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光明還是寫黑暗——徐巖與陳集益對讀

　　作家寫光明還是寫黑暗，難有統一的標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這取決于作家的處境，所謂屁股決定腦袋。作家要上出，要認識自己，須先認識到自己的屁股在哪兒�，F實永遠都是光明與黑暗并存，沒有完全的光明與完全的黑暗。作家寫什么就決定了作者的立場和對人生的態度。寫黑暗或許走的是一條批判現實之路，將現實之中黑暗面暴露出來，加以揭露、批判，希望予以改正；寫光明就是將美好與光明展現出來，以之激勵和鼓舞人，給人以希望和溫暖。

　　本文將徐巖和陳集益這兩位作家放在一起討論，因為他們是如此不同，一位寫光明，甚至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一位寫黑暗，甚至在光明中也看到黑暗。徐巖從軍隊中走出，現在是一個部門的領導，他需要看到光明的一面；集益一直在底層掙扎，通過寫小說，其生活現在有了轉機，但他目睹了過多的黑暗，于是不吐不快，其小說就沾滿了黑暗之氣。

　　一、徐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徐巖是在軍隊中成長起來的作家，這些年他筆耕不輟，小說散見全國各大文學期刊，逐漸形成獨特風格和思想傾向，其作品影響日益擴大，成為黑龍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徐巖擅長寫市井，寫小人物，寫底層，小說與小人物在徐巖那里相得益彰，互相促進，他筆下的小人物藉著其小說活泛起來，其小說也因為其小人物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徐巖在小說與小人物之中如魚得水。小說之中，徐巖又頗傾心于短篇小說這種表達形式，在其創作談《清醒的寫作和潤筆》中，他尤其提到了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應該依稀看得見或預見得到的最善于表達讀者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的最恰當的文本，其彰顯的意義和對精神的滲透，尤其彌足珍貴�！边@句話是見志之言，徐巖是小說家，故有是說；徐巖以短篇小說見長，故如此推重短篇小說。至于“最恰當的文本”云云，則依說話者的程度而定，說話者程度不同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就徐巖的關注重心——小人物——而言，就徐巖的目前的成就而言，短篇小說確實是最適合于他的載體。但這不是盡頭，對于徐巖而言尚有進步余地。

　　徐巖的小說基本就呈現出這樣的特色：小人物、小制作、小情節，其短篇小說小巧靈活，收放自如，一篇可以集中寫一個或者幾個小人物的性格與命運。徐巖自述，他的第一個短篇“寫了一個女孩和她的瘋母親，還有她遠在江對岸另一個國家里服刑的打魚的父親。因果就是父親的越界捕魚而導致了這一切�！逼涞谝粋�短篇基本就展現出了徐巖日后的寫作道路和風格，他關注的是底層小人物，他的小說遍及小軍官、軍嫂、老師、礦工、騙子、按摩女、小公務員、小老板、小商販、搶劫者、殺人犯、下崗職工、盲人等等。徐巖勾勒出一副當代底層眾生之象，寫出其困境、艱辛、掙扎、彷徨，但更寫出了他們的自信、自尊和自強。

　　徐巖盡管寫小人物，但其小說其實并未流入“街談巷語”般的瑣屑，或者流入油滑一路，徐巖的小說背后還是有著大關懷。人物雖小，卻可以是一個時代的標本。所謂“一國之政系一人之本”，時代的問題、痕跡和癥狀都能顯示在小人物身上。一個時代，或許可以通過一個小人物寫出，所謂一花一世界。比如徐巖的《光環》，主人公楊化學是下崗職工，她被“工廠的改組和破產所困擾”。東北是新中國的老工業基地，當年蘇聯援建的項目多在東北。但90年代中期，下崗問題日益嚴重，東北老工業基地自然在劫難逃。盡管《光環》重心不寫下崗問題，但隨手就帶出了東北工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狀態。在創作談《清醒的寫作和潤筆》中，徐巖自述道：“可以說我的早期作品都是對這個時代底層社會底層人的關注……我覺得底層人的生存狀態是多重的，是值得我們全方位思考的，也就是那些人之于苦難、困惑、艱辛背后的自尊、自信和自強，而作家對于小人物命運的關注，也應該是每一個寫作者理應具有的良知和責任�！边@頗能見出徐巖的懷抱與思想傾向。

　　徐巖寫小人物，可是寫小人物者多矣，徐巖的特點與立場通過什么得以體現？描寫小人物的側重點不同，就能看出作者的用意、立場與風格，其立場就隱含在其描寫之中。徐巖寫小人物，注重寫他們的內心世界，展現他們的悲歡離合。徐巖尤其喜歡寫小人物的善良、美好和光明的一面，他或者直接寫這類善良的小人物，寫他們高尚的一面；或者為了對比，他或者寫犯了錯誤的小人物，甚至寫犯了罪的小人物。人難免犯錯，顏回亦犯錯，只是他能做到“不貳過”，犯了錯誤的小人物，盡管因為一時糊涂或者迫于無奈竟然犯了錯誤，但還是不失之為善良的人，還是瑕不掩瑜。至于犯罪者，他們也未必就是窮兇極惡，可能另有原因和隱情，對于他們，我們應該多一分寬恕和理解。徐巖就是通過小說展現出了罪犯的隱情，他筆下的罪犯，盡管犯了罪，盡管有不當的舉止，但終還是歸于善良。

　　第一類直接寫小人物的美好和善良，他們往往是正面人物，光芒四射，雖然身處底層，生活充滿艱辛，但他們充滿理想，心懷美好。比如《地圖上的大烏蘇》，就寫出了軍人們的可愛和可敬。這篇小說有兩個層面，一是寫了軍人金水和音樂老師柳木的戀愛故事，寫出了金水和柳木的美好與善良，他們心懷著理想，一個真心實意為了軍營，一個誠心誠意地為了學生，他們不顧世俗的標準，不管空間的距離，戀愛了；另一個層面，通過他們的故事寫出了金水服役部隊戰士的群像，站長趙木祥和其太太女醫生的愛情故事讓人感動且給人以溫暖，老兵顧大新作無名英雄，每月給不相識的人寄錢等等，后勤班長孟德福的愛情故事也頗讓人溫暖。這些“最可愛的人”，雖然不至于“他們是歷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一切偉大人民的優秀之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祖國之花！”但確實也有崇高和可愛之處。

　　第二類寫犯了錯誤的小人物，這一類小人物往往有瑕疵，或者做了出格之事，犯了錯誤，違反了道德規則，但他們都是善良之人，其舉止、抉擇不乏高尚精神。比如《光環》，主人公楊化學是下崗職工，其丈夫已經去世，她還帶著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辛苦可想而知。小說的前面寫了楊化學的艱難處境，若按照這個思路走下去，可以寫人物經濟上的困頓，可以寫工人階級在經濟結構轉變中的處境，可以控訴社會不公�？墒亲髡卟⑽从纱隧樍鞫�下，他忽然一轉，寫出了后面的故事，真是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又一村。出于感恩之心，楊化學做了出格的事，他與同學耿建國楊發生了關系，此舉在道德上不被允許。就在局面要好轉之時，她的兒子小艾忽然落水而死，而且死因據說是為了救小伙伴，于是情況霎時變了。死去的小艾成了英雄，被評為“見義勇為好少年”，樹為典型，一時電視臺采訪，報導先進事跡，楊化學也得了兩萬塊錢，可謂名利雙收�？墒牵瑮罨瘜W不要“光環”，她要真相。當她知道了真相之后：兒子并不是救人而死，而也是不小心溺水而亡，于是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名與利，去澄清事實。事后，楊化學一下子踏實起來，小說寫道：“楊化學沒再說什么，她翻了一個身，只幾分鐘的功夫，屋子里就有鼾聲響起來�！弊髡邔懙讓有∪宋铮�盡管寫了其困頓，但并不就人窮志短，盡管了寫了她作了出格之事，但依然是善良的，并不因為名利就犧牲品質，丟掉人格，誠如作者所言寫出了小人物的自尊、自信和自強。比如，《麻玻璃》中的小敏，盡管背著丈夫一時出軌，和玻璃店的老黃發生了關系，但是小敏和老黃都有情有義，他們盡管犯了錯誤，但終歸于善良。再如《身體的法碼》寫了一個“壞女人”的故事，因為經濟的壓力，大梅背叛了未婚夫，將自己“出租”給了其他男人，但大梅有情有義，舉止得當。在得知那個男人生病之后，她找到他的家鄉，小說寫道：“大梅趁眼鏡的姐姐轉身去給她倒水的時候，拉了一下眼鏡的手，覺到的竟是一絲涼意，她使勁握了握便迅速地將手抽了回來。大梅從懷里掏出那個帶著她體溫的手帕包，抖開里面那五千塊錢，塞到眼鏡的枕頭底下，說是一起做買賣的幾個兄弟姐妹捐出來的，給眼鏡看病用。”大梅也沒有對她的未婚夫隱瞞，“大梅給陳耳寫了一封信，說她在城里勤工儉學時，不小心被一家餐館的老板給占了身子。她說自己的身子已經不干凈了，已經不僅僅是只被你陳耳睡過了，讓他自己選折。如果你不嫌棄，那就等我一年之后畢了業，我們完婚，要是嫌棄的話，那你也可以反悔，這幾年供我念書的錢就算是我借你的，我有了工作掙了錢還你�！贝竺繁M管作了出格之事，但她還是那么善良，大梅盡管是“壞女人”，但卻那么美好。

　　第三類寫犯了罪的小人物，這類小人物是罪犯，迫于種種原因，他們墮落為罪犯，但作者還是強調了罪犯善良和美好的一面。比如《逃跑的婚姻》，小說中的女人是騙婚者，按照常理她就是騙子、罪犯�？墒沁@篇小說卻沒有過多寫騙子的劣跡和犯罪行徑，卻寫了這個罪犯的內心掙扎，寫她逃走了，施騙成功，可是最終良心發現，于是又折身回來。作者又寫出波瀾，事情起了變化，李河腿斷了，女人被捕入獄�？墒沁@個時候，女騙子美好的一面迸發了出來，小人物李河善良的一面也顯示了出來，小說寫道：“李河嘶啞著嗓子喊，就是五十年也等，只要俺活著和你活著，你就是俺李河的媳婦�！边@些情節感人至深。比如《為男人擺渡》，打劫者犯罪也是出于無奈，被打劫者不記仇、不報復，反而去幫助打劫者。再如《請戲》，小說寫一個逃亡的殺人犯，挖煤窯發了財，愛上了一個同鄉離婚的女人。為了滿足女人父親的心愿，殺人犯千里驅車回家，為其父親請戲，同時做好了投案自首的準備。殺人犯給人的印象肯定是兇惡的、殘暴的，可是這篇小說娓娓道來，前因后果說遍，完全顛覆了殺人犯給人的形象，這個殺人犯迫不得已而為之，他有情有義，幾乎完全成了正面人物。這些小說并沒有走極端，并未寫人情與法律之間的沖突，在小說里，法律、人情都各得其所，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于法律上而言，這些罪犯還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們畢竟是罪犯；于人情上而言，這些罪犯回頭是岸，也得到了諒解與寬恕。

　　在徐巖的文學世界中，幾乎沒有壞人，即使有壞人，但壞人終歸還是好人；在徐巖的文學世界中，沒有絕對的惡，即使寫了惡，終于還是歸為善。徐巖似乎堅持“性善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執著地寫小人物美好、善良，小說一篇接著一篇，人物一個接著一個。但徐巖筆下的小人物并非高大全。高大全毫無瑕疵，這是人為拔高。如果這個人可以到達高大全的程度，以之為高大全這沒有問題，可是寫作者本身到不了那個程度，人物也到不了那個程度，只是強行拔高。高大全不是現實，而是將理想強行付諸現實之中，因此高大全的現實是偽現實。徐巖則不然，他筆下的小人物有血有肉，都比較飽滿，他們有缺點也有優點，盡管有瑕疵或者犯錯誤甚至犯罪，但他們最終都歸于善良和美好。這些小人物所做的都是他們可以做到的，并非人為拔高。

　　徐巖走的是寫光明之路，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歸于善良和美好。原因何在？或許有二。一、屁股決定腦袋。徐巖是軍人，且一直在軍隊行政部門任職，他的工作和工作性質決定了他不得不走“寫光明”之路。二、出于自己的選擇�！半[惡揚善”是我們的傳統。惡永遠不會絕跡，社會總是“魚龍混雜，凡圣同居”，如果寫太多的惡，將給人以灰暗、陰冷之感，而寫光明，則給人以希望與溫暖。徐巖之所以走了這樣的路，如此去描寫小人物，應該是這兩個原因的結合。

　　社會總是不喜歡走中庸之道，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外一個極端，以一個極端反對另外一個極端�！案叽笕�”類型的人物在今天不斷遭到摒棄，雷鋒不斷遭到質疑，好人不再是社會的標桿；“痞子”反而成了英雄，余華的《兄弟》就寫出了一個當代的英雄，時代的寵兒，李光頭才是今天的英雄。今天寫黑暗，或者走批批判社會之路者往往更容易博得聲名，會被譽為斗士或者良心之類的稱號。這條路上所走的人不乏真誠者，不乏寫黑暗其實是為了光明的人，但亦有沽名釣譽者，亦有只圖一逞口舌之欲而不計后果者，亦有只看當下而缺乏長遠考慮者。寫光明的人往往會被稱為“歌德派”，因為當下的社會問題很多(其實哪個時代社會問題又少過呢)，他們似乎置之不問，只是一味在唱贊歌。寫光明者其中也不乏真正的“歌德派”，但徐巖不在此列，很多社會問題，他在小說中都有觸及。徐巖走這條路，或許別有懷抱，而這條路在今天實在顯得難能可貴。

　　徐巖走的是傳統之路，他寫美好、光明、善良。中國的傳統小說或戲曲往往以大團圓為結局，這曾屢遭批評，說中國缺乏悲劇精神云云，但其實這恰恰能見出先哲悲憫之心，在惡中看到善，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死灰中看到火星，在陰中看到陽，在未濟之中看到既濟。

　　二、陳集益：插在地上的刀子

　　陳集益先生是浙江極為優秀的青年小說家，這些年他默默地寫了多篇小說，其吳村系列等頗受好評。迄今為止，集益已出版了小說集《野豬場》(作家出版社2011年)，即將出版《長翅膀的人》(浙江文藝出版社)。集益的文學成就也逐漸得到了社會的認可，2009年他獲得《十月》“新銳人物獎”，2010年又獲得“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獎”。

　　據說，集益年輕的時候生活曲折，曾受過很多的磨難。集益小時候生活在農村，一路讀書，然而高考失敗，其后有八年的時間輾轉于溫州、杭州等地，過著流浪般的打工生活。我不知道這八年具體發生過什么事情，但是他肯定經受了貧困、艱辛、冷眼、無助、虐待、疲憊、苦悶、屈辱，他肯定生活在苦難與陰暗之中，之后這些情緒與記憶反而成了其思想和寫作資源，化入了他的小說之中。比如集益的那篇《特殊遭遇》還能隱隱約約地讓我們看見他打工時期的生活片段，用小說中的話就是“日子過得跟舊社會的奴隸好不了多少”。九二年之后，中國全面市場經濟化，資本的邏輯主導著一切，工人或者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肯定極艱辛。集益于此有切膚之痛，他對時代的弊端有著深切的體會，其后他的小說主要就是寫這些問題，甚至可以說集益開始是以小說為嚎叫，他要將其體會到的那些壓抑和不滿宣泄出來。

　　集益自述道，有兩個人教會他從事文學，一是崔健，二是卡夫卡。他說，崔健教會他如何面對這個時代和如何看待這個時代；卡夫卡則教會了他如何寫小說。這兩個人是理解集益的關鍵，他們也可謂是集益思想的上端，集益目前所寫的小說就是取崔健和卡夫卡的一些元素，然后有所變化。集益覺得“崔健是用一把刀子，捅在“時代和我們生活的腰眼上”；那么卡夫卡用的是一枚針，他很清楚這枚針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扎在什么樣的穴位上。”[1]集益將崔健和卡夫卡都理解為尖銳之物，一個是刀子，一個是針，他們都扎在了時代的要害和穴位上。集益對崔健和卡夫卡的理解，能夠見出他的世界觀和其小說追求。集益的小說確是尖銳之物，像一把刀，砍向他所看到的問題；同時其小說細部又處理得很好，所以又像一根針，深深地刺疼了這個時代。

　　是誰，讓如此瘦弱的集益變得如此尖銳？是什么，讓如此斯文的集益充滿著陰暗、憤怒之氣？大而言之，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問題使然，集益的作品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社會問題的產物。因此集益的小說在今天容易引起共鳴，因為我們依然承受著九十年代以來社會問題的共業。

　　崔健在八十年代是盛極一時的人物，卡夫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對于先鋒作家而言也如教父一般，一時學卡夫卡者不可勝數。集益盡管深受他們的影響，但是他對崔健和卡夫卡的接受卻不同于八十年代語境中的理解。集益借用了崔健和卡夫卡，但是卻表達了九十年代以來的時代問題。但是，我覺得集益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未必會有整體的理解，他只是這次變化的親歷者、受害者或者受傷者，因此當他帶著傷痕去寫他的經歷時，卻無意中應和了時代的主題。

　　八九十年代中國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九十年代，工人問題和農民問題日益突出，那些年集益在農村或在城市打工的過程中肯定備嘗了人間的冷暖與人世的艱辛。崔健崛起于八十年代，他這顆“紅旗下的蛋”，通過搖滾這種形式，表達了他的憤怒和批判。集益則是找到了小說這種形式，表達了他對時代的憤怒。好在寫小說不需要什么成本，唯一支筆，一張紙而已，若電影、電視，常人只好望洋興嘆。集益以小說的形式充分傳達了九十年代以來社會的陰氣，他的小說中充滿著反叛、暴力、貧窮、怪異、陰暗、鬼氣、抑郁、恐怖等意象。崔健的搖滾是吶喊，喊出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處境和他們的憤怒之情，崔健主要針對的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意識形態；集益認同的不是崔健的反意識形態，他出生于1973年，極左思路的記憶對于集益而言未必很多，集益只是是借用了崔健，他也以小說去表達他們的憤怒，但是憤怒的原因和針對的內容卻已經發生了變化。集益的小說《告別演出》(《百花洲》2009年第6期)，充分展現了崔健對其產生的重要影響。小說寫一個搖滾樂隊在當下的命運，這個樂隊名為“錐子樂隊”，或許這是化用了崔健“刀子”的意象，兩個主要參與者名為刺客、老刀，他們的名字都與刀有關，這些意象都充分表達了集益的態度與立場。這個樂隊與其所居的環境(兩頭烏市)極其對立，二者似乎勢不兩立，一再發生沖突，樂隊被解散，樂器被沒收，樂手被拘留。幾經努力，歷經波折，錐子樂隊作了一次“告別演出”。小說寫道：“幾乎所有的人因此振奮了，惱怒了，理解了，或者憤怒了。我不知道。我只看見他們就像波濤一樣動了起來�！边@是憤怒了的人群的反應，這股力量讓人戰栗、恐懼。一旦憤怒的人群被撩撥起來，不滿被調動起來，后果不堪設想�？墒侨巳壕壓螒嵟�？九十年代的“崔健”(集益)感何而生？這不得不歸因于時代的問題。若要平息人群的憤怒和怨氣，若要讓九十年代的“崔健”歸于沉寂，所應做者唯有盡力解決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問題。

　　通過卡夫卡，集益似乎學會了變形，他對時代的憤怒有時候通過一種夸張的、荒誕的方式表現出來。然而集益最終卻未流入先鋒文學一路，他走出了自己的路，他的小說是時代憤怒之象。

　　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如何表達憤怒，如何表達時代的陰氣，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直接的描述，寫實的表達，似乎比較危險，也難以被接受。那么或許可以變形一下，隱晦地表達，可以不談人世，以談狐說鬼來說人，比如可以談談野人、野豬，談談蛋和青蛙。如此，卡夫卡的變形和荒誕就成為了集益的修辭，可以用先鋒文學的面貌遮掩一下批判現實的鋒芒。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很多作品集中于寫個人體驗，個人心靈，但是集益一轉，先鋒文學的元素在他那里卻變成了批判現實。集益這一類的小說比較多，比如、《蛋》(《西湖》2007年11期)、《青蛙》(《文學與人生》2010年第3期)、《吳村野人》(《江南》2011年第3期)等。

　　《蛋》是一篇極富卡夫卡色彩的小說，小說寫一個江郎才盡的北漂作家，他絞盡腦汁，但寫不出好的作品，在痛苦萬分之際，這個作家卻產下一只蛋，于是他希望通過販賣蛋走向致富之路，最后落得家庭破裂，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小說看似荒誕，讀來卻讓人心酸不已。1978年之后，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一些略有小成就者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況如何，這篇小說能夠見出�！肚嗤堋穼懕砀缡╅L春變成了青蛙，小說主要寫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撲殺的過程，場面血腥，氣氛恐怖。然而表哥如何變成了青蛙？作者在交代捕殺青蛙的過程中，似乎不經意間作了交代，然而有時候最漫不經心的卻恰恰是重點和關鍵。小說寫道：“我的表哥因為窮得養不活一家人，而在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卷起褲腿，捉了足足十來斤青蛙到城里去賣，結果表哥被警察抓住了，痛打了一頓，最后不知怎么的，他們還強迫表哥吞下了一只活蹦亂跳的青蛙�！北砀缁丶液缶妥兂闪饲嗤�，之后青蛙表哥逃亡，然后被虐殺。小說所要表達的內容比較明顯，但是表達的方式卻頗為曲折，通過變形(表哥變成青蛙)寫了這起虐民事件。這樣的內容或許有些禁忌，但是若變形一下，以先鋒文學之名，以卡夫卡的面貌出現，或許能夠沖破禁忌，消息可以曲曲折折地傳遞出來�！秴谴逡叭恕奉H能見出集益的才氣和無羈的想象力，他從野人這個核心意象入手，寫市場經濟可以將“野人”馴化，成為賺錢的工具，但是“野人”后來出逃，報復了吳村。這篇小說寫了吳村的群像，寫出了在市場經濟大潮之下，一切向錢看，無所不用其極，人心大變的境況。

　　集益也有另一類作品，這些作品比較寫實，沒有變形或荒誕，只是這么直接去寫社會的問題。這一類的作品也比較多，比如《恐怖癥男人》(《山花》2007年第2期)、《阿巴東的葬禮》(《十月》2008年第5期)、《城門洞開》(《十月》2008年第5期)、《癱瘓》(《天涯》2008年第6期)、《野豬場》(《人民文學》2009年11期)、《流產》(《江南》2010年第4期)、《特命公使》(《延河》2010年第10期)等。集益的這一類小說，頗能見其才氣，他往往能夠找到事情的癥結，然后選擇了一個巧妙的角度，劍走偏鋒，險招迭出，觀眾不得不暗暗叫好。集益往往從一個中心意象入手，由此深入，于是觸及到了關鍵，如此一方面小說非常好看，精彩紛呈，另一方面也能在敘述中也見出了90年代以來中國的主要社會問題。

　　《恐怖癥男人》帶有先鋒小說的色彩，但是卻融入了現實的問題，“恐怖癥男人”可謂新時期的白毛女。小說寫了兩個人的故事，一是流浪小說家，一是那個恐怖癥男人�？植腊Y男人大學畢業，曾經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后來因為失業，找工作屢屢受挫，逐漸家庭破裂，男人為了逃避社會，躲在家中儲藏間的木箱子里，于是曾經體面的男人變成了恐怖癥男人，城市中的生存壓力把活人變成了鬼�！犊謶职Y男人》與《蛋》頗相似，只是一篇變形，一篇不變形，一篇先鋒色彩濃厚，一篇先鋒色彩頗淡�！兜啊分械闹魅斯�若能一分為二，就成了《恐懼癥男人》中的兩個人物。兩篇小說皆寫城市居住之不易，寫了城市中的底層(流浪小說家)和曾經的中層(恐懼癥男人)在城市中的境況�！栋�巴東的葬禮》極震撼，寫兩個人的葬禮，一是阿巴東，他的葬禮極鋪張、張揚；一是老滿頭的兒子建設，他的葬禮悄無聲息。阿巴東是惡人，他的兒子腰纏萬貫；老滿頭的兒子建設是農民工，但在城市中被城管打死。農民工涌入城市之后，在城市中苦苦覓食，這個過程中很多人死于非命。2011年，摩羅寫了一本書《我的山，我的村》寫“我的村”非正常死亡，其中一部分也寫外出打工過程中死亡。只是摩羅是紀實筆法，集益則是小說筆法，因此戲劇性較強，沖突強烈，比較好看�！冻情T洞開》則是關注了農民進城的問題，小說寫一個家族向城市遷徙中的艱辛和屈辱。父親礙于體制，不能進城市；后來“城門洞開”，大哥通過當兵，二哥通過高考，高考失利則往深圳打工。農村人口往城市的遷移，大體有這三種途徑：當兵、升學、進城打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人口浩浩蕩蕩，紛紛進城，但以打工為主。集益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了進城的艱辛，以及這個家族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二哥高考屢屢失利，幾乎瘋掉；父親苦苦等待大哥和杭州女人結婚的消息，在焦灼和失望中也瘋掉了�！栋c瘓》也寫農民工的問題，只是不寫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窘況，而是寫農民工走后，家里所發生的問題。小說選擇了一個特別的視角，由此牽一發而動全身。丈夫進城打工，妻子在家被村長強奸，小說寫丈夫面對這個問題的反應。這個曾經的“硬漢”，這個曾經“好惡斗狠”的丈夫面對這個事情卻無比軟弱，他只是打了妻子，打傷了父親，扎瘸了自己，卻終不能復仇。在小說中，勇氣和力量似乎與錢成正比，這個丈夫賺不到錢，沒有資本為后盾，就沒有勇氣和力量。《野豬場》也充分展現了集益的才氣，小說跌宕起伏，時有驚人之舉。幾個年輕人懷著發財夢，圈山養野豬，但是幾經波折，諸多方面皆想來分一杯羹，事件屢出，他們也鋃鐺入獄，據說勤勞可以致富，但是到頭卻一場空�！读鳟a》也角度奇特，寫一個妓女從良后的生活。小說中的焦點是“流產”，由此之故，一個幸福的家庭，走向了衰敗，最后致于丈夫殺死了妻子�！兑柏i場》和《流產》都寫到了各方面對于略有資本者的盤剝，最后終于被掏空。《特命公使》如同《癱瘓》一樣，皆寫農村近況，這篇小說也頗為好看。農民中的青壯年幾乎全部進城打工，唯有婦女和老幼留守。小說通過老村長尋花問柳，寫出了農村中的這種窘境和現實。

　　集益的第一類作品偏虛，第二類偏實。第一類是以虛寫實，第二類是以實寫實。第一類作品多少尚有先鋒文學的痕跡，第二類則幾乎脫去了先鋒文學的套路，走出了自己的路。集益在小說中所涉及的意象大體如此：野豬、野人、葬禮、流產、癱瘓、洪水、跳蚤、恐怖癥、抑郁癥、青蛙等。這些意象與死亡、暴力、陰暗都有關，這就是集益以小說營造出來的世界，這就是集益所理解的當下世界。上面兩類作品多寫當下，當下在小說中被呈現為陰暗的，可是集益涉及到歷史之時，歷史也被呈現為陰暗的。比如集益的小說《往事與投影》，寫一個家族的歷史和當下，情節充滿著瘋狂、躁動、血腥、暴力、不堪，氣氛壓抑，場面恐怖。再如《洪水、跳蚤》，這篇小說以寫“父親”為主，“父親”是前代，是歷史，但“父親”的生活中也是充滿著“洪水”、“跳蚤”，非常陰冷。集益在小說中表現出來的視野就是“我”和“父親”，具體說就是當下的生活和父親的生活，但皆充滿著陰氣與鬼氣，沒有一絲的光明。

　　集益極喜歡崔健“刀子”的意象，他的作品就是一把一把插在大地上的刀子，這些刀子插中了時代的問題，觸到了時代的神經。扎在地上的刀子，這是很酷的姿態，但是我不知道集益能否承受得住這個姿態所帶來的弊處，我不知道一個滿目瘡痍者情何以堪。有一次，我看集益的博客，他似乎說，覺得自己不會再快樂了，我吃了一驚。我不知道集益現在快樂與否，他到北京之后，似乎境況逐漸好轉，現在他的小說也頗受認可，同時也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不知道當下的這些喜氣會不會沖淡一下集益年輕之時的記憶，當下改善的生活處境能否讓其對世界的看法略有改觀。集益背負了過多時代的陰氣，一如他的博客，底色是黑的，唯有字是白色的，其作品的總體格調是陰郁的，黑暗的，唯有文字是光明的、鮮亮的。我倒希望集益能通過寫作，一步步將黑色去掉，逐漸將心中的陰影驅趕出去，盡管時代尚有問題，但是或許可以將自己的光明顯出來。

劉濤2011-8-17 中國藝術研究院

　　[1] 陳集益：《插在地上的刀子——我的文學啟蒙》，見《十月》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