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47)

　　……

　　……看見曹白的信，知道他忙且窮，他一向就永遠被一團火燒著，我總擔心他會燒著了，他煙又抽得那么厲害，要是知道他通信處我想馬上去封信問侯他，我想以前寫的通信處一定不能應用了。柏山近況如何念念。魯迅夫人海嬰尚在滬否，應去信勸他們遷出，蕭軍能不去否。我本來想馬上就走，但腿因天寒又較不適，我現在頗感到南方之冷盛于白山黑水，我在東北對于冷是歡迎的，而在此地簡直是怕，不知系何原故。還是回家去吧，那兒爐火燒得紅紅的。

　　蘭柱

　　端木蕻良在信的末尾，又特意加上一句，如果“蕭紅未走，告他(她)我介紹她的那位女友，現在因爬山路和功課吃重惹得哭哭啼啼！入武漢大學借讀故也，一笑！”這里所說的女朋友，是端木蕻良的三哥曹京襄的未婚妻劉國英，與蕭紅相熟。可以從信中看出，端木蕻良對融入《七月》這個抗戰文藝大家庭懷有急切心情，對于蕭紅的動向他也流露出關切的心緒。

　　在胡風和蕭軍等人來信催促下，他來到武漢，住在小金龍巷，與蔣錫金共用一室。終日談天說地，唱歌跳舞，寫寫文章，座談討論，生活充滿著青春的氣息。不久，《七月》同人，青年作家詩人們集體去往臨汾，端木蕻良成為其中一員，坐著鐵皮車，隨著蕭紅、蕭軍、聶紺弩、艾青、田間、李又然一同赴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端木蕻良照例向胡風報告臨汾的事情，最不可思議的事是，他這一去，腿病反到好了，“北方使我健康了，你應為我高興”。

　　3月底蕭紅給胡風信中，曾經談到她與蕭軍目前所處的現狀，她的一段話，算是向胡風挑明她與蕭軍、端木蕻良的關系。“前些天蕭軍沒有消息的時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時候端木說：‘不愿意丟掉的那一點，現在丟了；不愿意多的那一點，現在多了。’”端木蕻良的這番話，若是旁觀者角度，似乎真有些曖昧。

　　可以確定的是，蕭軍走后，兩人探討的話題還是很深入。不過，似乎并沒有涉及問題的實質。4月10日前后，端木蕻良寄給胡風信中，說明接下來，他打算去蘭州和白危一樣從事抗戰文藝活動。請胡風寄西裝的地址是蘭州炭市街四十九號白危轉端木蕻良，巧的是白危寄居于女友王德謙家中，王德謙也是王德芬長姐。

　　風兄：

　　我，蕭紅，蕭軍，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紺弩一定帶去許多我寫不出來的消息。

　　我有一套西裝，是我頂喜歡的，所以我只帶出一套了。希望你能把它托人帶出，帶到漢口，交孔凡客寄給我。寄到蘭州炭市街四十九號白危轉端木蕻良。如你有工夫，給我寄來更好，不過我怕你沒工夫。郵費可由稿費項下扣除，這是說我不久給寄稿的話。

　　其余的話再說，因為我的朋友約我出去玩。

　　專此即請

　　近安

　　端木蕻良

　　據袁權考證，4月7日，聶紺弩從延安回西安后，因思念妻女，獨自一人先去了武漢。端木蕻良這里的意思是，他與胡風見面，應該能向胡風講起許多他信里“寫不出來的消息”，這消息很有可能就是兩蕭在臨汾車站、以及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鬧分手的事情。他不在信里說，是不方便說。對他而言，兩蕭的事情太過敏感。蕭軍來到西安的，發生了太多事情，這中間他三緘其口，對一切不置可否。4月16日，他去信胡風，告訴他不要再往蘭州寄西裝。

　　風兄：

　　前次寫了一信，想已照收。囑老兄將我的西裝寄到蘭州的事。請先不要執行，因為還是存在武漢，等著我以后再麻煩你，或許就從此不麻煩了也，一笑！

　　請嫂夫人安。小朋友安。

　　端木蕻良

　　長安

　　四月十六日

　　這封信語焉不詳。照舊沒有提他和蕭紅的關系。但以“或許就從此不麻煩了”，表明他和蕭紅已作出決定回到武漢。端木蕻良木訥孤僻，和蕭軍的直率激烈的性格完全相反。這里可以看出，他在處理感情事情上，并沒有跟胡風講心里話，或許他并沒有準備好結婚的事情。或許是不知道如何說，這樣隱晦地把蕭紅淡化著，不像以往在浙江上虞那樣，在信中熱切地想了解蕭紅，思念著蕭紅。

　　也因此，在這樁帶著情感硝煙的“三角”關系中，端木蕻良屬于被動一方，無論他多么關心蕭紅，關注蕭紅，支持蕭紅，卻看不出他有意識地“橇”蕭紅。蕭紅蕭軍決然分手，并不是端木蕻良直接介入導致的結果。

　　4月中旬，與蕭紅感情甚好的詩人田間，特為蕭紅賦詩一首，《給蕭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夜在西安為告別蕭紅姐而寫》。在動蕩戰亂的年代，詩人田間更期盼蕭紅能夠“喚醒”和“提攜”廣大中國女性，共同改變自身命運。正如許廣平所言，“走出象牙塔”的中國女作家并不多見，蕭紅生當其時，更是格外引人關注。身上寄托著許多同時代作家熱望的蕭紅，在詩人田間洋溢著激勵的富有節奏的贊美詩篇里，應該能夠感受到作為一個女作家，她的“時代重托”！

　　中國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場上哭泣，在火邊哭泣，在刀口哭泣，

　　在廚房里哭泣，在汲井邊哭泣。

　　呵，讓你的活躍的血液，

　　從這戰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喚姐妹，提攜姐妹，

　　——告訴她們，

　　從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來——到客堂里吃飯，

　　上火線演講，去戰地打靶……

　　中國的女人不能長久哭泣。

　　三個月前，蕭紅在武昌寫下《〈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這是一篇公開申明蕭紅女性主義立場的重要文章。她從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和德國女作家麗洛琳克的《動亂年代》兩本小說中，發現了男權中心的社會體制下，全世界女性的共同命運。這兩本書無疑刺激她從更廣泛的角度，更深入地去思考女性的社會地位。蕭紅的女性主義思考始終是本著從身邊事開始的原則。父母、家人、同人、朋友、鄰居等一干社會關系，都是她用來解剖的對象。她不會丟下身邊事而去建構凌駕于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敘事。在兩位西方女作家那里，她獲得了相似的感受和啟迪。她首先申明不喜歡麗洛琳克在書中描述的女性形象，因為主動地欺侮人與蕭紅的生活哲學是背道而馳的。“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為什么還要去欺侮人呢？”她不能不認同麗洛琳克主動欺侮別人的觀點。“一個人要想站在邊沿上，要想站得牢是不可能的。一定這邊倒倒，那邊倒倒，若不倒到別人那邊去，就得常常倒到自己這邊來——也就是常常要受人家的欺侮的意思”。麗洛琳克的信仰及其具有的力量，在蕭紅信奉的哲學中根本無法產生出來。

　　史沫特萊是蕭紅熟悉的美國作家，魯迅先生曾向她介紹過蕭紅，兩個人也見過面。蕭紅恰恰是在分析評價《大地的女兒》時，深化了一直以來，從哈爾濱文壇開始她所關注的女性生存狀態的思考。這是蕭紅明晰女性主義身份地位的結點性問題。她不無冷靜地分析著，“男權中心社會下的女子，她從她父親那里就見到了，那就是她的母親。我恍恍忽忽的記得，她父親趕著馬車來了，帶回一張花綢子了。這張綢子指明是給她母親做衣裳的，母親接過來，因為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她父親就指問著：‘你永遠不會就一聲好聽的話嗎？’男權社會中的女子就是這樣的。她哭了，眼淚就落在那張花綢子上。女子連一點點東西都不能白得，那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犧牲好話和眼淚。男子們要這眼淚一點用處也沒有，但他們是要的。而流淚是痛苦的，因為淚腺的刺激，眼珠發漲，眼瞼發酸發辣，可是非犧牲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