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那些空白處文學依然活著

　　王蒙 中國當代作家、學者。1934年10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縣。1953年開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活動變人形》等近百部小說。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曾獲得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日本創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約旦作家協會名譽會員等榮銜。他的作品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發行。

　　記者：您能談談這本書的創作過程嗎？

　　王蒙：《這邊風景》這部長篇小說一共寫了70萬字，分上下兩冊。這部書是從1974年開始寫的，到現在已經39年了。1974年“文革”還沒有結束，當時我們國家的意識形態還處在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態，而且我自己可以說當時還被剝奪了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我還在新疆，因為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被下放到新疆的農村，從1965年到1971年我在新疆伊犁進行勞動鍛煉，和維吾爾族老百姓親密接觸，給了我許多創作上的靈感和營養。

　　你想，那個時候我正值盛年，這個年齡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應該正處在一個創作的巔峰時期，那時候我對生活的體會是非常細致的。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寫了許多許多部小說了，但沒有一部小說可以把生活的細節寫得那么的豐富，而且那么真切。經過40年之后，我重新看我這部舊的稿子，我自己都非常的驚奇，那時候怎么可以把人生寫得這么細致，看得這么清晰！再有就是對于我創作空白期的填補，從我個人來說，大家知道我50年代的作品比如說像《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等，大家也知道我從70年代末主要是80年代開始的那些作品，那是又一個創作的高峰，我就不說了。

　　但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也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這20年，是我創作的一個空白期，但是這個空白時期我不是什么都沒有寫，雖然當時很困難，我還是寫下了《這邊風景》這部書。雖然沒有出版，但對于我們個人創作來說是對于空白的彌補，從我們國家的文學題材來說也是一個彌補。因為這部書稿我是在“文革”當中寫的，我并沒有直接寫“文革”，主要是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中的農村情況，這個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又叫“四清”運動。這些事情現在說起來，在座的年輕朋友可能腦子里面沒有任何的印象，但那畢竟是中國人經歷過的生活。我們不能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空白，那并不是空白。雖然在這個階段我們犯了很多的錯誤，發生了許多事情。但那時候大家也仍然具有一種干勁，仍然有一個中國夢，就是想把中國建設得更好，所以也還有那種積極努力、積極奮發的美好愿望和這樣的一種奮斗精神。

　　記者：無論處在什么時代，您作品中描寫的愛情都很動人。

　　王蒙：所以有的時候我會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管在政策上有多少缺點或者優點，這種錯誤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意識形態的口號就像霧霾一樣，處在霧霾下面的仍然是人民，仍然是各族同胞，仍然有青春，仍然有愛情，仍然有好人，仍然有很可笑的人，有笑話的發生，仍然有人生的美好和享受，有各族人民的情誼。尤其是愛情，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可能完全摧毀愛情，帶著鐐銬的愛情還是愛情，這種愛情更動人，受到很多限制的生活仍然是生活。

　　在整理這部書稿當中我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生活是不可能被摧毀的，愛情更是不可能被摧毀的，文學不能被摧毀，世界不能被摧毀。所以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在有霧霾的情況下，在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無奈的情況下，我仍然歌頌我們的新疆，仍然歌頌我們的各族人民，仍然歌頌愛情，仍然歌頌生活，仍然歌頌青春……這就是我幾十年后重讀我自己的舊稿子時真切的感受。我不會再有40年了，我要再有40年我就是120歲了。我們假設，我也許能夠活120歲，但是參加書展的可能性至少應該是很小了。當我回憶起40年前的生活時候，既有懷念，也有悲哀，也有對自己年華老去的嘆息。但同時又有一種興奮，就是我當年也曾經年輕過，也曾經壯年過，也有過對于生活那么強烈的熱愛，那么濃厚的興趣，里面寫的有一些東西我自己看著都感到驚訝。

　　比如說有一對維吾爾族青年結婚了，在洞房花燭之夜，按他們的民族習俗，必須由新娘子來把新郎的長皮靴給脫下來。但是我在小說中描述了一個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的青年，他和他的情人結婚的時候，他就不讓女孩兒給他脫皮靴，他自己把這個皮靴脫下來了，這個女孩是第二次結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不幸福，有很多很多不幸的遭遇，她非常佩服和感激有新思想的第二任丈夫。一直到婚后過了好幾天，她才悄悄地對新郎說，我這次跟你結婚感到非常幸福，但是你沒有讓我給你脫皮靴，我心里到現在仍然覺得有一點遺憾……我看到這個章節的時候，我自己也覺得非常驚奇，我怎么會跑到人家洞房里面去了？我怎么能想象出人家洞房花燭夜維吾爾族的結婚場面？類似這樣的一些細節東西可以讓作品豐滿，也是不可摧毀的。

　　“不可摧毀”這個詞是咱們廣東的謝有順先生提出來的，那時候他不知道這本書，他是看了我別的書，然后說，王蒙寫新疆的事情有不可摧毀的細節，我很感謝他的這個話。

　　別人這么說當然是在夸獎我、鼓勵我，就是說我在小說創作上很有先鋒性。我有的時候經常用一些別人不用的方法來寫作，文學需要先鋒性，但是文學也需要傳統性和繼承性。我在1974年前后那個時代寫小說，遠遠不像后來膽子那么大，我應該說是相當謹慎的，我是用最傳統的方法來寫小說的。比如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故事，這個故事要有很多的情節，并且情節的發展是合乎邏輯的，故事還要有懸念，懸念要能夠抓住讀者的心，讓讀者不能忘懷。我覺得，在這種比較傳統的創作方式里面，仍然也有它另一種的樂趣，而且容易被讀者所接受，現在我再看這兩卷書，不但對讀者是新鮮的，對我自己也是新鮮的。

　　記者：您是一個內心很強大的作家，對嗎？

　　王蒙：這個問題我要說明一下，也曾經有媒體在對我的書面采訪中問道：你怎么會有那么強大的內心？在“文革”當中你還敢寫這樣的作品？我說實話我沒有那么強大的內心，當時我并無意向極“左”的形態挑戰，實際上我當時還盡量接受極“左”的說法，我盡量給他擁抱，擁抱完了之后我不可能就口號寫口號，我沿著這個口號寫生活和感情，我沿著這個口號去寫風景，我沿著這個口號去寫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醬醋茶，寫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百姓的生活。而且我發現帶著鐐銬跳舞，從舞蹈本身來說不見得是最壞的事情，從個人來說是非常壞的事情，我們不希望帶著鐐銬跳舞，我們希望是穿著很合身、很美麗的舞蹈服裝很輕盈地在那跳舞，但是萬一你碰到了帶著鐐銬跳舞的這種命運，那么你也許會跳出一點很稀奇古怪的姿態來，這個姿態甚至于使你自己感動，原來戴著鐐銬我都能夠跳了這樣一場大舞蹈！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書，這本書一上來光人物表述就有80多個人物，我雖然寫過很多的長篇，有的系列作品加在一塊比這個篇幅還要長，達到150萬字了，但是即使那樣，里面也沒有80多個人物。所以有的時候我也想，其實作家都有自己的鐐銬，有內心的鐐銬，有社會的鐐銬。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全世界古今中外的許多寫作人，他們都不是在最輕松的情況下寫作的，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寫作人，不管是鐐銬也好，枷鎖也好，你仍然從他的作品里面讀出他真實的思想感情來，那種真實的思想感情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當然我這部小說經過了近40年，我不可能完全用原來的方式來表現，所以我還加了一些東西，這是咱們中國的一個傳統，就是在每一章節最后我加了一個“小說人語”。我們看《史記》的時候非常喜歡司馬遷“太史公曰”，我們看《聊齋志異》的時候也很喜歡“憶史事曰”，當然我不是太史公也不是憶史事，我只是小說人，所以加上了“小說人語”，于是這兩本就成了我作品當中非常奇怪的而且是遲到的、遲了將近40年的一部書。

　　記者：您對當今青年一代寫作者的創作有什么建議嗎？

　　王蒙：我沒有什么特殊的建議，偶然我也看到一些。有的時候在網絡上面看到年輕人寫的作品，我覺得現在人們在運用語言和文字上面有很大的進展，有一些東西都寫得非常自然，也很有自己特殊的角度，這都是我所喜歡的。但如果一定要我提一個建議的話，我的建議是我們還是要閱讀經典，我們不要把過多的經歷放在那個博客和微博上面，這種非常零碎化的只言片語的思想固然很容易被大眾接受，但是它和那種深沉有力的思考與寫作還是不一樣的文化。

　　記者：您這本書寫作風格和您以前的那些書的風格完全不一樣，這本書有很明顯的時代烙印，您在這個時候出這樣的書有什么樣的特殊考慮？

　　王蒙：我覺得我在40歲前后寫的這本書，比起我的《活動變人形》來說它更富有生活的豐富性和更多的細節，有更多的描寫和更多的具體形象，與我寫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相比，這本書是完全新鮮的生活經驗，比如邊疆生活、少數民族的生活等。

　　記者：您曾經說，這本書創作完了之后覺得過時了而沒有發表，現在是什么原因讓您想要將它出版呢？

　　王蒙：這部書的初稿完成是在1978年，1978年就是“四人幫”倒臺了，“文革”結束了，那個時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在當時是一個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時期，那個時候出一本書，大家甚至不去看它的內容，而首先要看它的主題，看它的題材，如果這個主題題材在政治上覺得不夠正確或沒有把握的話，出版社也不敢出，我也不希望它出，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不合時宜，就把它束之高閣了，就放在我住的房子房門上面有一個放雜物的地方，一放就放了30多年。然后30多年后再一看，隔了30多年之后現在的人們對那種政治上的禁忌已經比那個時候少多了，我們現在只是把它當作文學作品來看，覺得在人物形象、描寫、語言、情感和結構上都很有趣，而不會再糾結那些口號式的東西了。

　　記者：您覺得這部小說在您的作品中占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王蒙：從個人生命來說，這是我的盛年。我現在都不清楚當時怎么能把新疆少數民族農民的生活寫得這么細致。《這邊風景》是我寫得“最老實”的一部小說——自由發揮的部分遠不如后來的作品那么多。從我個人來說，大家都知道我上世紀50年代的作品，比如說《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也知道我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那些作品，這中間20年的空白期我不是什么都沒有寫，雖然當時很困難，我還是寫下了《這邊風景》這部書，這對于我個人創作來說是對于空白的彌補，從我們國家的文學題材來說也是一種彌補。

　　記者：從《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這邊風景》，在走過了風風雨雨這么多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王蒙：從1956年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2013年，已經過去57年，半個多世紀了，各個方面變化都非常大，給人一種很強烈的滄桑感。當然，我也為自己人到暮年，略感悲傷，可是我又畢竟留下了這些文字，留下了這些記憶，留下了這些情感，所以，我覺得雖然年華逝去，卻并沒有白白逝去，所以，心情也是很復雜的。但是我仍然相信，生活本身蘊含著許許多多迷人的力量，我仍然相信文學是我們一種記憶的方式，也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有了文學，使我們感覺，生活雖然會隨時光流逝卻有了重溫的可能，有咀嚼的可能，有讓你如同穿過時空隧道，重回到那個年代的可能。而且我尤其相信，文學里面的細節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那個大框框免不了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受別人說話的影響，但恰恰是在最細微的部分，表達了自己最真切的體驗和觀察所得。所以，能夠把一部束之高閣、已經冷藏起來那么多年的70萬字的作品，讓它重見陽光，重見讀者，我覺得我非常幸福。

　　■ 記者手記

　　那是一段

　　跨不過去的真實歷史

　　前不久，作家王蒙在海南舉辦了他的新書《這邊風景》的發布會，又在北京舉辦了新作研討會。這部小說是王蒙窖藏了四十年，在“文革”政治桎梏之下動情書寫的70萬字長篇巨著。1963年，29歲的王蒙被下放到了新疆，在新疆度過了他人生最風華正茂的16年。《這邊風景》是他在這16年里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該小說以新疆伊犁地區少數民族生活為原型，透過日常生活觸摸新疆獨特的風土人情與宗教文明，用王蒙的話說，“吃喝拉撒、婚喪嫁娶、從頭到腳，什么都寫到了”。

　　《這邊風景》完成于1974年至1978年，后因種種原因未曾出版，被王蒙束之高閣，塵封了整整四十載。它既帶著深刻的時代烙印，真實地再現了六十年代的中國。重拾舊稿，也重拾了王蒙那段不可磨滅的生活記憶。“當時的生活方式也令人記憶深刻。比如，開會時隊長要先講話，講話時要先引用‘毛主席語錄’。”閱讀《這邊風景》，正是讓今日的我們得以重新審視一段跨不過去的真實歷史。

　　談到這部小說的時候，王蒙說，從個人生命來說，這是我的盛年。我現在都不清楚當時怎么能把新疆少數民族農民生活寫得這么細。他認為《這邊風景》是自己寫得“最老實”的一部小說——自由發揮的部分遠不如后來的作品那么多。“我是戴著鐐銬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寫人物心理，寫人物品格，寫生活對人的吸引力，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來的活。”他希望這部作品為自己的中年填補一個空白，也為彼時的歲月填補一個空白。因為，真正反映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學作品相對較少。在那些空白處，文學依然活著。

　　如今，塵封之作《這邊風景》遇到了伯樂，由花城出版社付梓推出，王蒙欣慰地說：“總算到了可以淡化背景的文學寫作與閱讀時代了。”

　　上個月，時隔近半個世紀，王蒙再次回到了新疆。這次，他帶著塵封已久的《這邊風景》，同時也是參加“王蒙書屋”的啟動儀式。回到闊別已久的新疆，他的心情非常激動，懷念在新疆度過的那些歲月，也懷念那里的朋友和鄉親。他深情地說，“我永遠感謝新疆、想念新疆，是她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快樂、安慰、堅強、樂觀和力量，新疆人民對我恩重如山。”一席話，讓在場的維吾爾族老朋友們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