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書店、叢書、出版——陳思和教授訪談錄

　　題記：晚清社會大變革，自科舉廢除后，士人們紛紛轉向。有介入出版者，若張元濟；有介入教育者，若蔡元培；有介入創作者，若梁啟超。出版、教育、創作皆是士人介入社會，化民成俗的方式。思和師三個象皆備。思和師經歷簡單，復旦畢業后即留校任教，以迄于今。任教的同時，思和師作為文學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的形象日益明顯。期間，思和師亦曾介入出版，編叢書、編刊物，亦成績卓越。惜乎，對此關注者少。2007年，我從思和師讀書，2010年畢業，前后計三年。思和師言傳身教，將對學生的教育化入日常之中。轉眼我即復旦畢業，畢業前，我圍繞著書和出版社等問題采訪了思和師。

　　劉濤：陳老師您好。您作為文學史家和教育家的一面，成績卓越，非常顯著，因此大多數人都能注意到這一面。但您作為叢書主編和雜志編輯的一面較少為人道及。其實這亦是立德、立功和立言，只是這一面較之前一面隱蔽一些。記得您以前屢次會提到張元濟，張元濟就是以出版為我們民族立德的人。我們今天的采訪就以出版為主吧。

　　讀書人與書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讀書、教書、寫書、編書，總是在與書打交道。書的含義現在變得單薄了，分量亦輕了，此前書就是《尚書》。《尚書》是“政典”，一個國家，一個王朝都要建立在這上面。讀書人或可指讀《尚書》的人。因此中國的讀書人多是心懷天下，憂國憂民。但那時候，一般人讀不到書，書都是被皇家壟斷了。后來書一步步去魅，失去神圣光環，于是漸入日常生活。最終書可以買賣，變成了商品，如此當然要有書店。我們就先從書店談起吧。書店問題盡管小，或可帶出思想史的問題。您1977年入復旦讀書的時候，復旦周圍的書店多不多？

　　陳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時，復旦周圍沒有私營的書店。只在學校里第一教學樓里面，有一個小書店。那是新華書店駐復旦的一個門市部。我的記憶中每次下課去這個小書店，里面總是很多人，覺得熱氣騰騰。尤其每當有新書出來，同學們總是排起長隊，在那里等著買書。如果去晚了，新書一下子就會賣掉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錢鐘書《管錐編》就是在那里買的。80年代，大家對于新書有如饑似渴的感覺，故能如此。

　　劉濤：那時候經濟體制還沒變嘛。我是2000年讀大學本科，那時候我們同學對書有感情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您說的排長隊買書，這么壯觀的景象亦不復見，我們惟有排長找工作。真是風氣變了。你印象中復旦周圍有私營的書店是在什么時候？

　　陳思和：有私營書店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之前不讓個人辦書店，全國惟有新華書店，所有的圖書都由新書書店統一管理、經營。后來有了店中店，即在新華書店里面辦一個有特色的專柜，算是創舉。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市場經濟方興盛起來，私人書店亦在那時興起。當時我們中文系有兩個學生，辦了一個書店，叫鹿鳴書店。影響不錯，亦算是乘了時代風氣。當時中文系進書，經常委托這個書店購買。有時獎勵老師，不能用現金，都是將錢放在鹿鳴書店，老師們自己去挑書。一個好的大學周圍應該有好的書店，好的書店或可依托于好的大學。北大附近有很多有名的書店，比如風入松書店、萬圣園之類，復旦周圍很少。復旦周圍多是一些出版社在附近辦一個門市部。上海第一家私人辦的學術書店在斜橋附近，叫鳳鳴書店。當時新華書店中的那個店中店，后來獨立了。

　　90年代時，好多人都想辦書店。希望將大學、出版社、書商聯合起來，作一個渠道。當時我也支持了一個小學術書店，但是因為資金較少，再加上市場壓力，這個書店越來越差，甚至進盜版書，后來夭折。我當時希望建立一個著述、教學、銷售整個系統的圖書渠道，但好像也是空想。

　　劉濤：您在復旦周圍淘書多嗎？

　　陳思和：不太多。因為我不住學校周圍。一般買書就去市區，但有時候也在復旦周圍買。逛書店是人與書之間的交流，可以溝通人與書之間的氣息，經常逛書店的人氣質可能兩樣一些。現在流行網上閱讀，電子書籍很多，這樣就缺少了人與書之間的親近，只是對著冷冰冰的電腦。逛書店可能就是逛逛而已，四處看看。親近書本是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當然現在的人都很忙，于是逛書店的次數也少了。現在大家都是網上購書，看中之后，點一下，就會給你送來，方便是方便了，但是缺少了人與書之間的親近。

　　劉濤：張新穎老師曾經說過一句很好玩的話，他說得出一個結論，書不能包上封面，因為封面會阻隔人與書之間氣息的溝通。我在復旦待了五年，大部分時間在文科圖書館的四樓度過。中午、晚上出來吃飯，飯罷就把復旦周圍的書店都逛一遍。覺得真是快樂。您說一度想辦一個書店。那您理想中的書店是什么樣子？

　　陳思和：首先我覺得書店不應該由書商或老板來辦，而應該由文人來辦。書商辦書店只在利；文人辦書店卻可能別有懷抱。書店最好不要走市場這條路。文人辦的書店也是為文人辦的。書店最好是思想交流的空間，會有些沙龍在這里舉行，有些討論在這里進行。讀書人在這里看看書，喝喝咖啡，聊聊天，那非常好。魯迅當年就經常在內山書店聊天、會客嘛。如果書店意在盈利的話，就會變味。書商對書無感情，只是將書視為商品；文人不同，對書極其有感情。有個開書店的朋友曾經和我說，他的書都舍不得賣掉，賣掉多可惜啊。只有這樣，才是文人辦的書店。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旁邊的小路全是書店。很多是舊書。每一家都沒有服務員。老板坐在里面。顧客自己隨便挑書，挑好了，進去找老板付賬。其實那些店除去房租、各類費用，賺不了多少錢，只是父母傳下來的店，他們需要傳承下去，但維持生活是可以的。

　　在臺灣，我見過一個書店。里面好多小孩子坐在地上看書。那個老板是上海人，是窮苦人家孩子出身。他告訴我，他知道讀書對年輕人非常重要，他辦書店的一個希望就是可以讓買不起書的孩子可以在那里看書。

　　劉濤：對啊。書店其實可以當作一個小圖書館，小孩子可以去讀讀書。阿城說，他小時候就經常在書店讀書，讀不完，怕書被賣掉，就藏起來。第二天去書店，找出來接著讀。有時候撈起來，一看不是自己讀的那本，原來很多人都那么做。現在中國大部分家庭幾乎沒有什么藏書。我今年十一長假回老家膠州，這是個小城，惟有一家新華書店還算大。我進去看了一下，里面很多人在看書。但仔細一看，發現幾乎都是小孩子，圍在文學專柜附近，很多人就那么席地而坐，我很感動。但這個書店里幾乎沒有成年人，我想成年人都在娛樂場所，酒吧啊、KTV啊之類里面。成年人都不讀書了，小孩子多少還有向學之心。

　　另外，書店這個“小圖書館”對于當下反應很快，多逛逛書店就可以了解當下的學術界。逛書店如同讀當下的學術期刊。對于這點，我深有體會。

　　讀書人買書之外，還在讀書，寫書。您迄今兩次開設“自己的書架”專欄，這都直接與書相關。九十年代，您第一次寫“自己的書架”用意何在？

　　陳思和：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當時我一度想去德國讀書，于是在外語系潛心學了兩年德語。那時候覺得自己總讀德語，好久不讀中國書，也不寫文章，這樣也不好。于是我就在香港《大公報》上開了一個欄目“我的書架”，算是督促自己讀讀中國書。

　　劉濤：2006年您又在《文匯讀書周報》上開始“自己的書架”，后來結集，就是最近出版的《獻芹錄》。您作此書用意何在？

　　陳思和：在《獻芹錄》中，我這么說：“今日重新開張，非欲重蹈當年閉戶讀書的需要，倒是因為俗務益增，凡心太重，想給自己爭一個安靜讀書的理由，加強自我約束而已。”《獻芹錄》中的書是以新購圖書為主，邊讀邊寫，隨感隨記。寫這個欄目也是為了告訴我的朋友們，我最近在讀什么書。

　　劉濤：您前后兩次開設“自己的書架”，我覺得很不同。前次，似以渡己為主；這次似以渡人為主。也是因為兩次專欄前后隔了將近二十年，能量不一樣了。當然，我只是提了這兩個專欄，近幾十年您一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能量就是這么積累起來的。除卻讀書、寫書、教書之外，您還主編過很多叢書。影響非常大的有“火鳳凰文庫”。這套叢書真是恢宏。既有前輩學人，如巴金先生的《再思錄》，賈植芳先生的《獄里域外》，朱東潤先生的《李方舟傳》，沈從文先生的《從文家書》，又有初叩學界的年輕學者，若張新穎，郜元寶等人之書，又有翻譯，郜元寶老師的《人，詩意地安居》，李振聲老師的《蘇門答臘的郁達夫》等。您當時主編此叢書的初衷是什么？

　　陳思和：其實初衷還是跟我辦書店的思路一樣。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市場經濟全面鋪開，社會一下子沒有適應過來，當時有人抱怨說“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當時人文學科幾乎是最混亂的時候，且有傳說言社科院要解散了，老師不好好教書，學生不好好讀書。學者們紛紛跳槽，下海。人文精神處于危機時刻。我們提人文精神大討論，也就是基于這個背景。說白了，人文精神不是高談闊論，人文精神是做出來的，是在具體實踐中釋放出來的。于是我想做些實事。其實市場經濟，我覺得是有益的，以前是一潭死水，現在放開，就活泛起來。我年輕的時候比較相信存在主義，通過自己走的道路去實現自己，即使失敗了也無所謂。當時我的榜樣就是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當時通過出版支持了那么多作家，幾乎是新文學的半壁江山。于是，我想通過出版學術著作，來推動學術研究，鼓勵和保障學術研究。將大學以及各個方面的銷路打通，通過資助，我們自己出版學術著作。當時資助我們的老板是一個軍人，我們77級上課時，他在我們班上聽過課。后來轉業了，到海南作房地產，做得不錯，就想資助一下學術。后來他見到我，問我有沒有什么困難。我說我希望能有一筆出版基金，可以出版一些學術著作。他后來將自己的汽車賣掉，先后資助了兩次，共十四萬。我就辦了一個“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會”，于是開始策劃“火鳳凰叢書”。當時有一輯是新批評文叢，現在差不多上海最活躍的批評家，比如郜元寶，張新穎等，都是那時候推出來的。我希望通過出版學術著作讓他們堅定自己的學術信心。

　　劉濤：是啊。當年“新批評文叢”中的諸位老師，現在都是上海文文學批評界的中堅人物。大家老說，南京出作家，上海出批評。編叢書不僅可以鼓舞士氣，而且還能可以開出風氣。當時您為什么以“火鳳凰”為叢書名稱？是取鳳凰涅槃的意思嗎？

　　陳思和：對，就是這個意思。我很喜歡這個名字。

　　劉濤：火鳳凰這個名字，我覺得很悲壯，但是也充滿了生機，或與其時境況相符吧。您后來編《上海文學》也是編“火鳳凰叢書”這個思路的延續嗎？

　　陳思和：去《上海文學》不是我主動要求的。當時這份雜志陷入困境，欠了半年的工資，當時的主編去大學當教授了，這份雜志于是就擱在那里沒有人管。其實當時很多人想管，大約是最后為了平衡，就想請一個外面的人來管。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嘛，于是把我請過去了。其實，當時我的親人和朋友們都不同意我去作主編，或擔心我的身體狀況，或覺得這是是非之地。1990年以來，我一直在探討市場經濟時代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發揮其作用，也有意關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學術思想的傳播，我覺得這是三位一體的構成了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

　　劉濤：您當時編《上海文學》時，事先是否預定了這份刊物的大思路？

　　陳思和：沒有。都是邊走邊總結經驗，很多后來的思路都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

　　劉濤：您當時在《文匯讀書周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名為《走通兩儀，獨立文舍》，副標題為《主編<上海文學>的一點追求》，這算是您主編《上海文學》的大思路吧？

　　陳思和：我不希望《上海文學》范圍狹小，只是局限于“上海”，而是希望擴大這個雜志的場域，將雜志的界限擴大。于是我接任《上海文學》主編之后連續去了寧夏、甘肅等地區，策劃了西北青年作家小說、廣西青年作家小說、甘肅小說八駿、河南作家小說專號。《上海文學》不僅僅是上海的文學雜志，而是上海為當地文學搭建的一個平臺。又放眼世界，于是注重國外優秀小說的翻譯，擴大世界文學的信息量。相繼發表了奈保爾的《波西米亞》，拜耶特的《森林里的怪物》，卡弗的《柴火》，雷肯的《海》等。我的理想是《上海文學》不僅是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的窗口，亦是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文學的窗口。后來與法國人文之家基金會合作中法作家對話會，亦是此思路。

　　劉濤：這是“走通兩儀”？

　　陳思和：對。“獨立文舍”，我用了沈從文的話作比喻。沈從文將文學看出人性的神廟。“文舍”即神廟，需要以獨立于市場的審美精神辦好這個刊物。

　　劉濤：其實，我覺得您無論作老師、文學史家、批評家、編輯，道一以貫之。只是將這些能量放在了不同的領域之中而已。謝謝陳老師。我們的采訪就此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