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41)

　　在兩國交戰中，曾經追隨魯迅先生的鹿地亙選擇站在中國一方，不僅投身《七月》同人的抗戰文藝，還在《新華日報》《文藝陣地》等雜志媒體上寫文章揭露批判日本法西斯統治。3月10日寫于廣州的論文《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與文學》表現出他的戰斗精神。他寫道，“魯迅曾經很適切地說過：‘對于某種徒輩，理論的說服和批判是沒用的，踢就得了！’”因此，他對戰時日本文學的法西斯化，進行了激烈的抨擊。曾經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林房雄為法西斯政治推波助瀾。“他已經不再寫盲從社會主義的摩登少女的戀愛，而改寫盲從法西斯主義的摩登少女的戀愛了。”鹿地亙以戰斗的精神，橫掃著日本本土左翼文學在戰時的轉向背叛，并確信，日本文學中再也沒有“潑剌的青年”，呈現著老態龍鐘的樣子。林房雄們大約“要寫死尸了吧！”

　　他對日本政府的背叛，并沒有使他在中國土地上得到安全的庇護，他不斷的南下逃亡，直到香港，仍然沒有擺脫被追捕的命運。

　　胡風寫《關于鹿地亙》(1938年2月8日)這篇散文時，是為在《七月》9期上翻譯推薦鹿地亙逃亡途中寫作的兩首詩《送北征》、《頌香港》和寫自廣州的信《從廣州寄到武漢》，對鹿地亙向中國讀者做一個簡介。

　　鹿地亙在寫自廣州的信中，訴說自兩國開戰半年來，夾在中日戰爭之間的逃亡生涯，“不知多少次遇到了生命的危險”，然而相對于千千萬萬人的生命都成問題的時候，他個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雖然他“早就打算寫脫險記，在上海曾開始了幾次，但每次都把原稿燒掉了。”在每天都沒有工作要做的焦燥中，他禁不住地大放悲聲，“中國底兄弟呵，認清楚敵人和朋友罷！要這樣才是真正有勇氣的人！”在廣州他可以看到《七月》，雖然很想寫些東西寄上，但也只寫了兩首詩。胡風在發表他的詩歌《送北征》時，將他定義為“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亙”他的詩明顯地鼓動著中國軍民的抗日情緒。詩中寫到：

　　像那從原野從山岳

　　騰舞上去的砂塵一樣

　　向四面八方沖擴的朔風喲，

　　泛濫地吹罷！

　　卷起戰斗底激情罷！

　　再也恰當不過地，人們

　　把你叫做第八路軍。

　　倭寇呵，夸耀罷，你底炮火，

　　沉迷罷，你底妄想，

　　說是皇威要和炮煙一同

　　把大陸掩蔽。

　　但是——等著看罷，

　　滿野的風馬上

　　會把毒煙吹得無影無蹤，

　　在冰雪里閃耀的山峰

　　會留下壯嚴的姿態的。

　　鹿地亙的《送北征》正是國共兩黨合作背景下的產物。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公開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大敵當前，兩黨摒棄前嫌，聯手應對日本侵略。國民黨擔任正面作戰，獲得臺兒莊會戰勝利，改編和集結起來的八路軍也取得平型關大捷。日寇侵略的猖狂和全民抗戰熱情刺激著鹿地亙公開站在中國人民一邊，討伐“倭寇”。他不遺余力地向中國民眾揭露日本法西斯與日本文壇現狀，激發人們對日本軍閥的仇恨。

　　作為理論家的政治沖動，胡風敏感到鹿地亙詩歌及其身份的政治價值，由鹿地亙痛苦的流亡生活而引發出的中國兄弟“朋友”和“敵人”的呼喊，也驚醒了胡風，抗日戰爭潮涌，人們已分不清敵我，只要是日本人就是奸細，這種簡單的推理讓國際文友鹿地亙悲從中來。胡風必須從政治上為他洗脫罪名，因此，《七月》對鹿地亙的支持，從根本上扭轉了鹿地亙的悲劇命運，從而使他盡快地脫離中日兩國都拿他開刀的處境，明晰反戰立場，公開為中國政府進行反日同盟的工作。因此，《關于鹿地亙》中，胡風筆調一轉，由具體形象描寫而進入理性探討。

　　“我底感受到激動是在另一方面。因為，從這里，中國底兄弟們可以感到，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圣的民族戰爭是和日本底人民，人類底進步的文化在一起的，中國人民爭自由爭解放的神圣的民族主義是有偉大的國際主義底力量在支持的，尤其是當這個力量在敵人內部表現出來的時候，勝利的預感就充溢在我們底戰斗的心靈上面了。……在今天，在這里，日本人民底代言人在說話了，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在說話了，因為，像鹿地君，雖然過去和現在是過著困苦顛沛的生活，但他底名字是閃耀在日本覺醒了的大眾底心里，而且，如果他肯拋棄信仰，離開真理，附和日本帝國主義底狂吠，他滿可以得一寵愛，捧作“花形”(明星)，無恥的“普羅”作家林房雄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殘酷的炮煙”里面，“夸耀”著“沉迷”著的時候，日本人民底代言人，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卻向著我們走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中國人民將向著這個勝利敬禮，將沿著這個勝利前進！我們祝鹿地君底健康，并且寄上我們底約言：中國底兄弟們是分得清楚“朋友”和“敵人”的！”

　　胡風的政治話語表述充滿煽動性，不僅公開地解決了鹿地亙的親中國立場，也道出鹿地亙作為日本人民的良心所具有的代表性。結論是，正義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獲得了國際友人日本革命作家鹿地亙的支持，鹿地亙身份背后的意義不言自明。鹿地亙在抗戰中的貢獻是巨大的，決不亞于日本反戰人士綠川英子的作用，這一切與胡風、許廣平、蕭紅、蕭軍等人的支持分不開。《七月》在戰時沖破吸納日本同人的政治桎梏，對鹿地亙“日本人民底代言人，日本進步文化底良心”的定位，抱有很大的決心。這是對魯迅先生“遺產”的尊重，胡風及《七月》同人對鹿地亙的接受，是魯迅文化圈中人的必然選擇，是戰時國際文友通過文化結盟突破種族家國界限的一種獨特的人文景觀。胡風與鹿地亙的交往互動，很清楚地表明《七月》的國際化眼光，無疑是傳承魯迅先生國際文化結盟與政治訴求最具影響力的一次成功呈現。

　　蕭紅和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的頻繁接觸是在上海。鹿地亙參與到魯迅為“改造社”譯介中國青年作家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與蕭紅等青年作家產生互動。作為日本左翼作家、理論家、活動家，他對中國文壇大膽評論，眼光獨到，分析深刻。端木蕻良曾著文《燃燒——記池田幸子》，開篇第一句就是“鹿地說：‘蕭紅和曹白都是先天的文學家！’這是對的，他們的走向藝術的出發，是從內心里迫近的，并不是從知識出發的。”對于蕭紅的文學天賦，許多她同時代的作家批評家多溢美之辭，鹿地亙更對蕭紅的藝術感覺大加贊賞。上海期間，蕭紅與蕭軍之間曾經就描寫玻璃杯喝水這個動作，誰的句子更好產生爭執，都會請鹿地亙從中裁定，可見其理論修養所達到的水平。

　　蕭紅在眾多作家堅持上戰場、投身火熱的抗日戰爭熱潮中，逆勢而上，堅持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就是戰時生活”的觀點。作為鐘情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蕭紅，她與胡風記述鹿地亙的散文，明顯不同的是，胡風的重心在于向中國民眾介紹鹿地亙是如何走上抗日文藝創作道路的。胡風十分清楚鹿地亙的身份將會帶給中國抗戰文藝一種激勵作用，進而在全民抗日的高潮中所起到的宣示作用，其文章讀來具有令人慷慨激昂熱血沸騰的感召力。

　　蕭紅對抗戰文藝的理解，使她在選擇鹿地亙作為敘述主體時，不會直白地宣示他的身份。寫《記鹿地夫婦》時，身在臨汾的蕭紅完全超脫于戰爭對其寫作的影響，她的冷靜帶來犀利觀察，描述人物足見其藝術素質相當高。她只記錄夫婦兩人在兩國開戰之后逃難的狼狽遭遇，不帶感情，也沒有口號。就像記錄她所見所聞一樣，恰到好處地實現了她用普適的角度去為“全人類”寫作的目的。同樣，鹿地亙、池田幸子的形象就在這種日常生活筆觸中得到細微而深入的描繪。

　　蕭紅把鹿地亙急切地盼望日本軍國主義失敗的心情表現出來。似乎鹿地亙比蕭紅更盼望這場戰爭中國人民勝利。

　　他說：

　　“日本這回壞啦，一定壞啦……”這句話的意思是日本要打敗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這戰爭并不看得怎樣可怕，他說日本軍閥早一天破壞早一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