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走向他者，進入歷史

　　從個人成長記憶出發，敘寫少年往事，是許多七十年代生人的選擇。路內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說，徐則臣的“花街”系列都可劃歸此類。然而，隨著寫作經驗的不斷積累，有的70后作家已經不滿足于此。變化在悄悄地發生。

　　一條道路是以“自我”為橋梁，走向他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喬葉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不僅成就了作為作家的喬葉，它更像是七十年代生人創作實踐的一個“寓言”。如果說之前，“我”和祖母的關系是對峙，隔膜，那么，隨著成長，逐漸走向了理解、體貼與和解。喬葉用細膩的筆觸刻畫了親人之間微妙復雜的愛，代際之間的隔閡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大。就像喬葉所感悟到的，“揭開那些形式的淺表，我和她的生活難道真的有什么本質不同嗎？” 這樣的抒情語段如果用來理解自我和他人的關系，也是精準到位的。我們終于意識到，對他人的理解就變得無比重要，因為，從他人的鏡像里，能清楚地映照出我們自身的樣子。正因為如此，當魏微接連寫下《李生記》、《胡文青傳》，李生，是特指，更是泛指，李生，是我們每一個人。魏微放棄了經營多年的女性主義的視角和敘述語調，開進了都市“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她開始鍥入她曾經感到茫然的歷史，去尋找一個人的出處與來路，這努力很勇敢也很可貴。同時，這努力中還隱藏著巨大的野心。在對一個個“他者”塑形的過程中，魏微想要完成的是對時代的追問，即一個人成為什么樣子，時代在多大程度上要為其負責。相比起魏微駕輕就熟的情感題材而言，難度不可謂不大：且不說在短篇有限的篇幅內如何依靠情節和細節而不是概述來敘寫一個人漫長的一生，更遑論時代如何在一個人的生命褶皺中立此存照。因為是探索之作，不能說魏微處理得多么圓熟，字里行間還有刀劈斧鑿的痕跡，但我以為，在這篇小說里，作家展示了和小說人物的“同一性”，即“自我”的變動不居與尚未完成。

　　怎么寫和寫什么向來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在走向他者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喬葉的新長篇《認罪書》的探索可資借鑒。我將之名之為“說話的態度”。為了探求梅梅的秘密，金金選擇了讓所有與之相關的人開口說話。于是，被隱匿起來的真相就像拼圖一樣被一塊塊撿拾起來，在眾聲喧嘩中拼出了一個答案。這十分考驗作家的功力。她不僅需要“因人塑聲”——根據一個人的年齡、性別、籍貫、文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寫出他要說的話，還得“聞聲見人”——根據一個人的說話反映他的性格、命運等。對此，喬葉顯得游刃有余。事實上，在她寫于同一時期的短篇小說《扇子的故事》，就完全是在“說話”中完成了所有的敘事。

　　無獨有偶，作家魯敏在去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六人晚餐》里顯示了大致相同的路徑。她也選擇了讓六個人物依次講述故事，于是，我們看到了同一故事的不同側面，或者是故事的接續。有論者認為，“六棱體的心靈化的敘述，使魯敏得以越過人物的外部經歷與故事，而完整地進入了歷史和心靈的內部，得以敘述他們的心路歷程，并展示他們彼此的依賴與沖突，以及他們血肉相連或休戚與共的性格與命運。” 為什么會這樣？我猜，一方面是因為70后作家們在耗盡了“講述自我”的動力之后，對他人產生了深深的興趣。他們需要在文字中盡可能地深入他人的世界，內心的和語詞的，將自我與他人聯接起來。這是一個成熟作家的必經之路，正如魏微所說的，“我這些年，總覺得是與什么東西連起來了，大片大片的，使我知道，我不再是孤獨的個體。” 另一方面，近些年“非虛構”的盛行使口述體漸入人心，是否可為小說帶來新的質地還在實驗當中。

　　七十年代生人踏出的更為勇敢的一步是以正面強攻的方式直接進入歷史，探詢社會之所以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歷史成因。這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魏微的另一部中篇小說《沿河村紀事》。這篇小說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寓言化加工的方式叫人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論者將它與王蒙的《堅硬的稀粥》、韓少功的《爸爸爸》相比較)，體現了作家與意識形態和思想傳統展開對話的能力。這個在現代化影響下逐漸打開自己的小山村，可不就是古老中國的隱喻。魏微在這部中篇小說里探討許多宏大的命題，比如革命是如何生成的，權力話語與經濟話語是如何共謀又是如何互相牽制的，比如知識分子在后革命中國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等等。在戲謔化的敘述中，一個荒誕的嘈雜的中國歷歷在目。在這篇小說里，魏微擺脫了單一的敘述語調，多種聲部交織在一起，有著雄渾、闊大的力量，一洗往昔小兒女的姿態。作者對于自己的這種變化是有自覺意識的，魏微反省說，“一些更廣大、闊朗的東西走進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對自身之外的物事的關注，千頭萬緒，愈理愈亂。年輕時自以為很簡單的問題，到了中年變得繁復無比。”

　　魏微的創作實踐是否暗示我們：七十年代生人將告別“經驗個人”，走向一個更宏闊更繁復的世界？恐怕也無法輕易斷言。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滿足于在小說中塑造“經驗個體”的作家正在探索“敘事個體”的構建。這從一個側面也證明了這一代人對于“怎么寫”的熱情要遠遠超過“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