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正文
孫惠芬:1961年生于遼寧莊河。曾當過農民、工人、編輯,現為遼寧文學院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小說集《孫惠芬的世界》、《傷痛城市》、《城鄉之間》、《民工》、《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岸邊的蜻蜓》、《歌者》、《贏吻》、《致無盡關系》、《歇馬七日》、《孫惠芬鄉村小說選》,長篇散文《街與道的宗教》,長篇小說《歇馬山莊》、《上塘書》、《吉寬的馬車》、《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談》等。曾獲多種文學獎項。長篇小說《歇馬山莊》獲遼寧第四屆曹雪芹長篇小說獎,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長篇小說《吉寬的馬車》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中篇小說《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曾獲遼寧省優秀專家稱號。部分作品介譯海外,F居大連。
2004年的大連文學是個豐年,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說獎。素素也獲了同年的魯迅文學獎,散文的。這在大連的歷史上是首次吧。然而耕耘的日子很久了,《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寫于2001年,發表于2002年。到這時候,孫惠芬為文學創作已經瘋魔了20多年。
文學之中有故事,但文學創作的故事其實是枯燥的,我們更應關注的,是文學的意味,和作家的內心。于是,近日記者訪談孫惠芬的時候,她提議用電子郵件,這樣可以談得更深入些。感謝這個好主意。
A
小說最初題目叫《兩個人》
記者:孫老師,《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最初發表在2002年《人民文學》第1期上,您是什么時候脫稿的?寫作過程順利嗎?
孫惠芬:小說寫于2001年夏天,那時候剛寫完小說《民工》,講述的是一對父子在城里打工的故事,寫完后就想,男人們在城里打工,那么他們身后的女人們呢?于是就構思了兩個女人的故事。整個寫作非常順利,只用了十幾天。小說最初題目叫《兩個人》,投到《人民文學》,很快收到回信,當時做副主編的李敬澤先生給予小說很高的評價,可他覺得《兩個人》這個題目不是很好,要我改成《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我堅持過,但最終還是被他說服。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認可改后的題目,因為是它,讓我更加堅定了把“歇馬山莊”當作小說創作精神故鄉的方向。我后來的大多小說,都用了“歇馬山莊”這個地名。小說發表后,和之前發表的《民工》一樣,受到廣泛好評,在同年,兩部作品被一家影視公司同時買去版權,改編成電視劇《民工》在央視一套播出,劇中兩個女人的形象,居然和我寫作時腦中的想象非常像。
記者:寫作的時候,您離開莊河那片土地已經有些年頭了,創作前還特意回故鄉體驗過生活或者采訪過嗎?
孫惠芬:自從離開莊河,我每一年都要回鄉,到北部山區去走去轉。現實的鄉村每一刻都在發生變化,每一刻都在遠離記憶的鄉村,不深入其中,你很難感知情感的脈搏和溫度。
記者:據我所知,老師的創作心態十分虔誠,為著呵護創作情緒,并不輕易碰觸心中的題材,當初寫作這篇《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時也是這樣嗎?懷著一種喜悅而不肯讓人知道的那種感覺?
孫惠芬:作品是在心里頭養大的,養一部作品,得有相當沉靜的心態。就像一個潛水員,你不潛入海底,很難看到深水里的海洋世界。而要想潛入到寫作的深層,就需要屏棄諸多外來干擾。所謂呵護創作情緒,不是向外,而是向內,沉到生命底部,在最寧靜的狀態中積聚爆發力。你所說的那種“喜悅而不讓人知道的感覺”,其實就是為了在寧靜中積聚爆發力。
B
任何友誼都以傷害自由為代價
記者:小說中的成子媳婦李平和柱子媳婦潘桃,都有生活原型嗎?
孫惠芬:沒有原型。塑造這樣兩個女人,遵循的是女人的情感邏輯,人性的邏輯。
記者:這篇小說的主題比較開放,以我的判斷,是寫人性的孤獨的,當然主要寫女性對友誼的渴望。可是人畢竟本質上又是孤獨的,再偉大的友誼,也禁不起長久的親密無間,因為那是對隱私和自由的傷害。不知我這么理解對不對?
孫惠芬:你說的非常好!任何友誼都以傷害自由為代價。每一個個體都是孤獨的,孤獨的個體無一不渴望友誼,這就是所謂情感的邏輯、人性的邏輯。孤獨所表達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無論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作為留守鄉村的女人們,她們因為人在天高地遠的鄉下,因為生活世界的封閉和狹小,對交流的渴望會被無限放大,因此,當有一天生活回到了冷峻的現實,傷害也就在所難免地帶有時代的痕跡!缎R山莊的兩個女人》,揭示的是鄉村女人在嚴峻的時代環境下面臨的精神困境。
記者:您對女性內心的剖析可謂深刻至極,兩個新媳婦由相互嫉妒、相互羨慕發展成相互愛慕,相互溫暖,最后又不禁由嫉妒而發展到傷害,可是回過頭來,又為這個傷害而懊悔。在您看來,嫉妒是女人的第一天性嗎?她們最終的懊悔和同情,是否又在說明女人天生是善良的?
孫惠芬:女人是情感動物,忘記哪位大師說過,女人天然偏精神性,男人天然偏動物性。“天然”有著豐富而細膩的情感世界的女人們,嫉妒可能是最逃不過的一種情感,我在小說最后寫到懊悔,其實是想寫出女人對超越自己的渴望?墒且粋悖論就是:但凡是人性,就無法超越,但凡超越了,就不再是人性。面對人的孤獨、脆弱、嫉妒、憂傷,作家惟一需要的是悲憫,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直抵人的存在。
C
虛榮有時候有可能生成尊嚴
記者:在您看來,兩個新媳婦之間的嫉妒、愛慕,是虛榮的成分大一些,還是人類尋求自我超越的成分大一些?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回事——虛榮是尋求超越的動力?
孫惠芬:虛榮也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說,虛榮有時候有可能生成尊嚴。人的精神生活,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簡單,它們甚至不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鏈條,而是一堆麻繩,扯不斷理還亂。這亂,可以說是世俗生活中最閃光的地方,因為那里深藏著人類情感的全部秘密。去梳理,去呈現,就是想通過文字,深入人類情感最深的海洋。
D
一直在逃離,
可一直在用寫作的方式回到鄉村
記者:有人說,作家寫來寫去其實是寫自己,讀者應該在這篇小說中,多大成分地揣測您的生活和審美?
孫惠芬:所謂作家寫的都是自己,是說作家的思想境界決定了作品的境界。但這個境界,絕不是指道德,絕不是簡單的道德評判!拔膶W是一種生命現象,人的全部奧秘都在其中呈現”,評判作品和作家,看的是,你揭示繁復復雜人性世界的緯度到底有多大,看你發現人生的奧秘、人性的奧秘到底有多深。至于讀者能在小說中如何揣測我的生活和審美,我無法知道。
記者:您在作品中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村莊的原生態生活的瑣碎和隱秘以及獨特,這種展示是有意識的嗎?這種展示是否因為您離開了那里而變得更為自覺?就好比“在巴黎比在布拉格更布拉格”?
孫惠芬:我曾在許多文章里說過,我喜歡寫心靈的歷史,寫心靈瞬間的跌宕起伏和變化,可是,在心靈外面,還有一個更加廣大的自然世界,那就是我小說無法逃離的鄉村世界。多年來,我一直在逃離鄉村,可是我一直在用寫作的方式,回到我的鄉村。對于這個鄉村,我有深入骨髓的記憶,在那記憶里邊,你所說的瑣碎、隱秘和獨特,永恒不變,不但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我筆下,它幾乎成了一種下意識。也就是說,身體上走的越遠,精神上就離的越近。
E
新書研究自殺,正準備寫農村的長篇
記者:聽說老師剛剛出版了一部紀實作品《生死十日談》,是研究農村自殺問題的,這本書完全是紀實嗎?
孫惠芬:2011年秋天,我隨大連醫科大學醫學心理學教授賈樹華帶領的“農村自殺行為的家庭影響評估與干預研究”課題組下鄉,采訪了一些自殺故事,寫了一部《生死十日談》。作品出版,接受媒體采訪,大家都在關心這個問題,小說到底是非虛構還是虛構。在今年4月27號,由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雜志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三家聯合在北京召開的研討會上,小說的文體也引起了評論家們的爭論。有人認為,田園調查的方式是報告文學作家常用的一種方式,通過行走,一個一個的采訪搜集這些個體的故事,還原自殺的真相和經過,是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個方法;有人認為,這就應該是一部小說,是作者在對小說文體進行的一次革命,勇于把非虛構的寫作融入到小說中間,給小說呈現世界提供新的可能性。如果把它看成是非虛構或者報告文學,就涉及到一個寫作倫理問題:報告文學和非虛構強調真實性,而小說強調的是故事的虛構性,故事有大量的虛構就一定是小說了。但更多的人認為,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給人帶來的震撼,是通過作家的書寫,使得農村習以為常的事情袒露出真實的質地和內容,讓讀者讀后不能釋懷,看到農民生活中很深的、很慢性的、長期在那里潰爛的這么一個傷口。它涉及了值得我們嚴肅對待和深思的農民的精神問題。
對我個人而言,最初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運用訪談這樣一個線索,營造訪談的現場,造成一個非虛構的閱讀場,讓讀者更貼近一種感受。應該說,在這部作品里,故事和人物大多都有原型,但靈魂和血肉都是虛構的。把看到的和聽到的故事進行整合,對人物進行塑造,在建立一個現實世界時,我其實企圖將讀者帶到另一個我的世界,我要表達的世界。
記者:老師還有什么創作計劃?關于女性生活及心理的作品還有在計劃中的嗎?
孫惠芬:有一部長篇小說的計劃,依然是寫鄉村,但不僅僅是寫女性。大概秋天之后才能動筆。
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