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49)

　　蕭紅針對兩種觀點參與探討，一是關于作家上戰場和偉大作品。

　　馮乃超認為，《七月》在抗戰文藝活動中有成績但不夠。八百壯士、大戰平型關等都沒反映。

　　端木蕻良的話是柔中帶鋼，假如有人說《七月》是坐在屋子里寫偉大作品的一個同人機關，怎么會養育出接觸現實的作家呢。可見倘是在行動里學習了的作家是《七月》養育出來的，那么《七月》也必然是行動的藝術。

　　胡風認為，東平是提出要求偉大作品的意見，但并不是像乃超所說的那樣，關在房子里寫偉大作品。他對在十多年苦斗中培養出來的青年文學干部在抗戰里面沒有成績表現的現象表示很大不滿。所以他要求成熟的老作家不要腐化，幼稚的青年作家加緊努力。《七月》絕對大多數是從戰斗的意志戰斗的生活產生出來的作品。乃超也許認為我是主張閉門創作的罷。其實，只要能夠我倒是很希望到戰場上去跑跑，那一定比現在的工作活潑得多，有趣得多。

　　蕭紅質詢，“胡風對于他自己沒有到戰場上去的解釋，是不是矛盾？你的《七月》編得很好，而且養育了曹白和東平這樣的作家，并且還希望再接著更多的養育下去。那么，你丟下《七月》上戰場，這樣是不是說戰場高于一切？還是為了應付抗戰以來所聽慣了的普通的口號，不得不說也要上戰場呢？

　　二是關于作家是屬于階級的觀點。

　　吳奚如提出，作家擱筆原因是：“許多有名氣的作家，所寫出來的東西都是根據當時國內戰爭，階級對立的觀點出發的。但自從國內的和平統一告成，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全中國起了空前的變化，那特點，就在于各階級的妥協，聯合一致去反對共同的外來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各階級之間的關系起了大的變化，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起了大的變化，過去熟悉階級對立的社會生活的作家們，一下子還不能了解這新的時代，當然更不熟悉這新的時代，于是，要繼續過去的作風既不可以，要描寫現在的事實又不可能。因此，大部分人都寫不出東西來了。而另外有些作家，為了攝取新的文學滋養，跑上了前線，自然一時也還拿不出東西來。還有的簡直認為在此抗戰時期，大家去打仗好了，用不著了文學，機械地理解了‘把一切都交給戰爭’的原則。”

　　關于奚如對于作家在抗戰中的理解，蕭紅馬上反擊：他說抗戰一發生，因為沒有階級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說階級的意識不鮮明了，寫慣了階級題材的作家們，對于這剛一開頭的戰爭不能把握，所以在這期間沒有好的作品產出來。也都成了一種逃難的形勢。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是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

　　那么，為什么在抗戰之前寫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現在不寫呢？我的解釋是：一個題材必須要跟作者的情感熟習起來，或者跟作者起著一種思戀的情緒。但這多少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把握的。”

　　奚如解釋到，我還要搶先說幾句。蕭紅完全聽錯了我的意見，我并未說過去有階級存在，現在沒有了。現在階級還是存在，不過階級間的關系起了變化，即不是對立，而且協調，一致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蕭紅所說的作家暫時不能把握這新的變化，以后能把握住了就可以寫出作品來，這是對的，跟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并不沖突。

　　蕭紅在眾口一致的“作家上戰場”，“抗戰文藝”的呼聲日趨趨熱鬧的情況下，冷靜地發出“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是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大有振聾發聵作用。蕭紅的伶牙利齒，以及她的觀點，在兩次座談會上都得到與會者的重視，她的文壇地位得到不容置疑的鞏固。

　　第七節 “寧靜幽美”的寫作《無題》《黃河》

　　在去往山西去的路上，蕭紅與同行的詩人在車上度過十天，他們談到蕭紅家鄉時，她非常敏感地接過來，不允許別人對家鄉說著不敬的話。

　　對于黃河地帶刮著大風的現象，風沙迷了詩人的眼晴，他們會說“偉大的風沙啊！”蕭紅感受到“侮辱”的是，一路上謳歌大風沙的詩人卻并不支持大風沙，詩人對她說：

　　“你們家鄉那邊就終年這樣？”

　　“那里！那里！我們那邊冬天是白雪，夏天是云，雨，藍天和綠樹……只是春天有幾次大風，因為大風是季節的征候，所以人們也愛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著火車外邊所有的黃土層：“這在我們家鄉那邊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陽蒸發著，好像冒著煙一樣從冬天活過來了，而秋天收割。”

　　“東北還有不被采伐的煤礦，還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然而，詩人不再繼續往下聽了。他只是對具有強力的風沙黃土崇拜著，這讓蕭紅非常難解。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蕭紅與殘廢兵同住一院，朝夕相處。當蕭紅看到殘廢的女兵，腋下支著兩根木棍，同時擺蕩著一只空褲管，非常心痛。蕭

　　紅認為，若作為母親，孩子問她為什么少一條腿，那么無論殘缺是來自于光榮還是恥辱，“對于作母親的都一齊會成為灼傷的”。

　　在這里，詩人對于黃河大風沙的謳歌與被日軍致殘的中國女兵，兩件事本互相扯不到任何關系，但蕭紅卻由此聯想到，對于生命力暴力破壞力的歌頌，是盛行于世的。相反，對于合理的美的事情，卻認為是弱的生命力。她由此蕩開去，大發了一通議論：

　　屠介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寧靜的，正路的，他是從靈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還有法國的羅曼羅蘭。

　　別的作家們他們則不同，他們暴亂，邪狂，破碎，他們從本能出發——或者一切從本能出發——而后走到靈魂。有慢慢走到靈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靈魂的，那永久走不到靈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著：

　　“我的生命力強啊！我的生命力強啊！”

　　但不要聽錯了，這可并不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驕傲著生命力弱的，另一方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靈魂出發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樹下冒汗的朋友們。

　　聽他這一招呼，可見生命強的也是孤獨的。于是我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給我看到的生命力頂強的是日本帝國主義。

　　蕭紅寫此文時，是1938年5月15日，已從西安回到武漢，重居于小金龍巷。這篇文章印證著她想要的生活和創作，她對南方人歌頌北方風沙的反感，“去把捉完全隔離的東西”，是要被嚇住的。追求自然的，合理的，可以把捉到的寫作，在她心中是非常明確的。

　　她隱晦地表達作家“上戰場”的尷尬，從戰爭爆發直到現在，她特別看重作家崗位的堅守。寫于1937年7月9日的《來信》，披露了人在戰爭中的混沌無所事事的無奈情態，讓蕭紅最擔心的是會影響到讀書。在末尾一段，蕭紅看似無心地替作家說了一句話，“吟借給我的兩部書，因為擔心它們的命運，今天寄給你們了，和土地比起來，書自然很微小，但我們能保衛的，總不要失去”。戰爭導致文學的衰退、讀者的流失、作家生存的困境，是糾纏蕭紅戰時的主要問題。在相當于自言自語地表達了“書”的重要性，應劃歸“保衛”之列，蕭紅內心正在蘊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1937年至1938年，對于情感和創作，蕭紅所有的忍耐和猶豫都達到臨界點，一直以來堅持的獨立作家姿態借助戰爭的混亂與機遇突然地明朗化了。對于情感和創作的切割，她顯得從未有過的干凈利落。

　　在這里，蕭紅從探討藝術的角度，力推平靜，說明對強權的反感，她批評和嘲笑強力，對擁有力量的人的反感一攬無余。在這個崇尚野蠻，崇尚狼一般具有掠奪力量的世界上，她為弱的沒有力量的人，來爭一席之地，她不平，她憤憤然。

　　《無題》實則有題，是對“弱肉強食，適者者生存”的反抗，是對“弱的”文化被“強的”戰火摧毀的無奈。

　　在蕭紅《無題》同期的《七月》雜志上，有端木蕻良一篇論及池田幸子的散文《燃燒——記池田幸子》，端木蕻良借助鹿地亙的話說，“蕭紅和曹白都是先天

　　的文學家！”這說明，端木蕻良確實也認為蕭紅是天才，他的理解是“這是對的，他們的走向藝術的出發是從內心里迫近的，并不是從知識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