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我寫的金庸不僅僅是個武俠小說家

　　十年后再推《金庸傳》修訂版

　　傅國涌 我寫的金庸不僅僅是個武俠小說家

《金庸傳(修訂版)》 傅國涌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6月 定價：48.00元

　　◎人物名片： 傅國涌，1967年生于浙江樂清，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最近十幾年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企業史、言論史、知識分子的命運史等。著有《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主角與配角——辛亥革命的臺前幕后》、《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另一種讀法?

　　◎核心提示

　　倒轉十二年，傅國涌沒想過會寫《金庸傳》，更沒想過會在今年推出《金庸傳》的修訂版。

　　武俠小說的長盛不衰讓金庸這一人物成為出版界的寵兒。市面上關于金庸的傳記以十個指頭數不完，如何才能出新，平視還是仰視，這是個問題。

　　“我沒有采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一般而言，如果平視傳主，不回避他人生中的負面內容，傳主誠然會不高興，至少心里不高興。真正的困難在這里�！备祰�涌說。事實上，2003年，傅國涌的《金庸傳》初版出爐時，就曾經讓傳主“不高興”了。

　　“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北藭r，金庸對媒體的這句表態，讓此書甫一問世便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和爭議。

　　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采訪過傳主。傅國涌說，他寫的是傳記，不是報道，不一定要采訪傳主。在他看來，只要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不是要為金庸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這一具體個案窺見20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歷史脈絡�！�

　　誠然，金庸會不高興，但傅國涌還是在寫。

　　談金庸印象

　　金庸人生的缺憾

　　就是沒上完大學

　　南方日報：《金庸傳》初版面世已10年。期間您對金庸的認識有沒有變化？

　　傅國涌：對他的認識大的方面并沒有什么變化，但隨著掌握的材料越來越多，對他的認識確實越來越深。他稱自己“這一生經歷極復雜”，他也的確是一個極為復雜的人，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政治，都有很多外人無法知道的秘密。但是作為公眾人物，他一生的遭遇和選擇，大體上都有線索可循。特別是他辦的《明報》、《明報月刊》和他的文章。

　　南方日報：金庸被封上了很多頭銜和綽號，有人稱他為“文壇俠圣”，也有人稱他為香港“良知的燈塔”，在您心中他的形象是怎樣的？

　　傅國涌：我認為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深受儒家傳統影響，有強烈的民本主義色彩，同時長期辦副刊、寫電影劇本、寫武俠小說、辦報，都要考慮到香港市民的口味，帶有很多商業社會的特質。他是中國文化和香港殖民地時代的商業環境融合的產物，他的大陸情結和香港身份奇異地交織在一起，成就了他的報紙和武俠夢。他精明、世故，有洞察力，自始至終都知道自己該做怎么樣的選擇，他成為世俗社會萬人羨慕的對象不是偶然的。

　　南方日報：最近“金庸在北大讀博”一事備受關注，很多人評價他“活到老學到老”。您怎么理解金庸的讀博情結？

　　傅國涌：這個消息再次惹起輿論關注，其實也很悲哀。每個人總有自己的缺憾，哪怕金庸這樣的人也不例外，他人生的缺憾之一就是沒有上完大學。1943年，他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外文系，讀了一年就“被”退學，后來在東吳大學法學院，一年不到，也沒有拿到文憑。無論多少名牌大學請他做名譽教授，給他授名譽博士，他內心深處都并不滿足。他做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時，執意要做隋唐史、中西交通史專業的博導，遭到一些學院派教授的質疑。在這個領域他沒有相關著作和論文。此事傷及他的自尊，也正好觸及他人生的缺憾，他去劍橋讀博，再悄悄到北大讀博，大概都與此有關。

　　南方日報：前幾年的教科書“金庸與魯迅之爭”也曾引發社會廣泛討論。您說過，這個世界需要魯迅，同樣需要金庸。您怎么評價兩者作品的價值？

　　傅國涌：兩者的小說不在一個層面上，很難有可比性。魯迅為現代中國人構建了一個精神家園，一個可以一再回望的“故鄉”；金庸不僅延續而且發揚光大了中國人傳統深遠的“武俠夢”，賦予了一些新的內涵。魯迅的小說寄托遙深，對民族的解剖犀利如刀；金庸只是在提供娛樂品的同時，引入了人性的思考和一些文化的因素，這是武俠小說這個載體決定的。

　　金庸的才華、香港市民社會的需要、當時的特定時代環境，以及他的職業使他走上這條路。通俗文化到達這個高度其實已經難能可貴了。

　　我倒覺得魯迅的雜文與金庸的社評更具可比性。魯迅開創的雜文諷刺傳統用一種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方式針砭時弊，曾贏得許多讀者，但是這一文體的限度也是明顯的。與魯迅同時代的是張季鸞在《大公報》的社評。相比之下，金庸社評有老《大公報》的流風余韻，更直接地批評時政，對于時代的問題作出正面回應，陽光、明朗、直接。魯迅屬于文學史的，當然也將是思想史長久關注的對象，他的一些雜文對中國問題有過很深入的思考。金庸屬于言論史、報業史，他的社評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有歷史研究的價值，但這不影響它們的價值。未來的新聞教材、評論課寫作，其實可以拿來作為范文使用。

　　談傳記寫作

　　修訂版對金庸的“黃金時代”多有增補

　　南方日報：您說當年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不可能去寫《金庸傳》，何種動因促使您后來又對此書進行修訂？

　　傅國涌：此書初版時留下了不少遺憾，沒有看過《明報》、《明報月刊》是我一直耿耿于心的。有機會，這個遺憾當然要補上。我一直在研究百年中國言論史，熟悉《大公報》代表的文人論政傳統。金庸早年的《明報》社評，他對“文革”的分析和預測，都是值得關注的。我從心理上接受寫金庸的原因，是把他看作一個文人論政、文人辦報的類型，而不僅僅是個武俠小說作家。這也是我為什么會耗費時間去修訂此書的內在動力。

　　南方日報：您認為成為一個好的傳記作者必不可少的條件有哪些？

　　傅國涌：一個好的傳記作者要具備的條件很多，其中不可少的是對事實的尊重，搜集材料、甄別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寫作的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能真實地理解傳主所在時代，有清醒的判斷力和洞察力。

　　南方日報：為在世的人與為已故的人寫傳記相比，有什么不一樣的感受？

　　傅國涌：其實，重要的不是為在世的人或是已故的人，而是采取什么樣的視角去看待傳主。一般而言，如果仰視傳主，傳主是不大有意見的，而且樂意提供幫助。如果是平視傳主，對傳主人生中負面的內容也不回避，傳主誠然會不高興，至少心里不高興。真正的困難在這里。對我來說，我只想客觀地呈現傳主真實的人生，拿材料說話，而不加添主觀的想象。作為歷史研究者，我能做的是盡最大可能地收集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我的發言權越大。當然，因為缺乏傳主的幫助，一些細節上還是會留下遺憾。

　　南方日報：據出版方稱，修訂版的《金庸傳》挖掘出不少鮮為人知的資料，具體增加了多少內容，能不能舉些例子？

　　傅國涌：增加了約10萬字以上的新材料，大致解決了幾個大的具體問題。第一，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金庸為什么和香港主流輿論發生沖突？我找到了可靠材料，可以比較好地回答。他在《明報月刊》1993年1月發表的《功能選舉的突變》毫不回避，作為“既得利益的建制派”，他“滿意現狀”，不希望變動太大、太快、太多。他對香港的熱愛是毋庸置疑的，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他對香港的感情，他把香港當作了家園，沒有客居感。

　　第二，他為什么認同北京。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我去年才找到，這是1972年3月1日他在《明報》社評上寫的：“我們并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

　　第三，他在國民黨統治下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幾次與黨化教育發生沖突，中學時兩度面臨失學，都因為校長保護才過關。他在大學時代被迫退學，他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滿，卻為什么沒有成為一個左翼青年，成為一個革命者，而是始終保持了對讀書的興趣，以不左不右的姿態到了香港。我大致上也找到了答案。

　　南方日報：在搜集資料和實地探訪中，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經歷？

　　傅國涌：也談不上有意思的經歷，做歷史研究常常是平平淡淡的。我只是到金庸早年生活、求學的一些地方看了看。在衢州石梁的下靜巖村，一些老房子還在，依稀還有當年的影子，學生寫的字還殘留在房子的梁上。我們在石梁鎮走訪時遇到一位80歲的老人，向他打聽抗戰時衢州中學的情況，他執意換上干凈衣服，陪我們走了一大圈。爛柯山也是金庸的舊游之地，到現在只有那山、那石頭變化不大。我以前誤以為石梁鎮這個地名與爛柯山的石梁有關，其實毫無關系，還隔了一個衢州城。在香港的英皇道651號明報大廈舊址，我徘徊良久，叮叮當當的電車恍然就是80年代以前的樣子，那是《明報》呆得時間最久的地方，他大量的社評是這里寫出來的。

　　南方日報：您在修訂版豐富了對金庸報人身份和辦報情懷的敘述，刪減的章節則主要是他賣掉《明報》以后的晚年歲月，這樣處理出于哪些考量？

　　傅國涌：其實我真正要寫的不僅是金庸這個人，更是這個跌宕不定、大起大落的時代。初版雖然以他的報人生涯為重心，但當時因掌握材料的限制，對他的“黃金時代”即1959年到1989年的敘述還不夠，這次在這方面有很多集中的增補。在他晚年，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賣掉《明報》以后的20年，他跟時代之間已沒有多少互動，或者說他已不構成對時代的多少影響。這20年是他享受盛名、鮮花和掌聲的晚年，在他整個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并不重要，而且有關他的消息媒體都報道過，網絡時代很容易搜索到，我在修訂版只用了不到2章的篇幅，只講了幾個比較有爭議的事情，比如涉及他的新聞觀的變化、他從做博導到讀博等。

　　談研究心得

　　我所做的談不上“對偶像的顛覆”

　　南方日報：有人評價，您在對金庸、李敖和王朔等偶像人物的“顛覆”，與在對張元濟、向繼東等一批淹沒無聞的人物的樹立之間，貫穿的其實是一個相同的邏輯，即現代價值的建構與堅守。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傅國涌：其實我所做的也談不上“對偶像的顛覆”，我只是對他們有過一些批評而已。我發掘的也不是淹沒無聞的，比如張元濟在出版史上就是影響巨大的�，F代價值的建構與堅守，是我認同的。

　　南方日報：您長期關注知識分子命運史，那么是從何時開始從“私人記錄”的角度解讀1949年這個時代轉折點上的知識分子心路的。對于那一代知識分子您感觸最深的是什么？您又如何看待當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及命運？

　　傅國涌：2003年春天，我在西湖邊的蘇堤漫步時突然明確想到的，雖然此前就已經重視并這樣做了。由此我決定寫一本《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其實，比這本書更早的《葉公超傳》寫了一個文人從政的類型，葉公超本人不寫日記，我就是通過他的很多師友(包括胡適、吳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無忌、周作人、季羨林等)的日記、加上回憶寫的。

　　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情況各不相同，很難一概而論。如果一定要說，我覺得他們多數人對未來是抱著善意的期待的，他們對自己將要面臨的不測命運并無確切的估計。當代知識分子就更不可一概而論了。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說，知識分子就像一地散落的珠子，滾到各自不同的角落去了，或者屁股決定腦袋，或者出于更復雜的人性，不同的人做出或將要做出不同的選擇，所以很難整體地說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及命運。就個體而言，人們會有不同的選擇，也會有不同的命運。當然，誰也免不了處在整個中國的命運當中，沒有人能在時空上得以幸免。我們在生活，生活不在別處，這就是命運。

　　南方日報：進行了這么多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您覺得這給您帶來的最大樂趣是什么？據說您曾表示，學者在本專業之內必須有點“刺猬”氣質，在非專業領域則當一只“狐貍”，您認為您是哪種類型？

　　傅國涌：我說過，回望過去不是懷舊，而是尋找，找到一個通向更美好的自由、開放社會的起點。我始終相信，歷史中埋藏著新的種子，過去可以孕育出未來真實的生命，將復雜的歷史事實復雜化，這是歷史研究者通過不斷努力可以逼近的，歷史研究不僅有探尋真相的樂趣，同樣充滿未知的樂趣。

　　我一直記不起我曾說過這句話，“刺猬”和“狐貍”的說法好像是西方某個知識分子說的，我印象中也沒有引用過。此前也有人寫文章引用這番道理，說是來源于我。我其實從未想過自己屬于哪種類型，我只想老老實實、腳踏實地，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并盡我所能地將手頭的事做得更好。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劉長欣 實習生 欒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