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女作家羅洪：見證世紀文學沉浮

羅洪近照

羅洪(中)與巴金(左)朱雯(右)

羅洪發表于《上海文學》2009年6月號上的小說《磨礪》。

　　上世紀90年代，文學大家柯靈主編的《虹影叢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被譽為民國十大女作家的冰心、丁玲、蕭紅、凌叔華、羅洪等人的代表作品被收于其中而成為經典。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唯一健在的羅洪成為碩果僅存的作家。

　　更令人稱奇的是，2009年6月號的《上海文學》，羅洪近二萬字新作《磨礪》赫然登場，據了解，小說完成于當年2月。啊，100歲！羅洪還在寫小說。我不由肅然起敬。為此，近兩年我曾兩次登門造訪，有幸拜見這位“人瑞”。我心儀于這樣的拜訪，傾聽文化老人的傳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戀于舊聞中獲得新聞。

　　然而，日前我欲再去看望這位前輩時，電話那頭傳來了她家阿姨的聲音：“羅老師的身體近來不是太好，行動也不大方便。”我理解阿姨的意思，遂送上了深深的祝福。采訪雖不能成行，但兩次見面情形歷歷在目。羅洪老師聽力不是很好，需要大聲說話才能聽見，但思路完全清晰，一口松江鄉音聽來親切。當你坐在她的面前，與一位曾蜚聲文壇的世紀文化老人交談，我真的從未有過這樣的激動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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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夫妻

　　相濡以沫六十年

　　羅洪，原名姚自珍，1910年11月出生于上海松江。1929年畢業于蘇州女子師范學校。1930年起開始發表作品。抗日戰爭爆發后離滬，直至勝利后才重返上海。曾為《正言報》編輯副刊《草原》與《讀書生活》。1947年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徐匯女中任教。1953年后，在《文藝月報》《收獲》《上海文學》雜志擔任編輯直至退休。先后出版《兒童節》《腐鼠集》《這時代》《踐踏的喜悅》等短篇小說、特寫集12本，《春王正月》《孤島時代》《孤島歲月》長篇小說3部，以及散文集一種。2006年出版《羅洪文集》3卷。

　　羅洪老師告訴我，她登上文壇，跟兩個人大有關系，一是她的愛人、翻譯家朱雯，羅洪稱“伲(我)先生”；另一位就是當代文學大師巴金。

　　1929年，羅洪從蘇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回家鄉在松江第一高級小學任教師。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處女作是隨筆《在無聊的時候》，發表于當年5月號《真美善》月刊。第一篇小說《不等邊》，發表于同一雜志的10月號。

　　這時，羅洪認識了畢業于蘇州東吳大學的朱雯。朱雯1928年就開始文學創作和翻譯活動，并創立了文學刊物《白華》。當羅洪看到雜志上刊有鄭伯奇和蘇雪林作品時，很感興趣，于是寫信到編輯部想郵購，就此知道了編者朱雯。當她發現這個志趣相投的編者竟也是松江人時，趁朱雯春節回家鄉，便相約在醉白池見面。從此，鴻雁傳書不斷，兩人暢談各自創作的情況，交流對新作品的感受。

　　老練的朱雯不僅談論生活與創作的關系，還用自己創作的體會，去印證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羅洪深受啟發。那時，朱雯愛讀沈從文的小說，且經常得到這位來自湘西作家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指點青年的長信。每每讀了沈從文的信，羅洪更是受益匪淺。不久，兩人將他們的交流合作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

　　一年后，羅洪和朱雯喜結連理。那日，真是高朋滿座，巴金、施蟄存、趙景深等紛紛到場祝賀。當時在青島的沈從文，也寫來了幽默、風趣，有著沈氏特有風格的賀信，信的最后，是散文一樣的祝福：“天保佑你們，此后盡是兩張笑臉過日子。”

　　可兩人結婚沒幾年，就爆發了抗日戰爭，全家不得不背井離鄉，先后輾轉于桐廬、長沙和桂林等地。“憂患增人慧，艱難玉汝成。”郭沫若在長沙時寫給夫婦倆的這副對聯正是他們生活的寫照。盡管生活顛簸，卻沒能阻擋兩人創作的熱情。這個時期，羅洪文思泉涌，寫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及漢口、長沙等地的報刊上發表。

　　朱雯是國內全面譯介德國作家雷馬克的第一人。《西線無戰事》《凱旋門》《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斯本之夜》《三個戰友》，雷馬克一生所著11部小說，朱雯翻譯了6部。文革后，翻譯作品紛紛重印，但朱雯說不經過修改絕不能出版。過去迫于條件限制，他是從英譯本轉譯的，所以對老譯本不甚滿意，于是決定重譯《凱旋門》。

　　可朱雯當時的心臟病情最讓家人擔心，先是心律不齊，后是陣發性房顫。羅洪回憶說，病情稍微穩定一點，他向我們保證每天只動筆兩小時，事實上兩小時剛好在“勁頭”上，他哪會甘心停筆，一天總要工作三個多小時。稿子未改完，病情加重。朱雯拿出一個小本，上面寫著所有人名地名的新舊對照表，交代完羅洪一切才放心地去了醫院。就這樣，余下的通讀和修改任務落到了羅洪身上。40萬字的重譯稿在羅洪的幫助下終于完成，《凱旋門》首印20萬冊，受到歡迎。遺憾的是，1994年，朱雯未及看到新書面世就長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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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出了我的第一本書”

　　提起往事，羅洪難忘文學大師巴金對自己和朱雯的關愛。

　　朱雯與巴金相識是從普通讀者開始的。朱雯欽佩巴金的才華，以讀者的名義寫信向作家談心請教，沒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從此兩人書信不斷，雖素昧平生，卻像是熟識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的內容告訴正在熱戀中的羅洪，讓其分享自己的愉悅。他們覺得巴金不僅講誠信，對社會也有很強的責任心，商量后決定到上海去見他。他們在環龍路(今南昌路)見到了正在寫長篇的巴金，相談甚歡。不久，巴金到蘇州回訪了他們。后來，還受邀來到松江，賞玩佘山，品茗聊天至深夜。

　　羅洪告訴我，巴金當時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一天，巴金主動對她說：“我看你發表了不少作品了，夠出一本集子了嗎？有五六萬字就夠了。”接著又說：“有空把它編起來。”就這樣，羅洪的第一本小說集《兒童節》在巴金的關心下誕生了。羅洪說，除她外，還有劉白羽、蕭乾、陳荒煤等人的第一本書都是經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解放后，巴金當選上海作協副主席，作協下屬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創辦時，羅洪是小說組組長。羅洪沒忘記，她有問題即向巴金請教，從編輯思想到稿子審定，巴金毫無架子，都給予她直接的幫助。

　　還有一件事最令羅洪難忘。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朱雯翻譯雷馬克的長篇小說《凱旋門》、《流亡曲》兩部譯作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解放后，朱雯潛心翻譯蘇聯阿·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苦難的歷程》三部曲。當時，他手頭只有一種英譯本，很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圖書館都沒找著。一天，無意間與巴金談起此事。想不到的是，沒多久，巴金竟把一本裝幀精美的俄文版《苦難的歷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激動得朱雯無言以對。更令人感動的是，羅洪后來從巴金夫人蕭珊口中得知，他們家搬到武康路后，書還沒來得及整理，為找朱雯那本書，那次巴金翻遍了藏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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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真正的小說家”

　　羅洪解放前后出版短篇小說、散文、特寫集和長篇小說達十余本。1980年后，又為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叢書”自選了一本集子，取名《踐踏的喜悅》；還有新編短篇小說集《倪胡子》、“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群像》、短篇小說集《浮蟻集》、舊作選集《逝去的歲月》、民國小說經典《薄暮的哀愁》等。

　　讀羅洪的作品，我們不僅可以通過時間的隧道回顧到歷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強烈領略到她那獨特的籠罩全書的一種哀愁傷感的氛圍。 羅洪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她攝取生活的能力與把握題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無復雜錯綜的故事，而以側重人物性格刻畫見長，特別是細微精致的心理描寫，竭盡當時的人情世態，在她那幾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別的作品里，依然浮現出她作為女性那種特有的絲絲情狀。

　　著名學者趙景深在《文壇憶舊》中這樣說道：“向來現代女小說家所寫的小說都是抒情的，顯示自己是一個女性，描寫的范圍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羅洪卻是寫實的，我們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幾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個女性，描寫的范圍廣闊，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說家都只能說是詩人，羅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說家。”

　　曾經為她出過書的出版家趙家壁在談到羅洪舊作《春王正月》時也說，羅洪與上世紀30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不同，“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婦女，不寫家庭瑣事，更不寫工人、農民和士兵；她用這樣的大手筆，以藝術形象，集中而生動地描繪了一幅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上海附近一個古老城市的舊中國錯綜復雜的生活畫卷。”

　　但就是這樣一位作家，“文革”中，她被迫退休。直到1977年來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藝雜志如百花競放，她那顆“死”了的心，重又跳動。

　　羅洪那支似乎已經抽澀了的筆，又滋潤流利起來，她相繼在《上海文學》《人民日報·大地》等全國各地著名報刊上發表作品。她寫出了反映上海“孤島”時期生活的中篇小說《夜深沉》，及反映當代愛情悲劇的《沒有寫完的生活答卷》；從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創作雜憶》，為研究新文學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作為一個世紀的文學沉浮見證人，她的作品還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年》“小說卷”、《中國新文學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說卷”、《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及《20世紀中國女文學文庫》等重要選集中。

　　作者手記

　　一個與文學結緣的人，他(她)的寫作可能就是一輩子。羅洪老師堪稱代表。我記得那天，她從書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學》，說：“這里有我寫的最后一部小說，完成于2009年2月。沒想到，6月份就刊登出來了。”

　　我接過雜志，羅洪老師說：“編輯部送了我一些，我又買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這一本。你可帶回去看看，但要還我。”老人笑了，依然那么隨和，依然那么認真。

　　翻開這篇封筆之作，我仿佛看到老人在燈下孜孜寫作的身影。小說跨越時空半個多世紀，敘述了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反右”運動中遭遇沖擊，最終獲得平反的故事。栩栩如生地表現了人物的赤子之心與愛國情懷。

　　太難得了！作為世紀文學作家，健在的已寥如晨星，而百歲羅洪堅持創作并推出小說新篇，這在中國文壇實屬罕見。

　　太陽從東升到西落，每日都給人類留下光和熱。羅洪“憑著一種對人類社會廣博的愛，以及深厚的熱誠”，為20世紀中國的新文學留下了自己的無限赤誠。她曾說：“天下每一條成功的路，都崎嶇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無可幸致，各種藝術品的創制，都漫無止境。這需要不斷的努力，一種默默的堅毅的努力。”她的這種真誠和努力，將是留給文學史的一筆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