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紅樓夢》美學觀點解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于《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討論展開以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更加引起學術界的興趣。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紅樓夢》的必然產物。人們提出這樣的政治“驚奇”：是在什么情況下產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呢？它的社會基礎是什么？《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1955-1956年，鄧拓先后發表了《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和《從萬歷到乾隆———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一個論證》兩篇文章，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進行了集中思考。這兩篇文章從嶄新的研究角度，以獨特的研究方法，對長期以來爭執不休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鄧拓認為，《紅樓夢》鮮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紀上半期)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其標志是“在封建經濟內部生長著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萌芽，代表著資本主義關系萌芽的新興的市民社會力量有了發展；同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市民思想明顯地抬頭了”，同時，通過歷史的考察，鄧拓認為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乾隆年間(約16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時期。“其中，從萬歷到明末和從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的階段；后一階段是資本主義萌芽發達的階段。”這個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紅樓夢》的創造性論點，至今仍然閃爍光芒，熠熠生輝，就是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中，鄧拓能夠擯棄政治的許多干擾，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扎實地做一些史學研究工作，其中所體現出來的學者的良知和勇氣，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接受了鄧拓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在提到《紅樓夢》時說：“十七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通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

　　每個人都是從自身的“實踐智慧”里接受前人的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不例外。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說：“《紅樓夢》寫了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由于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歸結為一句話：階級斗爭。因此，“斗爭論”成了毛澤東當時解讀《紅樓夢》的典型范式。

　　的確，“斗爭論”的紅學范式是根據政治需要而產生的。如余英時所說，“它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所逼出來的結論。我們必須承認，在摧破自傳說方面，‘斗爭論’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但‘斗爭論’雖可稱之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第二個‘革命’取庫恩之義。)其所以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是因為它在‘解決難題’的常態學術工作方面無法起示范的作用。(按：這是指‘斗爭論’所示之‘范’乃唯物史觀應用于文學作品的一般‘典范’，而不是為了解決紅學本身特有的難題而建立起來的。)更確切地說，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引申。換言之，這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紅學。既是借題發揮，則它的結論是否有效便不能單獨取決于所借之題———即紅學的內在標準，而必須取決于歷史唯物論在清初社會史研究方面的整個成績。這一層自然越出了我們的討論范圍之外。……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傳說’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證派實已成強弩之末。大陸上‘斗爭論’之適于此時崛起，正如海外索隱派的復活一樣，是紅學發展將要進入新的突破階段的一種明確表示。”

　　然而，余英時之所以把“斗爭論”的毛澤東的紅學思想，作為外加的政治需要，乃是建立在接受美學的維度，才把它排除在紅學范圍之外。余英時希望按照俞平伯提出的“回到曹雪芹的意思”這個主觀觀念來確立紅學的新范式。“斗爭論者”對曹雪芹最苦心建構出來的大觀園和太虛幻境，也就缺乏同情的了解。按照歷史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回到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時代，正是紅學的題中之義。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主觀意圖研究，與我們今天作為一個讀者所應有的歷史和美學的態度，對于曹雪芹和《紅樓夢》所作出的評價，是兩個互相區別而又有聯系的命題。紅學范式的確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如果說，“題中之義”是指曹雪芹和《紅樓夢》主觀的主題思想，那么，“借題發揮”則是接受美學者客觀闡釋的主題思想。

　　在《紅樓夢》結構的問題上，根據周汝昌的回憶史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統召開過一次人數很多的會議，正式傳達毛澤東的一次談話，其中，在談到《紅樓夢》原著和續作時，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鶚作的；高鶚學了曹雪芹的一點筆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

　　在那個“兩個凡是”的時代，難怪幾乎所有的出版社統統接受胡適的這個觀點，原因就是毛澤東曾經有過這個“最高指示”。

　　1975年4月，北京大學講師盧荻替患白內障的毛澤東讀書。8月13日晚，盧荻向毛澤東請教關于幾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評價時，有篇采訪記述道：

　　“盧荻說《紅樓夢》她只讀一遍半，高鶚的續書不喜歡讀。毛澤東說：我讀了五遍，要讀后來的部分，還特別談了封建社會的婦女命運問題。”

　　這個史料說明，毛澤東本人對于胡適的觀點從批判到給以適當評價，到晚年給以糾正有一個過程。當面臨著接班人選擇的危機時，他對于蔡元培整體結構和政治歷史小說的觀點，開始接受了。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談的也是《紅樓夢》：“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實，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樣，就沒有個性了。哭是共性，但傷心之處不同。”

　　《紅樓夢》第一百零六回“賈太君禱天消禍患”與第一百一十回“壽終歸地府”，描寫賈府的老祖宗，因見賈府被抄家革職，子孫在監質押，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因此，愁眉不展，憂患成疾。各人有各人的心事。賈府的內部，本來就充滿了傾軋、猜忌、勾心斗角、你爭我奪的現象。毛澤東發現“四人幫”之后，對新選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澤東準備進一步重用復出的鄧小平。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指著在座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

　　“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點文學吧。‘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你能看點《紅樓夢》嗎？要看五遍。《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絳是說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這個人也是少文。”

　　毛澤東的目光離開了許世友，提高話音對大家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許世友激棱一下明白過來了。他拍著桌子站了起來，大聲地說：‘把它消滅！不怕，那有什么關系！’

　　聽了許世友的話，毛澤東很高興，說：‘不怕啊，你就當周勃嘛！你去讀《紅樓夢》！’”

　　毛澤東又回到了《紅樓夢》上。他所說的“修正主義”，在他的詞典里，就是“假馬克思主義”。《紅樓夢》里真假的政治哲學被毛澤東“借題發揮”了。他從《紅樓夢》時代，聯想到了西漢劉邦晚年的政治形勢。他完全以自己的接受美學的理解，來談《紅樓夢》。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隨何、陸賈，漢高祖時的文官；絳、灌：絳侯周勃，灌嬰，漢高祖時的武將。此典出自《晉書·劉元海載記》：“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說的是：人才的片面性，能文者不能武，能武者不能文。西漢的隨何、陸賈、周勃、絳灌四位高官，在漢高祖劉邦去世后，他的妻子呂后逐漸掌權，大有以呂氏取代劉氏之勢。呂后死，周勃與陳平采取措施，除了諸呂，迎立劉邦之子代王劉恒為帝。周勃對鞏固漢劉政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許世友弄明白毛澤東讓他讀《紅樓夢》，原來有一番的深意之后，大吃一驚：“天啦，毛主席哪里是與我談《紅樓夢》啊，他這是在暗示我許世友，在他死后要怎么辦啊！”

　　毛澤東一直以來是主張以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紅樓夢》的。現在又以真假接班人的觀點讓人們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反皇帝政治歷史小說，爛熟于心的《紅樓夢》，讓毛澤東通悉了他死后的一切……

　　馬克思主義誕生在《紅樓夢》創作后的一個世紀。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美學批評于《紅樓夢》，則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從高語罕的《紅樓夢寶藏》1945年問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親自發動并領導從《紅樓夢》開始“反唯心論的斗爭”，“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干部隊伍”，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派的初步形成，直至以李希凡、馮其庸先生為代表的《紅樓夢學刊》發表的大量文章，七十年代毛澤東晚年對于《紅樓夢》結構的反思，強調雍正時代大興文字獄，曹雪芹家境不衰寫不出《紅樓夢》，以董志新《毛澤東讀紅樓夢》為代表。這是一部研究毛澤東解讀《紅樓夢》的觀點和“實踐經驗”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部有著填補毛澤東論《紅樓夢》的政治哲學的學術新著。

　　誠然，毛澤東的紅學觀點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維度提出來的。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一切從政治需要出發的紅學，其中就沒有具有學術價值的學術典范？這個問題，值得具體分析。

　　中國是《紅樓夢》偉大小說的誕生國，又是毛澤東發動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開展《紅樓夢》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利用《紅樓夢》，全民批讀《紅樓夢》，以提高干部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文革”實驗國。

　　政治和學術自己各有其獨特的規律。《紅樓夢》的評價和研究也有自己的學術規律。唯心論與唯物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在人類認識歷史中是長期存在的。一萬年后也會有。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由批判《紅樓夢》開始的一場清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運動，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支持“小人物”批判俞平伯與馮雪峰及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把不同學術觀點之爭同政治斗爭聯系起來。這次批判采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學術思想問題，在學術問題上，只有批評沒有反批評，缺乏百家爭鳴的氣氛。由最初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之爭發展為政治、路線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余英時認為這樣的毛澤東式的紅學批判，實際上是強加給“紅學”的“斗爭論”，也是權力專制的“馬克思主義紅學”。

　　那么，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紅樓夢》，批評俞平伯，是不是完全錯誤的呢？毛澤東的紅學觀點，是不是借題發揮的外加政治實踐需要呢？根據現在公布的毛澤東讀書筆記史料來看，研究《紅樓夢》的著作中，毛澤東圈畫和批注都比較多；特別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毛澤東讀得很仔細，差不多從頭到尾都有批畫，不少地方，除批注、畫道道外，還畫上了問號。毛澤東認為，這本書“錯誤思想集中”在“作者的態度”、“《紅樓夢》的風格”兩節，對這兩節圈畫最多。

　　如在“作者的態度”一節中，作者俞平伯寫“《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畫了一豎道，在豎道旁邊還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是情場懺悔而作的”這句話旁邊，也用鉛筆畫上了豎道，而且還畫上了問號。

　　在“《紅樓夢》的風格”這一節，毛澤東畫的問號更多，有的一頁上就畫了7-8個問號。如果說一個問號是表示毛澤東對原著的一個疑問，或者是毛澤東認為的一個錯誤之處，那么，這一節中毛澤東有疑問的或者認為有錯誤的地方就有30多處。比如，就在這一節的開頭，俞平伯寫道：“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的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的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的反映。”俞平伯認為，《紅樓夢》的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學之林”。這種“消遣作品說”，與毛澤東認為《紅樓夢》是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的觀點是有很大差距的。毛澤東讀了這一小段話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個字旁畫下兩條粗道，然后又畫了個大大的問號。顯然，作者對《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的評價，與毛澤東本人對《紅樓夢》的極高評價是相悖的。俞平伯認為，文學批評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愛”。毛澤東認為，“這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

　　消遣娛樂功能和政治哲學的教育功能，是文學藝術作品的不同層次的功能。《紅樓夢》的作者應用消遣娛樂功能掩蓋他的政治哲學教育功能。他利用輕松活潑的美學密碼，掩蓋了背后的血雨腥風的專制政治歷史密碼。對于當今讀者來說，我們完全有自由選擇如何欣賞《紅樓夢》的權利。（林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