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放《隨想錄》的意義——讀胡景敏先生《巴金<隨想錄>研究》

　　因為《隨想錄》，我與景敏兄結緣。2005年巴老去世，第八屆巴金國際研討會在嘉興舉行，我因為一篇寫《隨想錄》的文章有幸被立民邀請參加會議。在赴嘉興的路上，我就認識了景敏兄，之后開巴金的會議，我們也常常會見面。五年來，景敏兄專注于《隨想錄》研究，文章一篇接著一篇，我大都找來拜讀過。如今，景敏兄的大作《巴金<隨想錄>研究》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義不容辭應該說一些讀后的感受。

　　書名非常樸實——《巴金<隨想錄>研究》，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這是一部研究《隨想錄》的專書。誠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做‘專家’研究者寥寥，做‘專家’之‘專書’研究者就更少。”當下現代文學研究中“作家論”越來越少，作者“不看風向”，而且越降越低，越寫越具體，非但寫“專家”，而且研究“專家”的“專書”。然而，此“專書”曾有專家寫過，九十年代，張慧珠曾出版過一本《巴金隨想論》。然而，此書只是選取了一些篇章，作具體解讀而已，缺乏宏觀思考。景敏兄此書，恰恰以宏觀解讀《隨想錄》見長。

　　《隨想錄》是巴老晚年力作，五冊小書，耗時八年，寫作從1978年持續到1986年。這八年，恰恰是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千變萬化，風向飄忽不定。其時，中國往何處去尚不明了，幾股力量在辯論、角逐，甚至斗爭。49年之后，知識分子經歷過無數運動，在形勢不甚明了的情況下，輕易寫文章表態，這是危險的事情。巴金卻挺身而出，以文章參與社會，以文章教化民心，這就是《隨想錄》。若將《隨想錄》只理解為散文，則會將其看低，難以理解《隨想錄》的分量和意義。景敏兄將《隨想錄》視為思想史的文本，而不僅僅是散文。相應，作者將其研究定位為“一個以散文形式出現的思想史文本的研究”，此思路全書一以貫之。寫完全書，作者回顧全書之時頗感“欣慰”，因為他盡管閱讀過大量關于《隨想錄》的散文研究，卻并沒有引用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常常引用的倒是汪暉的思想史著作以及西方理論著作。作者所引用的文獻可以大體看出其傾向與思路，于此可見一斑。

　　作者對《隨想錄》作思想史的研究，小而言之為了解讀《隨想錄》具體文章，進而言之為了理解《隨想錄》一書，再大而言之他希望以《隨想錄》見出巴金一生，以《隨想錄》見出八十年代，甚至見出整個二十世紀思想的變遷。因此，“專家”之“專書”研究就不再顯得小，景敏兄所要做的就是將《隨想錄》放入歷史的長河中，以小見大，以微見顯。作者首先梳理了《隨想錄》研究的歷史，在此基礎上，對過去的《隨想錄》研究有所反思。作者曾自述作書主旨以及研究思路，總結起來大約有四：(一)把《隨想錄》放在思想史視野中來考察；(二)在《隨想錄》的解讀中，貫徹‘過程意識’；(三)以《隨想錄》透視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困惑和精神支撐點；(四)研究《隨想錄》的輻射效應。《巴金<隨想錄>研究》是三十多萬字的皇皇巨著，分為：緒論、正文七章和余論，都圍繞著這四點展開，高見迭出。

　　《隨想錄》盡管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景敏兄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將《隨想錄》放入歷史維度，視為“五四的回響”。作者說：“《隨想錄》的思想根源在五四觀念和巴金自我結構的互動中，也是經他的自我結構過濾的五四觀念的總結。”[1]巴金是五四的產兒，五四時期的著作和譯作對其影響甚大，其精神起點就在五四。將《隨想錄》思想資源追溯到五四，并視為“五四的回響”，就是上溯巴金的精神源頭，從源頭出發，如此才能深入理解《隨想錄》，才能夠體現出作者思想史研究的視野和“過程意識”。研究《隨想錄》者一般會注意到此書與文革的關系，但少有人將其追溯到五四。但是，作者并未止于此，他又討論了《隨想錄》與現代性話語實踐之間的關系，這更是大視野和大思路。作者歷數184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探索歷程”，將巴金放在這個進程中去理解，先談巴金早期的“革命現代性話語”，接著定位《隨想錄》，作者言巴金在其時“把思考的重點放在了回復民族理性、重建社會道德之上”，巴金的用意則是“希望重建民族的非意識形態化道德理念，形成民族的倫理想象力。”這能顯示出作者“整體觀”的研究思路和思想史的大視野，作者將《隨想錄》置放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中，聯系到五四，聯系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性話語實踐”，在現代性追求的精神譜系中《隨想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清楚了起來。當然作者極其注意細部，除了宏觀思想史背景梳理之外，作者也注重微觀研究，對《隨想錄》很多篇章作了文本細讀。通過細讀，作者一方面展示當時文章創作的具體政治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作了具體的文本分析。作者對《隨想錄》的研究，能大能小，能遠能近，這樣《隨想錄》就清晰地呈現了出來。比如作者對《懷念胡風》一文作過精彩而細致的分析與解讀。

　　作者在研究《隨想錄》時，一再強調“過程意識”，除了“向前看”討論《隨想錄》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問題之外，還“看現在”，討論了《隨想錄》寫作其時的思想氣候和政治環境。寫什么和怎么寫某種程度上受到在何時寫和在何地寫的影響，同時其標的也會針對當時的環境，因此《隨想錄》與其時的政治密切相關。作者專辟一章《<隨想錄>與新啟蒙》，先討論“新時期的新啟蒙”，“新啟蒙”期望突破“舊有的意識形態束縛和新的禁忌”；第二節討論“《隨想錄》的言說策略”，怎么寫的問題并非形式分析，本身就是內容，因為需要考慮當時的政治氛圍，不得不避時諱；第三節討論“《隨想錄》的十七年敘述”，《隨想錄》涉及過很多1949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事件；第四節“擺脫‘精神奴役的創傷’”，討論巴金從精神奴役到思想覺醒；第五節“與新時期思想史同步”，寫《隨想錄》對新時期思想解放的參與等問題。《隨想錄》可謂一部“百科全書”，新時期很多重要問題和事件，《隨想錄》皆有反映和反響。欲理解新時期的政治風向、思想動向，欲了解其時知識分子心態，可以通過《隨想錄》。

　　除了“向前看”和“看現在”，作者還“向后看”，討論了《隨想錄》的輻射作用，研究了“隨想作家群”。作者以《隨想錄》為譬，提出“隨想作家群”這一概念，去討論其時出現的一批與《隨想錄》相似的作品，比如楊絳《干校六記》、《將飲茶》，季羨林《牛棚雜憶》，韋君宜《思痛錄》等。這些作品在內容、精神氣質等方面與《隨想錄》較為接近，以“隨想”為線索討論它們，是很精彩的見解。

　　作者“向后看”還一直看到了今天，他還還討論了《隨想錄》在今天的意義。《隨想錄》盡管在形式上完成了，盡管世易時移，但《隨想錄》并未終結，其意義還不斷“延伸”。作者解讀了《再思錄》的意義，將其視為《隨想錄》的延續；討論了巴金如何看待《隨想錄》，如何“自我經典化”；以傳播學的方法討論了“《大公報》與《隨想錄》的傳播”，《大公報》的性質及其定位當然會與《隨想錄》息息相關；也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了《隨想錄》的讀者接受情況，讀者數量和分布情況自然能夠見出《隨想錄》在社會中接受情況。其中“《大公報》與《隨想錄》的傳播”一節尤為精彩。《隨想錄》“曾參與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過程”，對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今天《隨想錄》的意義何在？這是作者極為關注的問題，不僅開辟了專章討論，甚至可以說作者整部書都以此為標的，試圖通過研究釋放出《隨想錄》在今天的意義。

　　作者將《隨想錄》又視為“文藝論”。談《隨想錄》的“文藝論”，一方面是探討巴金的文藝觀，更深的是探討巴金對文學的理解——在今天文學在社會上應該擔當什么，作家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巴金一直宣稱自己不是文學家，這句話對于理解那一代文學家頗為重要。巴金等都志在治國、平天下，他有一套建國方略，即無政府主義。巴金只是以文學為方便而已，其一生寫了無數作品，非為作文學家，實在是欲以文學行教化，這還是士人干政的傳統。《隨想錄》亦應作如是理解，只是世易時移，盡管現實情況有所改變，但巴金欲以文學行教化之心從未改變。順便說一句，今天的作家很多作品不夠好，氣象不夠，就是因為只將自己定位為“文學家”。景敏兄專辟一章《作為文藝論的<隨想錄>》，可見此問題的重要性，若不理解巴金如何理解文學，就不能理解巴金的作品，自然就不能理解《隨想錄》，也不能理解巴金的良苦用心。49年之后，中國思想界一家獨大，通過思想改造等運動，社會全面左傾，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分歧很大，故49年之后巴金一直謹小慎微，戰戰兢兢進行思想改造。80年代文學界“去政治化”的思潮，表面是調整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其實是希望改變意識形態領域一家獨大的狀況，希望意識形態能夠包容其它思潮。巴金參與了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力挺沙葉新等“問題”作家，回憶葉非英等朋友，恰恰是以寫文章的方式擔當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希望能夠思想解放，容忍“異端”。除此之外，景敏兄還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術語“倫理想象力”來討論“時代向文學要求什么？文學能夠為時代貢獻什么？”作者說：“作為一種對‘世界生活’的認知方式，倫理想象力力主回到生活問題，思考美好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識的重建路徑，它要超越對人的桎梏、意識形態對人的束縛，以使人類走向較為光明的未來。因此，倫理想象力成為文學的中心課題也是社會歷史演進的客觀要求，是文學應該承擔的責任。”[2]這是景敏兄對“文學能夠為時代貢獻什么？”這一問題的回答。

　　古人詩以道志，今天學者往往通過學術研究以道志。景敏兄的《巴金<隨想錄>研究》是道志之作，氣象頗為宏大，非為學術而學術，透過巴金以及如何研究巴金，景敏兄的胸襟和抱負都能清楚地顯示出來。景敏兄盡管作“專書”研究，但沒有陷入瑣碎的考據和細節之中，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他一方面研究了《隨想錄》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和意義，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文學能夠為時代貢獻什么？”這樣的大問題。八十年代末以來，關注大問題的越來越少，文學界以“新寫實”為代表，只寫日常瑣事，陷入細節不能自拔，學術研究也日益專業化，只及一點，不及其余。

劉濤 2011-2-22 于中國藝術研究院

　　[1] 胡景敏：《巴金<隨想錄>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43頁。

　　[2] 胡景敏：《巴金<隨想錄>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3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