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者人恒重之”——范曾訪談錄

弈秋課徒圖

　　杜甫像

　　5月15日，風景如畫的北京大學彌漫著春天的氣息，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正在進行——科學與文學雙峰并峻，試圖分享各自的奧秘，構架嚴謹和浪漫之間的彩虹橋。這一天，91歲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58歲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與數百名莘莘學子聚首燕園，探討夢想和奮斗，探討如何看待“誠”與“信”，探討對美、哲學、信仰、價值的認識。

　　為這場思想盛宴穿針引線的，是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范曾，他作為主持人用充滿哲思和趣味的語言，鉤沉千百年來藝術的修為和科學的秘笈。5月19日，在京郊范曾畫室抱沖齋，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范曾，字十翼，1938年農歷六月初八出生于江蘇南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的半壁河山成為淪陷區，他在逃難的途中呱呱墜地，在蘇北農村度過顛沛流離的兒童時代。他最朦朧的記憶，便是與一大群衣著襤褸的孩子圍著木窩玩，玩具就是手中的土塊和石子，以及一條溫馴的大狗，與他分享手中干硬苦澀的餅。

　　抱沖齋的一壁，是偌大的立面畫案。雖未見證范曾揮毫潑墨，但畫案所透露的主人的意氣風發、磅礴氣勢可見一斑。

　　歲月的風輕輕拂過，留下先知先賢的空谷足音。在墨跡斑斑的畫布背后，似乎有無數的身影在躍動，他們長袖舞動，衣袂飄飄，裹挾著數千年的煙云浩渺、風雷激蕩。在這里，剛直不阿的鐘馗、清靜無為的老子、仙風道骨的莊子、高標自持的屈原、建安風骨的曹操、倜儻風流的李白、沉著雄渾的杜甫、慷慨悲涼的蘇東坡、疏淡峻逸的柳宗元、嬉笑怒罵的蒲松齡、豪放不羈的曹雪芹……恍然可見他們倜儻的身影，聽到他們朗朗的笑聲。毫無疑問，范曾在作畫之時，將自己也畫了進去，他忘不了成長中的青春恣肆、苦難中的堅韌不拔，也忘不了狹路相逢的寒霜、華山論劍的雄心。

　　抱沖齋窗外，一棵千年老槐樹開枝散葉，綠蔭蔽日，這是他從山東被砍伐危境中挽救而來的“魯槐”，陰對陰、陽對陽，精心栽種。草木有情，它以葳蕤蔥蘢的生機，回報范曾。

　　午后的陽光從老槐樹的枝丫間篩下來，在抱沖齋投出斑斑駁駁的影子。沉香氤氳彌漫，絳墨醉意繚繞，我們的談話隨意輕松，范曾時而旁征博引，時而妙語連珠。對晚學后生，他儒雅謙恭、文質彬彬。然而，談到美術的現實與歷史，他顧盼自雄、傲視古今；話說文苑的恩怨與是非，他鞭辟入里、略無恕詞；論及命運的豐富和沉重，他直抒胸臆、沉吟不已。范曾曾經寫有二十四字自評：“癡于繪畫，能書；偶為辭章，頗抒己懷；好讀書史，略通古今之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文中劍氣，力透紙背。“我保持為人的尊嚴，自重者人恒重之。”他說，不加掩飾的狷狂撲面而來。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此斯人之謂歟？

　　記者：范先生，很高興有機會與你面對面談話。鑒于你在文化界的影響力，以及評論界對你的評價和爭議，我希望在提問中保持對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時，也保持我們的尖銳和鋒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么可介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學問之道。我今年75歲，在這個年紀，早已“從心所欲不逾矩”。

　　記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場“科學與藝術”的對話，邀請楊振寧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報已有報道，無須我贅述。我舉行過很多次和一些高人達士的對話，比如，我曾經和楊振寧在新加坡有一次關于“美是什么”的一個講座，我認為美術界不少人其實不懂美，更說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比如，我還曾經同數學家陳省身同臺，講“繪畫與數學之美”，同哲學家杜維明同臺，談過“天與人”。我想我們需要多些對宇宙、自然、人生的認知，這是我們對于藝術與生命認知的力量之本。

　　記者：你在《警世鐘》一文中曾表達這樣一個意思：21世紀人類將會有一個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諧”。你是一名藝術家，為何將視野放大到這樣廣闊的領域，關注超乎美術之外的諸多話題？

　　范曾：要求六七十億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種制度、信仰和宗教，無異于癡人說夢。祈望平安快樂，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體物理學家開普勒所說，宇宙是六聲部的大交響。這大交響帶給人類的應是安謐和寧靜，這是對人類的無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這不言、不議、不說的宇宙，以它橫無際涯的廣大慈悲，帶給人類善意和恩澤。

　　記者：我理解，這是一種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的偉大境界。你想表達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時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復作用。

　　范曾：老子講過，“反者道之動”，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的文化復興也好，回歸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狀態下的一個必須的、基本的過程。老子曾經說過“靜為躁君”，意思是寧靜和諧是萬類的主宰，它足以使煩躁和不安降服。當浮躁統治人類的時候，會失去根本之性，心靈失去了主宰，所謂“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地球將會變成一團亂麻。

　　中國先哲崇尚自然，視之可見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見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還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變的根本道理。這道理布之彌廣，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對人類有限的歷史和個體有限的生命，那是永遠無法窮極的藏得太隱秘的“理”之所在，這“理”給人類恩澤無限，永無盡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記者：《易干鑿度》記載，“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你取字為“十翼”，顯寓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創作和思考過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謂一家之言，就是獨特的見解、獨立的判斷、孤蹤獨往的堅守。古往今來，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宇宙和人的關系，可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從源頭開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馬克思曾稱古希臘是人類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們也可以把中國的春秋戰國之交稱為中國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講當時沒有戰伐、沒有殺戮，而是指人們的思想比較貼近自然。

　　記者：中國古代的種種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獻或后世詮注中都顯現出橫空出世的狀態。學者努力嘗試解讀雖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沒能作出理性的結構和架設。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邏輯，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體現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莊子曾經跟惠施辯論一個命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講的是物質的分割性。20世紀70年代，楊振寧回國，毛澤東就問過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嗎？楊振寧說，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無窮極的過程。這個樸素的想法在中國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過，但是他在那個時代被稱為“名家”，也就是邏輯家。遺憾的是，這個邏輯的思想沒有得到發展。比如說，數學是科學之母，數學的核心就是邏輯學。中國從漢代流傳下來的《九章算術》和《周髀算經》，它都不能算作是數學，而是一個算數的術。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缺乏邏輯特質，這已經是不爭的憾事。

　　記者：藝術占據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段。你筆下的人物與你有怎樣的關聯？似乎是你經歷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范曾：的確如此。我的藝術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那是因為我所畫的主題弘揚了中國不朽的歷史、文化。人們喜愛我的畫，那是因為其中有著炎黃子孫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歲，考上了南開大學歷史系。19歲時，中央美術學院成立美術史系，我寫了幾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給江豐院長。文章立論當然是疏漏膚淺的，但文筆可能不墜家風；中央美術學院很快地表示歡迎我去。美術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場，我轉到中國畫系。在這里，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那么多的藝術大師：蔣兆和、李苦禪、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劉凌滄、黃均、俞致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書法：“七十二難”，鼓勵我勇猛精進。

　　記者：鄭欣淼曾經高度評價你的藝術創作，“詩魂書骨，大美不言”。你的繪畫作品都有著強烈的“尋根意識”，你如何看待中國美術傳統對于你的影響與觀照？

　　范曾：我認為，舉凡中國先哲深睿高華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詩家沉雄逸邁之篇章，皆為中國畫源頭活水。

　　我曾經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跟沈從文先生編繪中國歷代服飾資料。這是件十分浩繁艱巨的工作，今天想來，是對我的考驗和鍛煉。

　　閑暇時候，我整理我的藝術思路，發現這樣一條清晰的線索：從顧愷之—吳道子—李公麟—趙孟頫—陳洪綬—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國白描線條的發展史，對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嗎？從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濤，到乾隆年間的“揚州八怪”，他們言簡意賅的藝術語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嗎？是的，我有力量將線描勾勒和大潑墨結合起來，創造嶄新的、屬于自己的世界。

　　記者：在5月15日“科學與文學”對話中，你和楊振寧、莫言曾分別選擇一句話送給在場的學子。楊振寧選擇的是“自強不息”，莫言選擇的是“青春萬歲”，你選擇的是“誠外無物”。你怎么理解這四個字？你可曾用這四個字指導你的創作和治學之道？ 

　　范曾：有一次在法國，我在大仲馬像前鞠躬，周圍幾個法國青年人嘲笑我，說看這個東方的老頭在干什么！我說，你們知道他是誰嗎？這是你們法蘭西的驕傲，大仲馬的書你們讀過嗎？他們說，不知道，沒讀過。所以，現在青年的危機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西方同樣存在。正是這種危機意識迫使我說出這四個字。我認為，天賦和勤奮缺一不可，我擇選弟子，首先考慮誠實。“誠外無物”，這是我們目前社會最需要提倡的品質和修養。黨和國家對人民“誠”，人民一定會擁護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講誠修睦，大道之行，做到天下為公的話，那么一切為非作歹、營私舞弊的人都會在這“天下為公”的潮流下淹沒。在國際關系上做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都是先賢非常好的教誨。其實我想我們的軟實力就是講這個民族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就是構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軟件，而這種軟件是亙古常新的。

　　記者：世界輿論稱贊，過去30多年，最偉大的舉措是改革開放。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范曾：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里講過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愿意的，歷史領著走，不愿意的，歷史推著走。這是他對資本主義的徹底悲觀之論。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要改革，我覺得習近平同志講了一句話“治大國如烹小鮮”非常之好。大的國家要治理它一定要有非常嚴格科學的步驟，而不是視之易、舉措急。

　　記者：你在“科學與文學”的對話中，也講到中國夢。你如何看待你個人的理想追求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之間的聯系？

　　范曾：我最近總在想我們大家暢想的中國夢，我們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我簡單地理解，什么是價值？就是“有用的”；什么是核心價值？就是“最有用的”。中國目前最有用的核心價值是什么？黨的十八大已做了明確表述。按照我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以人為本。孟子曾經講過：“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非常深刻。

　　記者：美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邦談到美國的現狀時，稱之為“資本時代”。眾所周知，近年來，藝術與市場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特別是美術領域，它的市場化力度最大，畫家追逐利益投身商業的很多行為深為社會各界所詬病，也有人批評你用流水線方式創作中國畫，你如何看待這些社會意見，如何看待美術和利益的關系？以及美術的市場化和商品化問題？

　　范曾：這是畫家的悲劇，是藝術的悲劇，是藝術家的悲劇，我們要擺脫這種悲劇必須保持心靈的純潔，要時時刻刻想到自己是個藝術家，為什么在這個世界存在著，你對藝術，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起著什么作用。我可以坦率地說，今天的畫家多不思考這個問題，一些畫家沒有藝術追求，甚至蠅營狗茍，玷污了藝術的尊嚴和圣潔。

　　我對待這些只想到自己怎么市場運作怎么賣錢，沒有藝術品格的人，鄙視而遠之。市場上有很多我的畫，都是假畫，造假之人很齷齪。

　　記者：現在外面對你有很多爭議，比如人與人之間的是非恩怨，你覺得是跟你思考和表達的風格有關系嗎？或是跟你做事的率性而為有關系？

　　范曾：都沒關系，和人性的弱點有關系，妒忌、惱怒、怨仇、嫉恨，“妒惱怨恨”構成了對中國當代優秀人才的污泥濁水。你看，我的生活非常平靜，非常認真。《四庫全書》在我書房里，8萬卷，我挑出近800卷來，準備看30年。我今年75歲了，準備看到105歲。為什么定這個目標？我知道這是為自己。孔子講：“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己，為的什么呢，修身、齊家，沒有修身、齊家，怎么利他？何以談治國、平天下？

　　網上有關我的一些貶損不實之詞，我看都不看。真正觸犯我的尊嚴了，我就把他告到法庭。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所以不畏，就是我所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力量，我的生命的力量。

　　記者：以你內心的感覺，你認為當下文化界可以與你對話的人，數之幾何？

　　范曾：知我者寡。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彭修銀曾道，萬卷蟠胸見自高，百川橫地一峰尊。我是個離群索居的人，我讀書、交友、作畫，無愧我心，自得其樂。

　　記者：你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帶了不少博士生，你選擇學生的標準是什么？古語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你對于自己的學生可有什么期待？

　　范曾：我選擇學生，首先是品格，其次是學養。兩者盡皆完備者不多，可是天下之大，還是有很多可以栽培的棟梁之才。對我自己的學生，我當然期望他們功成名就，可是，他們想超越我，要付出霜晨雨夜的辛勞，還有一段艱苦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