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活著的人是怎么堅強地活著

　　2008年藝術家邱志杰的《南京長江大橋自殺干預計劃》展覽，對于自殺者的引導和干預是一個社會話題。賈樹華在大量研究和調查中發現，更為殘酷的是，自殺者并非“一了百了”，平均每位自殺者可能會帶來20個或者更多的自殺未遂者；每位自殺未遂者，至少會影響6位家屬和親友的生活。(CFP/圖)

　　南方周末：你為什么說寫《生死十日談》是“自我救贖”？

　　孫惠芬：我們每個人都背井離鄉，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從沒有人告訴我人生出來，奔著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讓你往前奔，從屯街奔向小鎮，從小鎮再往縣城，大城市，我們一程程奔著的，是一個個地名涵蓋下的虛妄的空間，你也許有一種強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關系。有一天，當你發現你奔著的前方除了前方，沒有實物，惟一的實物就是蒼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關系一下子就發生了斷裂，所謂人生意義也開始喪失。到最后，你發現，工作、事業什么都不再重要，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寫完這本書，我發現這是一次有關我個人的心靈救贖。當一個男人站在你面前詰問蒼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嗎？我本是幫人家干活拆房，為什么要讓一塊石頭砸斷我的脊梁？我斷了脊梁再也不能養家，為什么還要讓我老婆突然離去？你讓我的老婆離開我，為什么還要讓我15歲的女兒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徹骨的悲涼和無助的同時，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尋找活下去的理由。

　　南方周末：你曾在老家基層掛職兩年多，怎么看待“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

　　孫惠芬：新農村建設，這是一個每每聽起來都讓人振奮的事情，在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新農村建設試點，國家投入很大，有的是整體移民搬遷，把溝溝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戶補助一些錢，在一個地方集中蓋房，修水泥路，上太陽能，安路燈。有的是在原來的村莊上整村推進，實現六化，硬化(水泥路)、綠化、凈化、亮化、美化、氣化(煤氣)。

　　但這里邊有很多現實的糾結，比如整體移民動遷，蓋一座新房需要十幾萬，有的家庭沒有積蓄，政府的補償款根本不夠；而家搬到外面，離自己家的果園、耕地更加遠了，留守的老年人、兒童根本無法回到原來的土地上耕種。

　　我最初覺得，以農民為主體的運動，應該聽聽農民的意見，不能讓城里人決定農民的命運。可后來發現沒那么簡單，這涉及誰是農民的主體，是年輕人還是他們的父母。

　　當今的農民后代，沒有人還愿意在土地上勞作，分到手的農耕土地，你就是窮盡力氣，也支撐不起他們絢麗的夢想。而他們的夢想，無一不是通過打拼，進城買房買樓。

　　他們有的把土地留給父母，或荒在鄉村；有的妻子留守，丈夫外出。這是真正讓人糾結的地方，涉及第二個層面，新農村實現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可是鄉村變成空巢，現代化了的一切誰來保護？他們的生活習慣誰來幫助改變？當他們無法成為發展農村的動力，那么新農村的未來在哪里？

　　南方周末：很多省份在試點“土地流轉”，在讓農民進城搞城鎮化的同時，把農民土地收回，由專門的農業公司和農民聯合體耕種，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孫惠芬：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政府提出發展溝域經濟和現代農業，鼓勵有錢人到農村投資，搞設施農業，生態農業，吸引農民對土地的感情。

　　一波又一波城市大老板來到鄉村，他們分兩種，有的確實有實力，在打拼中產生了精神的逆城市化，想回鄉創業；有的，并無太大實力，但受到政策補貼誘惑，想用投資套政策賺錢。

　　第一種人，他們干起來了，轟轟烈烈，從農民手中流轉了大面積土地，甚至當上了鄉村的領導人，成為了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模范和典型，因為他們，農民不出門就能賺到錢。可是農民的憂慮依然存在，這些城市的投資者們家都在城里，他們的子女未必愿意到鄉村發展事業，他們也許有一天突然抽身而去？即使不考慮長遠，這種能吸引投資的村莊也并不普遍，大多村莊沒有這樣的機遇和條件。

　　第二種人，他們也干起來了，轟轟烈烈地圈了地，他們特別想在政策的支持下發一筆大財，但他們的回鄉行為里缺乏情感和資金的雙重支持，當發現農業從投入到產出過于漫長，一兩年以后，也就沉寂了下來，或者興趣發生轉移……

　　南方周末：農民在這個環節中沒有選擇權。

　　孫惠芬：任何一種變革，都總會有犧牲，然而在這犧牲里，我們看到了一個操縱者，他們不是人，而是政績。

　　假如有一天，大老板身心疲憊，為了自身生命退回城里，我們的農民該怎么辦；當有一天，小老板無力經營，把流轉出的土地丟棄撂荒，我們的農民怎么辦。結果還是落在農民這邊，于是再一次想，在這場改變農民的運動中，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農民的命運？

　　有一個例子，他們是一對夫婦，在鄉村散養莊河大骨雞，他們不用任何化學飼料，由一百只發展到一千只，由一千只發展到兩千只四千只，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展，是他們有一個造船廠的親戚，在城里人都擔心吃不到安全的雞和雞蛋時，造船廠企業的親戚就鼓勵這一對小兩口為企業工人養安全的雞，結果，他們的信譽受到呵護，他們的雞場越來越大，榮譽感、自尊心和錢袋子也得到滿足。

　　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農民自己改變自己的可能，可是，如果沒有親戚，他們如何能做到跟城市的互動呢，政府有沒有可能參與到這種城鄉互動的良性循環中呢？事情確實非常復雜。

　　南方周末：更年輕的農村人，不會種地不回鄉，城市也進不去，融入很困難。

　　孫惠芬：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在為了溫飽和生存打轉。我在家鄉信訪局，聽到讓人辛酸的案例，當年，人人都夢想著城市，一戶農民托人把戶口遷進城里，住到城郊，成為非農戶，很多年來，他一直等著街道拆遷拿補償住進高樓，結果二十幾年過去，一直沒能如愿。突然有一天，農村開始發養老金，六十歲就可以每個月拿錢，生病還有一定額度報銷，他不是鄉村戶口，享受不了政府的政策照顧，于是便四處上訪。

　　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海邊村子里的人，當年聽說所在的鄉政府要搞小城鎮建設，就設法把戶口遷進鎮邊，結果一等二等政府計劃變了，而他遷出的村莊實行灘涂流轉，每畝灘涂上萬元補償，他又上訪，非要回到原來的村莊。可不用說政策上符不符合，單是原來村子里的人就堅決不同意。在發展變革中，這樣的故事太多了。

　　南方周末：有沒有你想不通的故事？

　　孫惠芬：看了那么多自殺案例，我越看越嘆氣，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果就自殺了。

　　《生死十日談》第一個故事，婆媳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爭吵，媳婦嬌生慣養，天天上網，不做家務，她罵了婆婆，婆婆就自殺，喝了百草枯；媳婦嚇壞了，喝了點豆腐的鹵水死了。這個故事剛聽時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處打探，理由自然就來了，比如兒子和媳婦是80后，都是獨生子女，都想進城買樓生活，可公公習慣農村，講派場，在農村蓋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覺得對不住媳婦，把她當成寶貝一樣養起來了，不讓她干活，結果，寵慣得太厲害了，就發生了悲劇。

　　我寫生死的最大動力，不是想讓大家看到，農村多么落后、多么貧困，社會狀況多么糟糕，觸動我寫的動力，是看到了那些活著的人是怎么堅強地活著，死去的人為什么死。我們常常講，現在的人如何沒有尊嚴，沒有高貴的情感，但是我在有些自殺者身上發現了高貴的情感。雖然他們為此付出了死的代價，但當尊嚴閃耀光芒的時候，你不能不之震動。

　　在采訪他們的故事時，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不管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在精神上，困境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