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戲劇歷史悠久,傳統深厚,在中國戲劇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河北多樣的文化形態,燦爛的文明史,孕育產生了中國戲劇最早的因子,這里有中國戲劇“活化石”之稱的儺戲——武安儺戲;這里在中國戲劇的巔峰——元代,為中國戲劇貢獻了關漢卿、白樸、王實甫等戲劇大師,更有真定、大名兩個元雜劇中心。在“花部”興起后,這里先后誕生了河北梆子、評劇、老調、絲弦等近40個地方劇種;中國話劇——文明戲在這片土地濫觴。在以后的各個歷史時期,河北戲劇都和著時代的節拍,沿著自身的足跡發展著,書寫著自身獨特的歷史。也許,正是因為這里的戲劇文化燦爛而又繁雜,長期以來,各種戲劇研究成果琳瑯滿目,但卻沒有一部系統的河北戲劇史來描摹和記錄下河北戲劇發展的明確軌跡。這種有意無意的忽略,無疑造成了戲劇史完整性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正如《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開篇指出的,“中國的戲劇史,如果沒有河北戲劇的參與,將會是暗淡無光的戲劇史”。由龐彥強、崔志遠等編著的《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的出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具有了填補河北現代戲劇史空白的史學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
戲劇是綜合藝術,而劇本始終是戲劇的根本。一部戲劇史,首先應該是一部戲劇文學史。《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并沒有刻意在歷史分期上進行“創新”,而是沿用史學界普遍采用的歷史分期,以“啟蒙新潮時期(1909-1937)”、“戰爭洗禮時期(1937-1949)”、“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1976)”、“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1976-)”四個階段,對河北地域內創作和產生的戲劇文學作品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歷史梳理,將宏觀把握和文本細讀相結合,對各個歷史時期河北戲劇文學的代表作品進行客觀評判和深刻反思,將作品與作家放在當下的歷史現實中進行考察,進而勾勒出河北現代戲劇發展清晰的歷史軌跡和脈絡。戲劇文學的高度和深度,決定了戲劇的高度和深度。河北現代戲劇從“五四”前后文明戲誕生為濫觴,貫穿著一條鮮明的“為民族”的思想主線。在各個歷史時期,無論是“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運動,還是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運動,乃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河北戲劇創作都體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追求和傾向,緊貼現實,甚至把戲劇這種藝術形式當作“戰斗的武器”,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河北戲劇也因此獲得長足發展,取得很大的成就。“大眾的接受方式決定了戲劇的形式。在殘酷的抗日戰爭中,人民大眾要邊生產邊抗日,戲劇不僅是藝術,同時也是一種鼓動和宣傳”。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由于河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將歷史上曾經歸屬河北的天津等地也劃歸到河北現代戲劇史敘述的范疇,因此,南開新劇、文明戲成為河北現代戲劇的濫觴。這是一種科學歷史觀的體現。
《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體現出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緊緊圍繞戲劇藝術的本體,即表演藝術的特質進行戲劇文學史的描述。從清代康、乾以降“花部”興起后,中國現代戲劇就進入了表演為中心的歷史階段,表演藝術風生水起,百花爭艷,占據了戲劇的大半邊江山。很多著名演員參與到戲劇文學的創作中來,有的甚至擔當起戲劇改革與創新的先鋒和主導。這在河北戲劇創作中表現更為突出,評劇的主要作家成兆才本就是蓮花落演員;最早創作了“時裝新戲”的“響九霄”田際云是河北梆子的泰斗級表演藝術家……因此,這一時期的河北戲劇文學與表演藝術“教學相長”,互相促進,成為河北戲劇的一個新高峰。戲劇文學畢竟是要通過表演體現在舞臺上的“文學”,《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始終很好地把握住這一特性,在對戲劇文本進行細讀的同時,兼及舞臺呈現效果,使讀者對劇目能進行較為全面的了解。
《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還貫穿著明確的反思意識和現代性觀照。書中不乏一針見血的真知灼見,如對熊佛西的農民話劇實驗的評述:“熊佛西的農民話劇實驗,不僅對當時也對后世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任何藝術品種……如果失去了最為廣泛的接受群體,那么剩下的只是一條沒有前景的死路。”正因為河北戲劇始終是“貼著大地飛行”,其局限性也很明顯。作者在充分肯定成就和貢獻的同時,對劇作存在的歷史局限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不用說對成兆才等民間藝人出身的劇作家的創作,既不拔高,也不貶低,能給予客觀的評述,就是對影響極大的宋之的等的作品,也不諱言其局限和不足。如對其代表作《武則天》,作者寫到“該劇的情節顯得抽象、單調,缺少厚實、博大的氣勢,除了武則天外,其他人物比較蒼白,虛弱如飄忽的影子”;“話劇藝術作為一種外來藝術也隨著解放區戲劇藝術的發生和發展,進行并完成著她在中國的鄉土化和本土化歷程,取得非同凡響的成就。”但書中也指出了明顯的不足,“主題的單一性,情節的單純性,沖突的明確性,語言的直露性,人物形象的扁平性等”。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戲劇創作,作者明確指出“創作主體性缺失、主題立意和敘事結構套路化形成的雷同,是這一時期幾乎所有反映現實的作品共同的尷尬。這種尷尬固然是政治教條僵化戲劇創作的例證,更是社會變革與戲劇創作心理完全不合拍的深刻反映”。
秉筆直書,方為信史。著者這種不文飾、不雕琢的學術態度,使《河北現代戲劇文學史》具有了更高的史學和學術價值。(趙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