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與考證：蕭紅居地安葬地及紀實作品研究》(38)

　　“八一三”，上海成為抗日戰場。以日常生活為寫作資源的蕭紅，在上海開戰的第二天，8月14日寫下《天空的點綴》，她把自己還原于家居女人，記錄下飛機帶來的心理沖擊。可以說，蕭紅尚處在日常生活軌道上，還沒有從突然的戰爭來襲中回過神來。因此，她寫的飛機是沒有任何情感因素的，她甚至不知道這飛機是敵軍的還是我軍的，在她的知識體系里，飛機原來是載人的，現在“真的載著炮彈飛起來，這在我還是生疏的事情”，就像天空的玩具一樣，在云彩和縫隙中穿行。

　　“過去了！過去了！心也有點平靜下來。午飯時用過的家具，我要去洗一洗。剛一經走廊，又被我看見了，又是兩只。”“我只知道這是下午兩點，從昨夜就開始的這戰爭。至于飛機我就不能夠分別了，日本的呢？還是中國的呢？”鄰居和她都猜測是日本的飛機去轟炸虹橋機場，“是日本打勝了吧！所以安閑地去炸中國的后方”，然而很快她就批駁自己關于中國軍隊失敗的想法，“一定是中國占著一點勝利，日本遭了些挫傷。”實際上大多數沒有戰爭經驗的平民百姓，都會在開戰之后，在對抗的雙方中展開盲目猜測。蕭紅以自身周圍環境的變化去思考這些，用她的感受去記錄下戰爭初始，作家和普通人是一樣的困惑，無論智商也好，心態也好，都沒有什么區別。

　　蕭紅的不安，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意象“鍋蓋”昭示出來。“風很大，在游廊上，我拿在手里的家具，感到了點沉重而動搖，一個小白鋁鍋的蓋子，啪啦啪啦地掉下來了，并且在游廓上啪啦啪啦地跑著，我追住了它，就帶著它到廚房去。”戰時火線之外，尋常百姓的內心是混亂翻騰的，蕭紅很簡單地用鍋蓋掉了，她去追回，來對戰爭初起時心理的不安無著展開描述，說明戰爭對日常生活的破壞就是這樣簡單。讓人荒亂，無從下手。她一再地用“好象”“分不清”“說不定”等各種游移否定的詞匯，把當時的心境表現出來。什么都和平日里一樣，沒有變化，“只有窗外的云，和平日有點不一樣。還有桌上的短刀和平日有點不一樣，紫檀色的刀柄上鑲著兩塊黃銅，而且還裝在紅牛皮色的套子里。對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絕不會拿著這短刀而赴前線。”

　　這篇散文中寫的是蕭紅對戰時動向的思考，明確地表示戰時她會堅守作家立場的。在這里，面對戰爭爆發，蕭紅并沒有把自己當作曾經生產過重要抗日作品的作家，在第一時間里去大聲疾呼抗日。如果說《生死場》、《八月的鄉村》的抗日傾向引領了中國的抗日文學，那是因為兩蕭熟悉東北那塊土地上掙扎反抗的人們——兩蕭和舒群的朋友中間有人就是義勇軍，蕭軍也曾有過招集義勇軍的想法和經歷。耳濡目染的抗日地下活動，為其創作定下基調。蕭紅居于上海擁擠的都市空間里，戰爭在這里打響，而且用得是先進設備“飛機”。東北一望無際的曠野和充滿著蠻力的農民不見了。日軍在天上飛，帶著炮彈，地上并沒有日軍的痕跡。經歷過一次土地的淪陷，逃往上海的蕭紅，此時心境應該比其他突然感到戰爭爆發的作家更淡定更沉潛的吧，然而事實是，她非常不安，是與普通百姓共有的不安。

　　對于將要失去安定的家園生活，蕭紅以她一向的女性化敘事，展示了將要告別家園生活的緊張茫然。與第一次從哈爾濱出逃一樣，她對失去吃飯的家伙“鍋”是非常敏感的。因此，“鍋”在這里引申為家，鍋蓋在游廊里“跑”的意義是明顯的。記載她逃出哈爾濱的《拍賣家具》、《最后的一個星期》同樣在大難臨頭時談到吃飯的“鍋”。“小鍋第二天早晨又用它燒一次飯吃，這是最后的一次。我傷心，明天它就要離開我們到別人家去了！永遠不會再遇見，我們的小鍋”，蕭紅對于“鍋”的敏感，將日常生活具體物件，以一種生活的意象納入寫作，是一以貫之的。“看到別人家的小鍋，吃飯也不能安定，后來，睡覺也不能安定。”因此，戰爭之于蕭紅最初的含義就是從最小的最常用的“鍋”來體現的。蕭紅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她的拒絕宏大主題敘事，也是源自她對日常生活的看重。

　　第四章 創作理論轉型家庭伙伴重組：武漢臨汾西安

　　第一節 武昌小金龍巷21號與《七月》座談會

　　“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胡風和魯迅先生生前的上海同人創辦了抗戰刊物《七月》。刊名還是聽從了蕭紅建議取的，“七月”兩字是魯迅先生的手跡。《七月》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發刊，出版三期以后，為避戰禍，隨著上海文化界大舉撤離，移師武漢。胡風一家三口裹夾在逃難的人群中離開上海。到胡風老家湖北蘄春后，梅志帶著孩子留在鄉下，胡風在武漢安頓好一切，秋末冬初，梅志帶孩子來到武漢，和胡風住到朋友金宗武家，武昌小朝街42號一棟花園洋房。

　　蕭紅蕭軍到武漢的情形，當時居于武漢的蔣錫金回憶到，他正與馮乃超、孔羅蓀在武漢辦《戰斗》旬刊，兩人除編刊物外還有民政局、郵局的工作，只有他有空閑，就負責跑印刷所等諸多雜事。由于住在武昌，每當事情多到干不完的時候就要借住在漢口，在江漢關的檢疫船“華陀”號上過夜。檢疫官于浣非是哈爾濱作家，“蓓蕾社”成員，在武漢，寫詩常用筆名“宇飛”，取自“國破家亡宇內飛”之意。他同時還兼任東北軍張學良資助的《大光報》編輯職位。武漢涌入大量難民，于浣非的工作忙碌起來。一天，蔣錫金來不及下船，和于浣非一同上船檢疫，看到了逃難到武漢的蕭紅蕭軍。“一位年輕婦女坐在她的行李上，雙手支膝，捧著頭，在她的雙足之間是一灘嘔吐出來的穢物；在她的身旁，站著一位雙手叉腰的個子不高的精壯漢子。”宇飛與兩位相熟，就請托蔣錫金在鬧“房荒”的武漢替他倆找個住處。武昌的小金龍巷21號蔣錫金住處，是由四家合租的新落成的獨門獨戶宅院。蔣錫金“分租了其中的坐西朝東的廂房兩間”作為臥室和書房，他讓出內間給兩蕭信，自己搬到外間，三個人一起起伙，蕭軍負責買菜，蕭紅做飯，洗衣服。武漢生活安定下來，兩蕭開始全力創作。漢口、武昌兩地跑的蔣錫金，半夜回來后還看見房間亮著燈，是蕭軍在寫他的《第三代》。他“懶得站起來給我開門，喚蕭紅起來開。她披著棉襖睡眼惺忪地到后門打開讓我進來，悄悄地罵我一聲：‘你這個夜游神！’”

　　戰時，“分離”造成重新選擇的狀態，無數的家庭重組，工作和社會關系隨著動蕩的逃亡生活再行結離。在夫妻關系上，蕭紅并沒有與蕭軍分離，作為家庭成員，9月28日，他們與上海文化人一道撤退到武漢。在動蕩的社會生活中，蕭紅不象在哈爾濱、上海時那樣，身上貼著作家蕭軍妻子的標簽，而是開始重新清理自己的道路，再次確立自我獨立的社會地位。

　　《七月》首當其沖地見證了蕭紅創作上的變化。以往，蕭紅堅持個性化創作是在全面戰爭尚未爆發的“和平年代”，蕭紅按日常生活方式行走于社會生活中，她與蕭軍雙宿雙飛，已是不可離分開的標識，是一對作家夫妻。蕭紅個性化的、與眾不同的創作觀點，盡管與蕭軍時常爭論，但都不脫離特定圈子，尚未能夠在公開的場合下得到展示。然而，在戰時隨著文人聚談，交往的頻繁以及戰時文藝的如何發展等面臨的新課題在公眾場合的披露，蕭紅迅速掌握了話語權，她的獨到精僻的見解突然間被放大了。人們驚訝地發現蕭紅與其他作家，尤其是主張宏

　　大敘事、英雄敘事的作家有著根本的不同。

　　到武漢后，為實現文藝與抗戰緊密結合的構想，胡風曾在漢口報紙登出預告，準備出刊《戰火文藝》，“后因登記手續不合，被主管機關駁回，故沿用本社(七月社)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七月》原名，重行登記”，“上海出版的《七月》周刊，因為同人大半遷來武漢，從第三期起宣告停刊，加大篇幅到三倍，改成半月刊在武漢出版”武漢戰時辦刊火爆，紙張奇貴，在致讀者和作者信中，胡風解釋到，目前“尚無力向作者致酬，但如果收支相抵尚有贏余，當按照來稿篇幅，平均分配。”《七月》雜志籌辦的困難并未影響到同人編稿寫作的興致，所刊載的民眾活動特寫、抗日英雄特寫、戰地生活特寫、漢奸特寫、地方通訊、詩歌、散文、小說、劇本、漫畫、木刻、雜感、專論等充分考慮戰時文藝“當下性的”特點，受眾群體的廣泛性和普及性原則，力推新人新作，一時之間也是風聲水起，極引讀者矚目。可見，蕭紅，包括胡風等寫稿編稿是沒有稿費、編輯費的。當大批《七月》同人去臨汾時，胡風湊了些錢，算是對同人寫作的一種補貼。大家意外的拿到稿費，很興奮了一番。

　　《七月》復刊后，小朝街洋房主人的客廳成為雜志座談會最好的去處。魯迅逝世后，胡風以《七月》雜志聚集起蕭紅、蕭軍、端木蕻良、曹白、東平、柏山、田間、艾青、聶紺弩、馮乃超、樓適夷、歐陽凡海、奚如、吳組緗、辛人、宋之的、鹿地亙、池田幸子等一批作家，在“愿和讀者一同成長”的《七月》代致辭里，胡風提出“在神圣的火線下面，文藝作家不應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著的生活形象。在這反映里提高民眾底情緒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文藝作家底這工作，一方面將被壯烈的抗戰行動所推動、所激勵，一方面將被在抗戰熱情里面踴動著、成長著的萬千讀者所需要，所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