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時代的大學文學教育——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文國訪談

　　周志雄：在中國，傳統文學教育是由私塾、庭訓等方式完成的，近代社會以來，中國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興辦大學。近百年來，大學文學教育從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和藝術評判體系。請您談談對現代大學文學教育的看法。

　　張文國：19世紀中葉，中國遭到帝國列強侵略，中國有識之士痛定思痛，謀求救國之道，其中重要的舉措就是興辦大學。中國大學的興起為中國文學教育的轉型起了重要作用，改變了文學教育由私塾承擔的局面，在文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上有了全新的變革，學生學習的文學教材不再是四書五經，而是帶有現代西方體系的文學課程。接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文學教育廣泛宣傳文學為人生、為社會的思想，文學承擔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重任。學生們接受文學教育不是為了科舉考試，而是致力于社會的變革，文學的社會作用被提到空前的地步。這種文學的啟蒙情懷與傳統的儒家社會理想相承，核心內容是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又有新的時代內涵。

　　現代的大學文學教育兼有多重功能。一是傳承文化理想和人文精神，二是培養文學寫作人才和文學研究人才，三是文學知識的傳授和文學素養的培養。落實到根本是對文學人才的培養，大學文學教育的終極目的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養具有現代人文情懷的人。英國學者舒馬赫說：“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標就應該是傳播價值觀念，讓我們知道活著要做什么。”“文學是人學”，文學中蘊含著人類文化精神，文學作品以其形象魅力和情感感染力在培養人、教化人的活動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學文學教育肩負著傳承世界優秀文化的責任，在文學作品的閱讀、欣賞、研究之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如“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之風，“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社會責任感，“一片丹心圖報國”的愛國主義情懷，“修己安人”、“學禮以立”的個人精神操守，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的現代普世精神，敢為天下先的時代創新、創業精神等等。

　　晚清時代興起的中國大學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大學開設了國文系，開始新式文學教育，傳播現代思想，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道路。“五四”是中國現代文化的起點，其核心的精神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這是貫穿在現代文學中的一條主要思想脈絡，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自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之后，大學為現代作家提供了新的職業，在現代文學史上，國內知名大學聘請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學者出任文學教授教職。魯迅、梁實秋、胡適、葉公超、聞一多、徐志摩、沈從文、穆旦、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廢名、朱自清、葉圣陶、老舍、錢鍾書等現代著名作家在大學里從事文學教育活動，培養了一大批文學人才，以他們為中心的創作培育了現代文學的“現代”品格，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學教授”文學傳統。在大學或著名作家周圍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創作團體，如 “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等等，這些社團的成員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卞之琳、李廣田、何其芳、林庚、季羨林、王佐良、臧克家等一批學生作家在大學中脫穎而出，他們的創作帶來了現代文學的青春氣息，有現代的內容和現代的形式，與古代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創作區分開來。

　　受西方文學教育的影響，我國大學文學教育普遍采用以文學史、文學理論、語言學、翻譯等科目為主體的現代文學教育體系，這種體系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大學教育是我國文藝政策推行的重要渠道。大學文學教育培養了一批文學評論家隊伍，他們的文學批評對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周志雄：上世紀末以來，文學漸漸邊緣化，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大學文學教育也遇到了很多新的問題，請您談談當前國內大學文學教育的現狀和問題。

　　張文國：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家的思想、工作中心轉到發展經濟上，文學在社會改革發展中的作用漸漸邊緣化，文學作品漸漸失去了轟動效應，純文學期刊發行量達幾十萬份乃至上百萬份的盛況成為歷史，大學生詩派的詩人群體紛紛下海經商，詩人伊沙寫出了“餓死詩人”的詩句。大學文學教育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從1999年大學擴招開始，大學文學教育的問題愈加突出。

　　首先是中文系生源質量下滑，文學熱過去了，優秀學生高考志愿首選中文系的漸少。80年代北京大學的中文系有很多來自各地的高考狀元，如知名作家劉震云是河南的文科狀元，知名文學批評家李敬澤是河北的高考狀元，但現在的中文系少有高考狀元。

　　人文生態惡化，不利于文學教育。高校擴招，貸款建校，高校通過并校、升級，學院成大學，一般大學向綜合大學邁進，已經是國家重點大學的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數字化量化考核成為國家考察大學的重要參數，大學教師每年要填報各種表格，要不斷地出成果，不斷地拿項目，以增強“競爭力”。在這種考核機制的導向下，大學教育重科研，輕教學。課堂教學缺乏大的投入，講授者缺乏激情，缺乏生命質感，將豐富的文學課變成了了無生氣的文學史知識的傳授和文學概念的肢解。本科生多在新校區上課，授課者一般上完課就急著趕班車走人，難以和學生建立生活化的溝通，出現一個輔導員管理數百個學生的局面。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有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所好的大學必須有一批師德高尚、學術出眾的教授。文學研究是一門“軟功夫”，需要長期的積累和廣泛的涉獵，難以速成。現存的考核機制讓大學教師難以將多年的時間投入在一個課題領域的研究中，為按時結項，需要盡快地出成果，完成數量堆積，應對相應的考核、驗收，難以從整體上提升文化藝術修養。

　　文學教材僵化。表面上看，文學教材不斷地升級、改版，內容不斷地擴充，但各大學為了應對教改項目驗收及各級評審，以集體作戰的方式趕工期更新教材，致使教材缺乏個性，缺乏創新，同質化傾向突出。拿文學史教材來說，如勃蘭兌斯所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要寫作這樣的教材，除了對主體素質的高要求以外，還要求寫作者有全身心的投入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而在現行體制下，少有編撰者能做到這一點。

　　技術至上、實用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沖突沖擊文學教育。文學是一種軟性學科，在就業競爭中處于弱勢，中文系學生有很多的無奈，很多學生一進大學就開始進行職業規劃，熱衷于考各種證書，參加各種考級培訓，忽視對專業基本功的學習。前些年，大學生不讀世界文學經典名著的討論激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中文系的學生很多不讀文學作品，只是被動地去參加課堂的學習，考試前背背文學史教材。在研究生面試中，出現了很多考分很高，閱讀面卻很窄的學生。近年來，師范院校中文系研究生整體素質下滑，有學術志向的學生越來越少，報考公務員的比例越來越高。

　　大學文學教育離文學本體越來越遠。大學文學教育存在重理論，輕實踐，重書本知識的傳授，輕實際能力的培養等問題。在大學中文系，在校學生將大量的時間用于英語過級及各種“非文學”活動，平常動筆少，除了一點有限的寫作課訓練，很多中文系的學生平時不寫文章，課程的考核也不注重對學生寫作能力的考查，大學中文系也不把培養寫作人才作為培養的目標。

　　德國教育家斯普朗格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東西，而是把人的生命感、價值感喚醒。”文學教育更應如此，過于實用的現實目標壓抑了“閑情逸致”，壓抑了學生的自由思想空間。中國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現行文學專業學生的專業基本功不明確，文學研究和歷史學、哲學、藝術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分得過細，學生的視野過窄，影響了學術發展的潛力。

　　周志雄：中國大學是借鑒國外大學的建制發展起來的，在您看來國外大學的文學教育有何特點，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張文國：國外大學的文學教育對歷史的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國外最早的大學是歐洲的行會在中世紀自發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如被稱為中世紀“母大學”的博洛尼亞大學，被稱為“歐洲大學之母”的法國巴黎大學，等等。早期的大學以培養專業人才出名，如博洛尼亞大學以培養法律人才著名，巴黎大學以培養牧師著名。大學不僅促進了歐洲的科技進步，在推動人類文化進步方面也起了積極作用，路德、加爾文、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莫、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和牛頓等學者和科學家就是在大學中成長起來的，正是這一批學者推動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促進了教育的普及，開啟了現代文明之路。1810年著名德國教育家威廉·洪堡創辦了柏林大學，使傳統大學向現代大學轉型，洪堡認為：“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為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啟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圍繞大學的教育定位，各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容否認，大學在文化傳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揚等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西方的大學文學教育在這方面有著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1959年，英國著名學者C.P。斯諾在劍橋大學發表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說，他說，要重新考量大學教育，要改變大學過分倚重科學文化而導致的專門化傾向，必須實現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要實現這樣的融合，大學文學教育責無旁貸。

　　國外大學的文學教育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學科體系。國外文學研究的領域相對寬泛，不像國內分得這么細。在國外，一個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可能需要學習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知識。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十分繁榮，處于人文科學的前沿，這與廣泛吸收哲學、語言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最新成果分不開，20世紀有代表性的文學批評家幾乎都是哲學家，如德里達、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等。在國外，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一個外國教授往往對最新的電影、電視劇極為熟悉，而國內的中文系教授往往認為這些都是流行文化，不值得研究。國外中文系學生跨專業學習的情況也非常普遍，這種文學與其他學科融合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國外的文學教育對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前面談到大學教授與現代文學的關系，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大多是與世界各國的文學教育和文化影響分不開的，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是日本留學生，胡適、梁實秋、林雨堂、徐志摩留學歐美，巴金、艾青、李健吾留學法國，朱光潛及“戰國策派”作家留學德國，翟秋白、周揚留學蘇俄。他們的域外大學教育豐富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志雄：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有深厚的人文底蘊，面對新的時代要求，在實施文學教育方面有何新舉措？

　　張文國：山東師范大學是一所師范院校，文學院在文學教育方面也一直在積極進行改革和探索。尤其是近期，山東省正式實施“名校建設工程”。山師被評選為第一批山東省應用基礎型特色名校重點建設，而漢語言文學專業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建設專業。因此，學院希望以此為契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期在文學教育的改革創新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

　　(1)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強化人文素養元素。最近幾年，我們在充分認識文學教育的內涵、功能和意義的基礎上，在“強化專業建設、深化教學改革”指導思想的指引下，深化實施并完善以“大類招生，二次選拔、分段培養”的立體化人才培養模式。按專業大類招生，入學一年后，通過專業考核、綜合測評和專業面試等環節，選拔有志于從事教育工作的優秀學生進入師范類專業學習。在這種“1+3”教學模式下，第一學年專業大類設置的均為通識課程，本來的用意是打好學生的專業基礎，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但現在看來，目前的課程設置還是過于偏重專業課程，如“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漢語”、“文學概論”等，而真正注重人文素養教育的課程還是偏少一點兒。雖然如此，這種改革的指向是明確的，理念是先進的，從而也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2)突顯教師教育特色，加強教師素質培養。60余年的教師教育已積淀成山東師范大學鮮明的辦學特色，成為我校的立校之本和發展之基。作為建校伊始即設置的系科之一，文學院一直下大氣力在教師教育方面做文章。我們一直注重完善教師教育培養方案，現已逐漸構建起“通識教育+學科教育+教師教育”有機結合的教師教育課程體系。為此，我們采取了很多具體的措施，比如我院一直堅持舉辦“四月劇風”小劇場話劇節。話劇節涌現出很多優秀劇目，在省市和學校屢獲大獎，也成為我校第一批“校園文化活動品牌創建”工作立項項目之一。類似活動不僅鞏固了學生的文學專業知識，更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表達能力、策劃能力和組織能力，一句話，提高了學生的整體文學素質。另外，借助山東省名校工程建設的契機，我們擬實施“10個百工程”，主要包括：進100次中小學課堂，寫100個語文教案，做100次讀書筆記，讀100部專業著作，讀100部優秀作品，寫100篇小論文，練100張規范漢字書法，等等。從多種角度、以多種方式，全面而系統地提升學生的師德水平和專業技能。

　　(3)規范課堂教學過程，提高教師職業精神。再好的教學方案也只有落實到課堂教學過程中去才能得以實現，因此，我們一直關注課堂教學的每一個環節。從課前教學設計、到課堂教學展開、再到課后評價反思，每一環節都形成了一套成熟且嚴密的監督、評價、考核、獎懲機制。比如課堂教學的展開這一環節，我們每個學期都要定期舉行兩次教學檢查，檢查一般在下面五個層面上展開：教務處、學院教學督導組、學院領導班子、教研室、任課教師。前四者均要進課堂聽課，寫出聽課記錄，作出評價，打出分數。任課教師也要對自己的教學情況作出客觀的自評。每個學期末還要舉行班級學生評教的活動。教學檢查和學生評教的成績直接與年終考核、職稱評定等掛鉤。這些措施大大調動了學院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其教師職業精神。

　　(4)大力開展學風建設，營造良好學習氛圍。多年來，學院一直堅持舉辦“文苑之聲”系列學術講座，并使之成為我院的一個常態化教學工作。我們還一直推進我院的“學子講壇”活動，舉辦各種專業技能大賽，營造良好的學術學習氛圍。其中漢語言文學、漢語言專業的教學名師談說課活動、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開展的知名記者進班級活動、新聞專業的新聞評論大賽活動，都分別從本專業的實際需求出發，突出專業特色，錘煉專業技能，在學習專業、營造學風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同時，結合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和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的有利契機，在學生中廣泛宣傳，以激發同學參與創新活動，提高學術科技能力。

　　以上幾點，有些是我們比較成熟的做法，有些還只是一些設想而已。在此拉拉雜雜地說出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與大家交流，以便共同促進大學文學教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