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 強調人文關懷”

——專訪香港著名作家、文學博士葛亮

葛亮

　　相信很多人，談起香港文學，頭腦中還是固化一個概念，那就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或者梁鳳儀的財經小說。包括去年香港書展評出的年度作家也斯，內地的媒體都覺得陌生。那么，香港文學，尤其是近些年，香港、內地交流溝通大大方便、密切之后，它的特質在哪里，變化在哪里？作家在香港這個城市的寫作與表達，狀態如何？

　　記者專訪了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著名作家葛亮。作為寫作者兼研究者，他對香港文學的觀察更直觀，也更立體。

　　香港文學強調語言的方言化

　　“我們對香港文學大概還是存在成見，傾向將之定義為一種地域文學。比方說，似乎只有談及‘九七’，談及文化身份認同，李碧華小說《胭脂扣》等作品的文學意義才得以凸顯。”談到香港文學的特質，葛亮說，香港文學有自己獨特的敘事模式﹐包括強調題材的“在地化”和語言的風格化與方言化 ；同時，他們的作品中有些普世性的人文關懷存在，大概不能用“傷城”與“我城”等語境性詞匯概括其全部價值，“香港作家西西的批判力與黃碧云的鋒利，不見得只放在香港才成立。后工業化時代帶來的種種都市癥候乃至異變，在當下中國放之四海而皆準。”

　　同時，葛亮并不否認香港是個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中西交匯的特質。另一方面也是關乎它作為城市的獨立性。‘中環價值’固然是一個層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別是殖民文化的歷史遺留也讓香港人念念不忘。”葛亮說，香港近年來有個非常熱的概念，叫做“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 ，一個皇后碼頭的拆遷，可以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其實是一種歷史危機感的寄托。就文字而言，也是如此。隨意一份香港報紙，都是和現代白話文相去甚遠的 “粵方言書寫體”。但對香港本地人，是非常親切的。文學的呈現，就是地方甚至身份認同感的直接體現。

　　在香港堅持寫作，需要勇氣

　　香港的文學從業者生存狀況如何？葛亮說，在言說空間上，在香港也許更自由。但從個人生存的角度，在香港堅持寫作，需要勇氣，因為有時間與生活的雙重壓力。但的確有相當一批人致力于此，“在這個環境里寫作，我心里還是踏實的。因為沒有什么包袱，寫作更多是一種表達上的需要。這就使我的寫作行為變得相對簡單。”

　　葛亮結合自己最近完成的一本以香港做題材的小說為例，進一步談道：“這本新書叫《浣熊》，這個暑期同時在內地與港臺出版，與讀者見面。《浣熊》更為關注香港本土民間社會的現實。為此在撰寫過程中，作了很多的資料收集和訪談，應該說是一本落在實處的小說。”如在書中所寫：“這城市的繁華﹐轉過身去﹐仍然有許多的故事﹐是在華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黯淡。當然也有許多的和暖﹐隱約其間﹐等待你去觸摸。任憑中環﹑尖沙咀如何‘忽然’﹐這里還是漸行漸遠的悠長天光。山下德輔道上電車盤桓﹐仍然也聽得見一些市聲。”

　　港臺文學進入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

　　近年來，隨著香港和內地交流、溝通日益密切、便利，越來越多的香港作家在內地出版作品、參加活動，香港文學進入了一個更開闊的時空。“這兩年的港臺文學出版狀況，大概一方面表現了華語文學界日益開放的大氣候。這不僅指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更多是一種文化視野的表達。很多資深港臺作家的作品得以在內地出版，實際將中國當代文學軌跡中相對模糊的部分、我們一直以來認為是支流的部分明晰化了。如果將當代文學譜系比喻成一棵family tree，無疑港臺文學近年規模化的出版，令這棵樹更為枝繁葉茂。”葛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