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形象構建起的梵高——觀話劇《燃燒的梵高》

　　“本世紀最偉大的與最好的人，總是頑強地工作的，總是以個人主動的創作精神工作的人——在繪畫方面與文學方面都是這樣。”1885年11月，梵高旅居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他在給弟弟提奧的信中盛贊了巴爾扎克、左拉、龔古爾兄弟投身文學創作的執著精神，并以此激勵自己的創作意志，期待“有出頭的日子”。然而，除了生前僅僅賣出一幅畫外，他一生都在顛沛流離、貧困交加、不斷遭受排擠的冷嘲熱諷中度過。生前寂寞潦倒與死后大放異彩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梵高傳奇般的人生帶有太多可供解讀和探索的空間，這正是不同文藝形式熱衷于闡釋梵高的奧秘所在。而對大多數人來說，每個人心中的“梵高情結”，又使其成為一個很難被陌生化的人物。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人藝的藝術家們選擇梵高，難度可想而知。

　　實際上，直至演出之前，筆者還對把梵高的人生搬上舞臺的做法心存疑惑：它會不會變成一部單調乏味的人物自傳；會不會把梵高的形象“中國化”；會不會用梵高的繪畫填滿整個舞臺，彌補戲份的不足。從演出效果看，這部由吳文霞編劇、任鳴執導的小劇場話劇《燃燒的梵高》無論從劇本還是舞臺呈現，都經受住了考驗，讓一個真實可感、有血有肉的梵高形象在舞臺上立了起來。在世界美術史上，梵高的作品是不朽的、璀璨的、引領一個時代的，那么，走上戲劇舞臺的梵高會呈現怎樣的人生圖景和精神蘊涵？又將為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審美體驗和美學經驗呢？

　　該劇采用人物傳記類舞臺作品慣常的線性敘事方式，截取梵高1879年至1890年的人生經歷加以展現。這種敘事選擇與歐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傳》的敘事策略相一致。因為在有限的資料中，《梵高傳》與梵高給提奧的書信一起構成了后人通往梵高藝術世界和精神空間的大門。該劇的創作基礎也正是如此。一方面，創作者最大限度地展現了梵高最后10年的所做所思，揭示了梵高作為“藝術家”的艱辛、痛苦和極致化的精神狀態；另一方面，又對其藝術人生進行了高度提煉，使這種極致化的狀態具有舞臺上的典型性、審美性，乃至當下性，進而完成從人物敘事向形象塑造的過渡。

　　“流浪者”是劇中梵高呈現的第一重形象。全劇按照時間順序進行了6次地理空間的轉換，從比利時南部礦區到荷蘭海牙，從法國巴黎到普羅旺斯省的阿爾鎮，從圣雷米精神病院到奧維爾。沒有重復的場景、沒有重復的地點，它們通過梵高的書信連接在一起，雖然看似毫無關聯，但卻呈現了梵高藝術生命不斷遞進的過程。梵高居無定所，終身貧困，流浪、棲居是他最主要的生活。人們走近梵高，也正是從他流浪者的生活開始的。沿著這一形象深入，在不同的場景中，梵高的愛情、友情、兄弟情等一一呈現。然而，在梵高純粹的精神世界里，除了手足情深的提奧外，沒有一個人理解他、包容他、同情他，他被他努力去愛的人孤立了：面對嚴峻的現實生活，他與西恩的愛情變得狼狽不堪，在神圣的藝術與膚淺的庸俗之間，他寧愿選擇了前者；他渴望同高更彼此坦誠相待，但藝術觀念、生活理念上的巨大差異，讓他們的“友誼從來就沒有平等過”，最終分道揚鑣。梵高是純粹的人，他熱愛生活、渴望生活，為心中的太陽而歌，但現實生活回饋他的卻是孤獨。他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獨立的色彩王國中，與火焰般的向日葵、神秘旋轉的星空、金黃深邃的麥浪為伴，于是，“孤獨者”便成為梵高的第二重形象。

　　“我把自己的心靈和魂魄融入了繪畫，結果喪失了理智。”在經歷了割耳式的自殘后，恐懼、敏感、偏執等不同情緒相互疊加，使梵高的精神疾患愈加嚴重。“瘋癲者”也就成為梵高展現在觀眾面前的第三重形象。實際上，作為非理性存在的瘋癲一直貫穿劇作始終，這也是西恩、莫威、韋森、提格等人與其發生情感、道德、生活沖突的最主要原因。所有人都在不斷嘗試用既定的生活秩序、日常的生存法則去約束、規訓梵高的行為，卻最終都被梵高的熱情泯滅了。瘋人院一場戲雖然發生在封閉的空間內，但卻集中呈現了梵高火一般的創作激情。他對自由、自然、生活的渴望與不可遏制的創作欲望交織在一起，共同向禁錮他的環境、秩序發起了挑戰，直至生命的終結。“我是一棵永遠不倒的向日葵”。最后一場戲，在太陽和麥田的陪伴下，梵高把自己的生命饋贈給藝術，成為藝術的“殉道者”——第四重形象。這不是一次簡單的生命終結，創作者虛構了白衣少女的形象，讓她以天使與魔鬼的雙重身份引領觀眾進入梵高的內心深處，將一段悲愴的死亡情節提升到人性反思的層面。這是創作者對梵高死亡的想象，更是對梵高藝術生命的探討。它看似是兩個人在對話，實則是自問自答，這里有梵高一生的渴望：“我是一個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人了，我多么渴望有人說一句贊美我的話呀。”有他一生的疑惑：“失敗，它像惡魔一樣死死地纏著我。”更有他一生的信仰：“請幫我拿起那支筆，我要用它畫出我生命的最后一筆。”這是一個渴望生活的靈魂對世界的訣別。

　　或許梵高的經歷太深入人心了，正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心中都有他所理解、認識的梵高。期望該劇能提供一個人人都認同的梵高并不現實，那么，創作者究竟想從梵高身上傳遞何種信息？其實，細細回味劇中每一次精巧的情節設計，就會發現，創作者用四重形象構建起的梵高并不是人物傳記的普及“翻版”，而是與觀眾進行的一次有關生活、藝術、生命關系的探討。它在傳遞一種藝術精神、藝術態度、藝術理想，更在表達一種藝術憂患、藝術危機、藝術風險，揭示藝術與他者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貫穿在梵高的個體境遇和人際交往的各個環節，概括起來就是如何看待藝術與商品、藝術與人格、藝術與信仰、藝術與生存、藝術與永恒的關系。這些關系不僅是像梵高一樣生活于19世紀中后期的藝術家們需要面對的，對當下的藝術創作依舊具有啟示意義。梵高以不妥協、不媚俗的姿態將自己置于“緊張”之中，用短暫、貧困、孤獨、痛苦的生命換回了藝術上的不朽和永恒，這樣的人生是不可復制的，但是他身處逆境，依然能用筆去激活生命、真誠表達自我、自由釋放天性的藝術追求和支撐起這種人生的意志、品格卻是值得一代代藝術創作者不斷傳承的。這或許正是“梵高”這一形象重生于今天話劇舞臺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