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57)

　　香港作為蕭紅人生最后的驛站，她的居地和安葬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見證了蕭紅生命最后兩年光彩照人的寫作瞬間，也見證了她纏綿病榻、為避戰火東躲西藏、直至數次因為日軍要軍管醫院而從瑪麗醫院→養和醫院→法國醫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學救護站，不斷被驅逐的悲慘命運，更見證了她生命最后時刻，對文學藝術的執著理念，發出“身先死，不甘，不甘”的抗爭呼聲。

　　1939年，她和端木蕻良在日軍轟炸重慶的戰亂中，不斷地寫作的時候，詩人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曾向兩人約稿。蕭紅的短篇《茶食店》、《花狗》、《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等，端木蕻良的長篇小說《大江》均發表于戴望舒主持的星座副刊上。在選擇再次逃難的路線時，戴望舒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為他們到香港埋下伏筆。

　　據端木蕻良回憶，“重慶被日軍飛機轟炸越來越頻繁，尤其北碚，據說那里有個軍火庫，日本人總炸那里，蕭紅受不了。另外又出一個隧道大慘案，這樣我想蕭紅在這兒要活不長了，因此決定離開重慶。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們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況又不了解。但蕭紅說，到桂林，然后再轟炸，我也受不了，這樣就準備到香港。事先我跟華崗談過，當時他還是《新華日報》副總編。他跟《文摘》的人談過，其他人就沒有通知，因怕一傳開國民黨不讓走。”

　　香港地理位置在中國南端，位于珠江口東，原隸屬于廣東省的東南島嶼之一，又名香島、香海、香江。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中記載：“香港，本廣州府新安縣南海中島。”1842年，國勢漸衰的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割讓港島給大英帝國。1896年，英帝國又憑借《北京條約》強租九龍。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繼續拓展地盤，借用新界，香港的范圍從此大致確定下來。19世紀末，香港被英國人稱作“英國皇冠上的明珠”，引起諸多愛國人士的憤慨。1925年，痛感國勢衰敗、立志圖強的聞一多創作了著名的《七子之歌》，將香港稱為“守夜的黃豹”，“身分雖微，地位險要”，將九龍喻做“下嫁的”“幼女”，身受磨難，每天都在“淚濤洶涌”。

　　香港、九龍作為“被擄走的孩子”象征積貧積弱的封建帝國的無奈之舉，埋下了中國進步文化人心中的隱痛。時間走到20世紀30至40年代，由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淪陷區大批文化人撤離到香港，或經香港轉赴廣州、桂林、重慶。香港不可避免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彈丸之地的香港，殖民地的香港，曾在本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對祖國文化、政治上發揮過重要作用。”

　　很長一段時間，在大英帝國殖民統治下偏安一隅的香港，面對來自日本政府的威脅，港英地方當局為避免日英之間產生外交磨擦，不愿意公開地支持港人抗日文化活動。但在90%以上均為華人的香港，采取鎮壓抗日文化活動的手法也是不明智的。

　　因此，當局“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示‘民主’”。客觀上，這為大量內地赴港從事文化活動的進步人士提供了條件。從政治觀點上，內地文化人無需擔心香港會對其人身造成傷害。當然，香港的檢查制度頗嚴，報紙上開天窗、打空格□□□也是常事。

　　從文化血緣上，香港盡管通用英語，但大量報刊雜志仍然使用漢字，存在著潛在的讀者群。1940年出版的《香港九龍便覽》，在涉及路名時均采用了中英兩種文字。

　　香港一直保持著與內地的文化關系。魯迅、許地山、蔡元培、鄒轁奮、戴望舒、茅盾、胡風、楊剛、羊棗、張光宇、徐遲、薩空了、愛潑斯坦、金仲華、喬冠華、張愛玲、馮亦代、蕭乾、黃苗子、葉淺予、丁聰、郁風、蔡楚生、司徒慧敏、袁水拍等文化人都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1927年2月，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的魯迅先生，應邀到香港講演《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在必列士街51號的基督教青年會禮堂，魯迅提出了“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的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的觀點，香港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正是基于對魯迅先生的崇拜，希望他的到來，給沉寂的香港文壇帶來沖擊，以“推動新文學運動的開展”。

　　1935年9月，許地山就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教授。香港大學號稱香港歷史最悠久、教學設施最齊全的大學，但和頗成氣候和規模的醫科、工科相比，文科顯得非常薄弱。當時，內地大學已用白話文講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還只教授四書五經、唐宋八大家等，“其研習經史的方法全屬舊有一套，即偏重記誦之學”“他改革香港大學的中文系、推動青少年文藝活動、到處演講、為兒童創作文藝小說……他也實實在在看出香港教育的毛病，毫不客氣地指出殖民地教育的悲哀”。他還寫下了《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考證殖民地及香港名稱的由來，足見其家國意識。

　　1937年，一生為中國人“爭取人權、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教育家”蔡元培舉家遷往香港，靜下心來讀書寫書，安心養病。《在香港圣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演詞》中，他稱“當此全民抗戰期間，有些人以為無鑒賞美術之余地，而鄙人以為美術乃抗戰時期之必需品。抗戰時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強毅的意志。”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香港文學在許地山、陳君葆、馬鑒等人經營的基礎上，迅速擴大。上海“八一三”之后，大批內地文化人撤到香港，或經香港轉往廣州、桂林、重慶。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相對于內地要大得多，而且出版物注冊手續相對簡便，由具有社會地位的名人擔保，繳交兩三千元按金即可。因此，南來香港辦報和書刊的內地文化人越來越多，吸引了許多內地作家、藝術家投稿。

　　茅盾曾兩次到港，主編大型文藝刊物《文藝陣地》以及《立報》副刊《言林》和雜志《筆談》。1938年初，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秘書吳奚如對茅盾說，“胡風主編的《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報告文學和詩，算是游擊戰；您出版的《文藝陣地》多刊登長點兒的文章，算是陣地戰。兩者配合，可構成國統區左翼文藝的完整陣容。”茅盾認為將《文藝陣地》置于廣州，可遠離國民黨中心，免去許多限制，前往廣州辦《文藝陣地》。蕭紅的《記鹿地夫婦》就發表在《文藝陣地》第一卷第二期上。蕭紅在香港時曾為《文藝陣地》向《新華日報》主編華崗邀過稿。

　　在香港籌備《立報》復刊的薩空了，聞聽此訊，馬上邀請茅盾前往香港兼《立報》副刊《言林》，茅盾欣然允諾，舉家搬往香港，住在灣仔軒尼詩道。茅盾在《文藝陣地》創刊詞中說，“抗戰的文藝工作范圍是極廣大的，我們贊美直接鼓勵抗戰情緒，加強必勝信念的著作。但我們也不應忽視甚至看低了間接對于抗戰文藝的質的提高有所幫助的工作——外國名著的翻譯、世界文藝思潮的介紹、本國文藝的研究，乃至民間文藝的探討。”蕭紅、老舍、夏衍、周而復、豐子愷、田間、沙汀、駱賓基、歐陽山、司馬文森等都成為《文藝陣地》的作者。香港和澳門的讀者通過《文藝陣地》看到了新文學在抗戰中的作用，文學空氣頓時活躍起來，并影響到南洋。

　　1938年，“雨巷詩人”戴望舒攜妻子女兒到香港，主持《星島日報》的《星座》副刊。戴望舒在創刊詞中說到，“《星座》現在寄托在港島上，編者和讀者當然都希望這陰霾氣候早日終了。睛朗固好，風暴也不壞，總覺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扎下去，那么編者惟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為它的編者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盡一點照明之責。”

　　蕭紅1940年來香港之前的兩三年時間，香港已呈現出良好的文化發展勢頭，不再是“文化沙漠”。蕭紅和端木蕻良也已與香港建立了“業務往來”。在許多內地文化名人的主持下，香港中文報刊出版業出現了繁榮局面。報紙副刊和文學雜志及綜合期刊文學版的發達，客觀上為蕭紅提供了有益的創作環境，也促使她在戰亂中選擇香港作為棲身之地。

　　蕭紅和端木蕻良融入香港文壇后，蕭紅專事寫作。端木蕻良則與周鯨文一道主編《時代文學》，該刊在香港的眾多刊物中，是抗戰時期香港唯一的大型文學月刊，影響非常之大。

　　《時代文學》創刊于1941年6月1日，其撰稿人集聚了國內重量級作家，丁玲、冰心、蕭紅、許地山、茅盾、夏衍、巴金、王任叔、胡風、聶紺弩、許廣平、鄭振鐸、曹靖華、蕭軍、馮乃超、鄭伯奇、蕭乾、黃源、戴望舒、楊剛、艾蕪、老舍等，大都是當時著名的進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