，這對蕭紅也是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哀無奈。她寫到一些東北青年人，到象征祖國的上海參加抗戰，反而進了監獄，“不知怎樣，就犯了愛國罪了。”蕭紅是最早抗日的東北人，現在聚在香港回憶她的故鄉人事，也是回顧中國人抗戰的心路歷程。作為現實主義作家，蕭紅必須探討在抗戰過程中為什么中國人會犯“愛國罪”？這種探討首先是在忠實于歷史的情況下的紀錄和揭示。在尚未看得到光明的情況下，強調抗戰中東北青年愛國的艱難，無處投奔的苦衷。

　　蕭紅在香港寫作并發表的《呼蘭河傳》，其構思很早就有了，四年前在日本寫的短篇小說《家族以外的人》，就把主要人物有二伯勾勒得差不多。全面戰爭爆發，她在小金龍巷，也動筆寫作《呼蘭河傳》。一路上逃難，離家鄉越來越遠，思考也越來越清晰明了。《呼蘭河傳》產生的基礎就是她對故鄉情深意切的懷念，在快要抓不住故鄉的情況下，試圖用寫作記錄下故鄉在她心中的模樣。

　　在諾士佛臺3號大時代書局隔壁二樓，蕭紅住了近一年。

　　蕭紅和端木蕻良在到香港不久，除戴望舒等，結識的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說，在蕭紅生命最后兩年，對她支持最大的朋友是周鯨文。

　　周鯨文曾留學日本、美國、英國，主攻政治學。在英國寫作專著《國家論》時，“九一八”事變爆發。1931年10月，他通過西伯利亞輾轉回到哈爾濱，“創辦了東北最早的抗日刊物之一《晨光晚報》，任主筆，公開進行抗日宣傳，深受人民歡迎，發行數量不斷擴大。”從此走上抗日救國之路。周鯨文在張作相總司令任下從事政治宣傳工作，在北京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1936年8月就任東北大學代校長，10月，宣誓加入張學良領導的“東北抗日同志會”，“愿獻出一切力量，甚至生命，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完成這神圣的使命”。1938年，周鯨文到香港以“筆掃千軍，喚醒國魂”為初衷，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自任主編為抗日救亡大聲疾呼。

　　據盧瑋鸞了解到的情況，為了能夠解決在蕭紅和端木蕻良在香港的生活問題，1940年9月后，胡愈之帶著他們去中環去見一位東北同鄉。在雪廠街十號交易所大樓一所辦公室，兩人見到了這位同鄉，《時代批評》主編周鯨文先生。

　　端木蕻良回憶，周先生“鑒于香港沒有什么文化雜志，很愿意出錢，找個人來合作，出版一份純文學雜志，”周鯨文是個爽快人，資金也雄厚，對于端木蕻良提出的“編輯有自主權，不要過問及干預”，他也十分樂意地答應下來。據周鯨文回憶，他在香港聽說有兩位著名的東北作家來港，他們先是在《星島日報》上發表文藝作品，《呼蘭河傳》就是在《星島日報》上看到的。他也急于想和兩人晤面。“我們既是同鄉又是文化界中人，真是一見如故，彼此非常親近。從此就常相往來，有時到酒樓飲茶，有時他們到我家作客。”

　　至于辦雜志，他解釋，“我是把全副精神辦《時代批評》，為什么又添辦一個《時代文學》呢？理由很簡單，因為端木和蕭紅是文藝家，他們希望有這樣一種刊物。同時，那時由國內到香港逃難的有大批文藝工作者，也應給他們發表文章的園地。所以，國內外知名的文藝作家都是《時代文學》的特約撰稿人。”在香港，來自蕭紅家鄉的東北人周鯨文、于毅夫在她生命最后時刻，都伸出援手，讓她倍感溫暖。

　　第四節 樂道(Rock Road)8號：《北中國》

　　1941年2月，蕭紅搬到第三個居地，也就是最后一個居地九龍尖沙咀樂道8號。鐘耀群的說法如下：

　　到1941年2月中，諾士佛臺三號因要調整房子，蕭紅又搬到尖沙嘴樂道(Rock Road)8號時代書店(大時代書局)二樓的一間房子里。

　　蕭紅居港期間三個主要居住地，都在九龍尖沙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帶陽臺的樓房大房間；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3號二樓；。九龍尖沙咀樂道8號二樓。

　　尖沙咀樂道(LOCK ROAD)8號時代書店(大時代書局)二樓，現已無存。2000年左右，原址上建有凱悅酒店。2010年，在凱悅酒店的原址上建成了幾乎覆蓋半條街的“國際廣場”。雙號門牌號為樂道36—52，舊日痕跡無一留存。蕭紅生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就是在這里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