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筆記本——讀宋明煒《德爾莫的禮物》

　　明煒送我他的近著《德爾莫的禮物》時說：“本想寫一本關于紐約知識分子的著作，后因種種原因成了現在的樣子。”讀罷，我的感覺是幸虧成了現在的樣子，而且必須以“筆記本”的樣子才能體現其旨趣，才能真正寫成一本“紐約知識分子”之書。

　　在該書后記中，明煒述說了命名為《德爾莫的禮物》的原因——“書的正題為《德爾莫的禮物》，不僅僅是對我極喜歡的《洪堡的禮物》的直露模仿，更是為了表達這樣的意思：閱讀和體驗‘洪堡’的原型――美國作家德爾莫. 史華慈的作品與生活，走入他的文學想象的世界，對于我，就如同滿懷驚喜地領受了一件‘禮物’；而就一般而言，這‘禮物’也可泛指文學想象的賜予。”這本書可謂從德爾莫·史華慈那里“領受的一件‘禮物’”。明煒進一步界定“‘禮物’也可泛指文學想象的賜予”，這本書亦可以看成這是一本 “文學想象賜予”的“禮物”。由這兩方面觀之，該書的旨趣就可見出大概了。

　　該書的副標題是《紐約筆記本》，為何如此，他也有交代——“這些‘筆記’文章卻也為我提供了從‘遵紀守法’的學術世界中暫時逃逸出去的通道，讓我可以在理論的話語叢林中艱難爬行的時候，也偶爾去史華慈、索爾·貝婁、特里林、阿爾莫多瓦的想象世界中去喘息、嬉戲片刻。”“筆記本”不是理論話語，不是學術文章；它是半成品，是隨時隨地隨意的感想。了解一個知識分子，讀其學術文章固然是一條路徑，但這條路未必走得通，因為真相容易隱藏于學術文章之后。筆記本則不同，它隨時隨地隨意記下感想，它關乎日常生活，它關乎心靈、情感、想象、趣味等等。筆記本尚屬未成品，尚未包裝成各種理論話語，尚未沾染意識形態。筆記本更能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本色和精神風貌，在筆記本中知識分子不是作為專家出現，而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出現。因此明煒說這是他的“逃逸”、“喘息”和“嬉戲”。他分明強烈感受著理論話語對文學想象的壓迫，這本“筆記本”就是逃逸之書，或者這本書就記錄著他的逃逸。

　　他逃向何處？紐約知識分子群體是其“心向往之”的去處，或者說紐約知識分子群體讓他感受到壓迫并為他提供了可以逃逸的力量。在后記中明煒談到特里林，使用了一個非常重的詞“宿命”，他說：“喜歡特里林的文章，對于我如同一種宿命的遭遇”。遭遇特里林其實是遭遇到自己，也是被理論話語壓迫的“文學想象”。因此明煒將這種“逃逸”稱為“想象性的文學世界”的“鄉愁”。明煒尚友紐約知識分子，紐約知識分子亦可以映照出明煒。本書第一輯多涉及到紐約知識分子，作為該書的開頭，它們共同映照著下文，而下文同時映照著開頭。這組文章有學術文章之形，但距充斥著理論話語的學術文章甚遠。明煒在這些學術文章中的言說方式非常特別，幾近于抒情。若無“體驗”，若無深刻的認同，則不會寫出如此感情充沛的“學術文章”。在談論紐約知識分子的時候，明煒時常不能自已地述說自己的“經歷”。比如在《批評家特里林》一文中，他說：“坦白地說，那時候我最后會選擇來哥大讀書，在許多現在回想起來已經無法說清楚的理由當中，有一條多少和特里林有關系。”何以如此？因為他在特里林身上發現了自己，在紐約知識分子身上發現了自己。

　　第二輯為“印象與雜感”，似乎與全書主題無關，其實未必。第一篇是《“9.11”日記》，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現場場景，反映出紐約這所城市的精神風貌和心態，更能見出明煒的立場和胸襟。紐約知識分子是明煒“逃逸”的去處，他身體力行地實踐著他們的精神，這些日記可以見出。學者不僅僅是囿于專業的專家，應該面對現實本身，日常中的舉手投足更能見出其境界。“9.11”事件，誰都不能置身事外，誰都不是旁觀者。日記是私人性的文章，日記中的“我”近乎“本我”；因為日記的私人性，故可以不必顧及“超我”。若日記中的“我”尚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則只是因為“我”在紐約知識分子的精神中浸染日深。因此欲看明煒與紐約知識分子的遠近，可以閱讀這些日記。或者可以閱讀這本稱為“筆記本”的書，因為筆記本亦具私人性。第二篇是《致陳老師——談美國大學教育》，精神上秉承上篇，亦秉承紐約知識分子精神而來。這篇文章明煒談了自己在美國大學中的一些經歷和體會，并非獵奇和展現異域風情，其中有著嚴肅的追問。“為什么今天美國大學培養的人文學科的博士越來越傾向于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某個非常狹窄的領域里而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頭腦的開放性？為什么五六十年代由大學師生構成主體的‘紐約知識分子’群體在今天的學院里已經無法容身？”明煒說這是丹穆若什教授的追問，其實亦是這篇文章、這本書、甚至在一個很長階段內他本人的追問。這本書既是追問的路徑，亦是對這些追問的回答和解決。

　　第三輯為“紐約速寫”，似乎更加離題。作為“筆記本”，這部分充分體現了明煒的“文學想象力”，這正是他在紐約知識分子身上感受到的可貴之處。在日常生活中，明煒處處散發著“文學想象力”，他在司空見慣中感受美和溫暖，在異鄉體會到家園。他體驗著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尋常，因為他的“文學想象力”中心充溢，故可隨物賦形。“速寫”關乎瞬間體驗，其反應尚充沛淋漓，因為并未遭到理性的過濾。通過理性達到一種精神境界屬第一層次，“不假思索”地直接達到屬第二層次。第一層次久而久之方可能到達第二層次的境界。在這一組“速寫”中，明煒的精神、氣質展現無遺，其文學的才情和筆力在這一部分得到充分體現。

　　第四輯為“電影筆記”，共收八篇影評。他的電影評論建立在體驗之上，“感性而睿智”。這些評論撇開了理論話語，是“文學想象力”在影評中的體現。明煒的“文學想象力”貼著文本本身，但其旨趣亦在文本之外，這與“新批評”大相徑庭。“新批評”幾乎是一種逃避現實的策略，批評家們回避了外部世界，一心一意地轉向文本本身，在其中鉤深索隱，做文本游戲。紐約知識分子的“文學想象力”是一種“回到事實本身”的能力，可以不受或者少受意識形態成見的限制。比如賽義德之所以可以讀出東西方關系背后的權力關系，就因為他可以回到東西方關系事實本身，由此出發，重新思考東西方關系。電影既關系著文本內部，也關乎文本之外，甚至其意義就由文本之外的世界形成。明煒的影評就是左右開工，既有文本內部批評，也有外部批評。比如對《特洛伊》的分析，即結合了“9.11”的背景，如此對這部影片的理解就可加深了。在這篇影評的文末，他進一步追問了“戰爭背后英雄與政治家之間的吊詭關系”。明煒的這種影評方式亦與“紐約知識分子”精神一脈相承。

　　這四輯似乎雜亂無章、毫不相干，其實惟其雜亂方可不雜亂。四輯似乎一輯比一輯離題，但惟其離題方可不離題。紐約知識分子作為明煒“逃逸”而往的家園，其精神就體現在后面幾輯之中，或者就體現在一舉一動之中。后面三輯文章就是明煒在生活中“言動”的象，這幾組文章刻畫出明煒的象，他的象背后是紐約知識分子的群象。明煒的象與“紐約知識分子”的群象之間有一種傳承關系在。

　　“筆記本”盡管雜亂，盡管屬半成品，然而其中有一以貫之的精神，由于這種精神，“筆記本”就顯得生機勃勃了。明煒盡管未寫成一本專門討論紐約知識分子的書，其實恰恰是以“筆記本”的形式寫成了。紐約知識分子的精神已經化入明煒身中，因此其生活方式就融化著紐約知識分子的影子，其文章自然也就充溢著紐約知識分子的精神。這就是明煒獲得的“禮物”，紐約知識分子的精神沒有被遺忘，他已經以“禮物”的形式傳遞給了下一代。明煒的《德爾莫的禮物》就是將其所獲得的“禮物”依然以“禮物”的方式傳遞出去，奉獻給這個沒有文學想象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