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農民工的時代歌者

　　范小青認為，構成小說的各種要素，必須具備參與總體運作的動力，必須順應總體發展的邏輯，才能符合自己的要求。這使她成為一個隨物賦形、富有高度表現力和綜合抽象能力的優秀短篇作家，在小說營造中一切著眼于總體性效果，而不逞才使氣、無節制地旁逸斜出。她的許多短篇中，敘述者隱身于本文后面，無偏無私，在對各色人物的深入敘述中不斷變換視角。范小青向讀者敞開生活中互為矛盾的多面，把握著故事推進的火候，敘述者仿佛一個遙遙地保持著一段距離的領航人。敘述者雖然很大程度上與范小青是復合的，但并不能完全劃上等號。在那眾多的故事中，貫穿始終的是一顆耐得住世事、經得起沉浮的是她的蘇州心，一種對生命本真的審視。這種氛圍籠罩之下的范氏短篇故事平滑而流暢，處處映現出理智創作的意圖。她追求雅致的敘事，一切需要簡練明了，保持微妙平衡，力避那種因缺乏理性提煉而造成的龐雜臃腫的毛病，理性的健全和成長使范小青走向人生更為開闊的境界，筆墨近乎線條，沒有一般女性作家的華麗和溫情，巧妙地展現了社會時代的變遷與人物的命運。

　　生活中的范小青是一方“領導”，但創作中的范小青僅僅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人，她也真正喜歡接觸小人物，并固執地認為，每個小人物身上都有閃光的地方，因為他們沒有被附著更多意識形態，因此更加透明、純粹，她關照他們的生存就像在打量自己的命運，她與他們休戚相關。她所記述下的點點滴滴或許并不起眼，但它們像人生所經過的一個個小小的驛站，連綿組成了生命的歷程。

　　范小青曾經與家人一起，被運動沖擊到了蘇州吳江最偏遠的一個鄉鎮，在那里生活，她就在鄉鎮讀中學，后來當“知青”，實實在在做起了農民，直至恢復高考，考上大學，然后留校任教，再成為專業作家。因此，城市的邊緣人，引車賣漿者，家庭主婦，自由職業者，下崗工人，普通小人物，構成了她短篇小說中的基本人物圖像和現實人生的生命版圖，也正是這些普通的人物和生活場景，讓她的作品有著生活的質感和不一樣的人生情懷，以及人性的溫度，特別是近十年在作品中(包括了中、長篇)對農民工的描寫，當代作家中如此卓有成就、如此引人注目、如此傾注深情厚意、如此贏得方方面面尊重與肯定的，實在不多！中國社會長期的城鄉分割，形成了文學上的農村題材和城市題材的劃分，二者在思想內容和審美形式上有諸多的不同，作家不能用過去那種單一的狹窄的眼光去觀照生活，必須用更加宏闊客觀的視野——城鄉交融的視野。范小青近年的許多短篇小說將視線放在與鄉村生活特別是農民工有關的人和事上，具有一種沉靜綿長的韻味，讀者能在她醇厚的帶有地方特色的語言中，感覺到那種真實而純樸的農民工氣息，哪怕是寫現代都市生活，她也會引入鄉村原野的清新自然之風，質潔淡雅之花，嵌入她所塑造的卑微質樸的鄉下人最純美的形象，然后組合為城市水泥森林中一道純美的散發著無限生命活力的風景。

　　在不平而壓抑的城市生活中，遙遠的鄉村已成為一種溫馨的記憶，給人們帶來情感和心靈的慰藉。對農民工而言，城市代表的現代物質文明和鄉村代表的詩意生命體驗不可兼得，物質與詩意分裂，現代化背景下的生存真實變成了一個被迫遠離詩意的過程。農民工進城現象，是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轉移，是貫穿世紀之交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之一。數以億計的人口大規模流動，給城市帶來了活力與繁榮，也給社會帶來了壓力和陣痛。農民工話題，如今早已成為各級政府關注的熱點：民工潮、民工荒、層出不窮的詩薪事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農民工犯罪問題，等等，許許多多的宣傳，加強了人們對農民工信息量的攝入，但廣大農民工的內心世界卻很少被人知道，原因之一是關心農民工的疼痛溫暖的文學作品太少，農民工題材在許多作家那里成為一個失落的空白。范小青的農民工題材短篇小說，無疑成為解讀農民工命運的一個窗口和范本。中國目前有5億城鎮人口，其中一億是農民工。他們進入城市后，不是改變衣著、把方音改為蹩腳的官話就能變為城市人的，在巨大的反差面前，他們從感覺困惑到揣摩、適應，倫理、心理等方面受到的沖擊以及發生的變化都有很大的書寫空間，在當下的短篇小說中，這種深刻的描寫是很少的。曾幾何時，小說要么是劍走偏鋒的光鋒，要么是夢囈般的后現代，要么是小資文學、二奶文學，記錄時代變化、反映時代心聲這一功能已蛻化成為很多作家謀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寫著不痛不癢的文字，撈著實實在在的好處，難怪人們驚呼：文學到了唱國歌的時候了，離大限不遠矣！

　　自從范小青開始注意農民工，她的目光就再也不能從他們身上走開，他們牢牢吸引了她，主宰了她，他們辛辛苦苦為城市賣力賣命卻被城市踩在最低層，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卻被城市牢牢地排斥，甚至他們一分鐘前還是一個城市的創造者，轉眼就變成了城市的破壞者。城市對他們的看法是曖昧而復雜的：農民工已不再是鄉里的農民，穿戴得不倫不類、模仿著城里人舉止的農民工，無情地破壞了城市對質樸農民的原始想象，身穿劣質西裝的小伙子和綠紅失調的姑娘們在城市背景的襯托下不僅強化了城市人關于鄉下人土氣的觀念，而且讓城市人看到他們“貪”的一面。不僅如此，農民工作為城市的不速之客，還打破了歷來城市人對待鄉下人的心理上的安全距離，大量農民工進城，沖擊了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他們成了城市下層居民的競爭對手，他們到處出現在原本只屬城市人的生活場所里，城市人真切地感覺到了農民工正在入侵并瓜分原為自己獨享的城市空間；由于流動人員相對較高的犯罪事實，不安全感正在城市人心中迷漫開來。凡此種種，對于既有的農民工、打工者、外來人員、流動人員等認知意識，不可能不造成沖擊，也不可能不影響人們看待農民工的視線，以什么樣的視角去面對大量離鄉背井走入城市討生活的農民工，成為一個重要問題。觀念上對社會公正的訴求與現實中對農民工的不適應，多少令城市人感到無所適從。正因如此，人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對作為抽象類別的“農民工”表示關懷的社科研究成果，卻很少見到以真誠情感書寫現實“農民工”的文學作品。農民工的精神游離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民間之間找不到歸宿，這是一種新型的邊緣人，他們的肉體和靈魂都在城市穿梭，他們是連接城鄉的橋，因為有了他們，城市人也開始了自己的變化，從對世界的認識到每個人關注的對象，都發生了變化，范小青自己也不例外，近年寫農民工的作品，至少占了她所寫小說的一半，《在街上行走》、《回家的路》、《象鳥一樣飛來飛去》、《法蘭克曼吻合器》、《城鄉簡史》、《父親還在漁隱街》、《這鳥像人一樣說話》等等，均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父親還在漁隱街》是一篇發人深思的好作品�！案赣H”在小說中既是一個實體，亦是一個符號。小說以尋“父”開始，它成為小說主線。“父親”是進城務工的剃頭匠，娟子和母親沒有他的消息，只有寄回的錢證明著他的存在，對留在農村的母女而言，“父親”已遙不可及。考上大學的娟子到城市尋找父親，她只記得“漁隱街”這一符號，但原來的漁隱街已變成了“現代大道”。在這里，“父親”與娟子母女的阻隔不僅有城鄉之間的障礙，還有時間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不僅父親消失了，與“漁隱街”相關連的一切都消失了。范小青在小說中創設了幾種可能性：作為一個農民工，“父親”的消失可能是一個陳世美的產生，可能是混得不成像子或其他什么，不愿與家人聯系……這些可能性在小說中都有暗示，但一如既往地都沒有答案。不僅表現了農民工的命運，也彰顯了他們進城對傳統生存意義的重大影響�！案赣H”進城改變了娟子與母親的生活，所以，他進城打工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一種精神行為，他的消失對娟子母女無疑是一種極大傷害。從傳統意義上講，父親往往與話語權威、存在主體、精神支撐相聯系，“父親”的消失意味著這些東西的喪失，而“父親”消失的形而上意義在農村已是一個普遍的不爭事實，隨之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土地荒蕪、社會治安、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倫理情感……小說中，讀者發現不僅娟子在尋找父親，還有更多的人也在尋找父親：“娟子沒有想到，她從尋找自己的父親開始，結果發現了一個令她驚愕的事實，并不是只有她的父親隱去了，許許多多的父親都離開了他們的親人，他們都在城市里消失了”。這些父親不僅遁離了親人，也迷失了自己。小說蘊涵豐富，寫出了一個時代的困惑。作品沒有簡單地將“父親”這些農民工演義為一群承受社會不公的需要社會關懷的弱勢群體，也沒有刻意描述這些來自農村的人群與城市間的格格不入，作家為讀者保留了多義的解讀可能，她決不假意關懷農民工，更不迎合城市人，她只是一個有心、盡職的記錄者。在城市和鄉村的分裂、對峙中，作家做出了自己的精神選擇。同樣，作家沒有用道德的觀念去評價農民工的是非對錯，而是客觀表現他們的生存真實，農民要走進、融入城市，不僅僅是經濟、身份問題，更是心理、文化問題。這是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最難解決的課題之一。

　　范小青的《城鄉簡史》因凸顯了當代城鄉變革中的人性與復雜，充分發掘了短篇小說所能達到的廣闊度和深刻性，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誠如范小青在獲獎感言里講的，小說的題材來源于她生活經驗中的一種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行為。范小青將這種行為賦予文學的意義的同時，更賦予了一種社會學的認識意義。城里人自清愛書如命，因買書太多，成為累贅，“在書的世界里，人越來越渺小，越來越壓抑，最后人要奪回自己的地位，就得對書下手了”。自清將一部分書捐給了西部貧困地區的學校，不曾想將一個記賬的日記混在其中了。自清一直有記賬的習慣，仿佛成癮了，賬本的丟失，引發了自清一場心理和身體的不習慣。賬本輾轉到了甘肅西部一個叫小王莊的地方，落到了貧困學生王小才手里，他與父親王才通過賬本第一次看到城市的文明和城里人的生活，王才被其中一筆賬弄糊涂了，一瓶“香薰精油”475元，他被什么是“香薰精油”這個字典上也查不到的名字和“拇指大”一瓶的價格所深深吸引，“王才想，賊日的，我枉做了半輩子的人，連什么叫‘香薰精油’都不知道，我要到城里去看一看‘香薰精油’。”于是決定舉家進城，不是去走一趟，而是去生活。他進城租住人家的車庫做收舊貨的生意，發現城里真好，決定要做城里人了。王才來到自清所在的城市，戲劇般住進了自清小區的車庫，他雖然靠收舊貨為生，卻自感異常幸福。因為賬本誤捐一直鬧心的自清費盡周折打問到它的去向，決心去尋找，那里有他過去的日常生活記錄，他不希望因為日記的丟失而中斷了過去的日子(類似《在街上行走》)。當他看到在他日記引導下到城市里尋找生活的王才在自己的破門上寫的別人欠他的賬“一筆勾銷”四個字時，他徹悟了。范小青把筆觸從南方城市伸向西部貧困村莊，用一個城里人的記賬日記把地域跨度很大的情節勾連起來，刻畫出變革時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人們對美好精神和物質生活的向往，也透示人性的復雜性。王才的滿足感其實是很心酸的，但小說沒有寫他叫苦喊累，他住在租來的車庫，其中堆滿了收來的舊貨，密不透風，“自清問他：‘師傅，車庫里沒有窗，晚上熱吧？王才說：‘不熱的，’他伸手將一根繩線一拉，一架吊扇就轉起來了，呼呼作響。王才說：‘你猜多少錢買的？’自清猜不出來。王才笑了，說：‘告訴你吧，我拾來的，到底還是城里好，電扇都有得拾’……”王才的生活條件是夠差的，在城里的生活也是很辛苦的，但他樂在其中，真可謂辛苦而不悲苦。很多作家寫農民工要么是簡單寫他們在社會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歧視，找不到工作，要不就寫農民工犯罪。范小青的農民工就是一種無奈，一種默默地承受，她真切妥貼地描述著他們最卑微的生活追求與生活滿足，他們對生活的敬畏、對人間溫情的向往、對周遭的關切。王才形象蘇州文化的色彩是明顯的，他不是一個強悍的農民工，也不是畏縮的農民工，他比較平和，又容易滿足，面對生活的嚴酷無情，人生的種種無奈，他的精神世界是簡單中有充實的，人性是粗疏中有溫暖的。

　　《這鳥像人一樣說話》寫快過年的時候，人們相互提醒，要過年了，門窗鎖好，自行車放好，其實是說外地人(鄉下人)要回家過年了，得提防他們，這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他們回家過年時要偷本地人的東西。要不然，他們忙了一年，工錢沒有拿到，也太冤了，或者工錢也有，日子也過得節省，偏偏家里需要較多的錢派用場”。種種理由都讓外地人在春節回家時要在城里撈一票！此時，小區物業與業主空前一致：物業業主如一人，嚴防死守外地人。長年在小區收舊貨的老王因為也是外地人，同樣不許進入小區，連小區業主也不能帶他進去。宣梅的男朋友也是講一口并不標準的本地話的外地人，被劉老伯一眼識破，次次去看宣梅都受到他的盤查。嚴加防范的小區里終究還是發生一件盜竊案，劉老伯媳婦多年辛苦積攢的一包金銀首飾不翼而飛，保安班長王大栓因此被撤，老王、宣梅及其男友都受到懷疑，(其時老王早已回鄉)，最后查明卻是劉老伯拿了。在爭奪那包首飾中，劉老伯被情急之中的媳婦推了一下，等他重新再站穩、回過神來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一張嘴，說出了一連串誰也聽不懂的話，他再也不會說本地話了，經方言專家分析，這是西南邊遠山區使用人口不足一千人的方言，原來劉老伯是大山里的人，五歲以前，他就說這種語言。收破爛的老王雖然回了鄉下，但他的話卻留在了小區。小說最后寫一戶業主養的一只八哥學會了老王的話，引得人無不大笑，有人居然聽出它說的話是蘇北口音。作品中，盡管人物的靈魂與身份分別置身于城市和鄉村的臨界點上，哪怕成為“城里人”幾十年，依然改不了那一口鄉音，劉老伯患了老年癡呆癥，沒忘的竟然是罕見的土語，極具反諷意味。但誰又能說這是真正的“土”呢？這種語言蘊藏著故鄉大地源頭上的氣息和個人生命意識的起源，它深入骨髓，劉老伯用復原方言記憶的方式回歸故鄉。這種鄉土中國的個性化書寫，體現了范小青對中國農民和鄉土的深切理解，她痛徹地參悟，不計其數的中國農民，他們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工作、打工、安家等)和時間的先后進入城市，受其誘惑或脅迫，妥協于城市的現代化，但他們的根始終扎在曾經生養他們的鄉土中，任何力量都無法撼動，表達了作家對世界的寬容、對人類的關愛、對普通生命的寬度和溫度，使文本直抵人道和人本關懷，融會了范小青對筆下人物的理解、忠誠和熱愛。小說中，劉老伯的癡呆、八哥說話、宣梅的立場、保安小萬與王大栓的換位，寫得意味深長，充滿寓言韻味，小說讓你快樂卻無法笑起來，辛酸卻哭不出來，不是刻意把簡單的東西復雜化，也不虛偽地追求尖銳、深刻與力度，但表述了一種難以言傳的心理體驗。小說寫出了外鄉人在城市的遭際，表現出范小青對日常生活細致如微的觀察力和感悟力，這正是成就優秀小說家最為關鍵的素質。

　　范小青對農民工的關注帶著自己強烈的獨立色彩，她的農民工都是老老實實的但又有點小聰明小狡猾的那種。在范小青筆下，雖然現代農村生活也有雞鳴狗盜，人們也會顛覆傳統，也有現代鑼鼓的喧囂，但都抵不住她以超強的駕馭語言的能力，將惡的東西撇開，將那些最明凈最具人性的東西，如探寶般挖出來，呈現在眾人眼前，讓你驚嘆這世間還有如此純美的情感。即便是在肉欲橫流、癡男怨女的暴戾之氣遍披華林的現代都市中，她依然不改初衷，力圖在霓虹閃爍、情感漩渦中苦撐的都市人群落中，塑造純樸的農家子弟，如何患難與共，如何堅守一份此生不渝的感情，讓人感嘆！在迷離夢幻的都市中，掀開魯粉鉛華與燈紅酒綠的華表，作家更多地喟嘆擁有如此純美得散發著田野氣息的風景的可貴。

　　通過仔細閱讀我們可以發現，范小青的短篇小說在關于當下的欲望、奮斗、沖突、失敗甚或災難的諸多情緒體驗方面，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感受，通過“回憶”和考量現實這條寫作的門徑進入了一座光彩奪目的文學圣殿。她是如此深刻地洞悉了人生的種種表象，又是如此生動地為我們呈現出一幅幅感性的生存圖景，并由此引領我們去發現，去感受，去深思，這不正是文學的高貴精神和使命嗎？作為對短篇小說情有獨鐘的作家，她對短篇的理解以及短篇在她手中的變化讓人覺得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隱秘的聯系，范小青的短篇這一實體超越了本身形式的模態而成為了一種精神現象，它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范小青熔鑄在短篇小說中的一以貫之的精神指向，以及它的人文關注和價值理念；其二是與之相關的高貴典雅的美學處理。就前者而言，是范小青的敘述選擇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經驗的經典性處理；后者是指范小青找到了自己特有的小說語言與敘述狀態。所以，范小青的短篇在意蘊的經營和完成度的把握方面幾乎做到了完美的自控，這兩者恰恰是短篇寫作中最難處理的。如她對農民工的描寫，她意識到了農民工文學所反映的正是中國當下社會矛盾的焦點：“三農問題”、“城鄉差別”，她清楚地看到了農民工是無根的漂泊者和異鄉人，他們不能進入城市，也難以回歸鄉村，他們的艱難源于兩個層面：物質的貧苦與精神的貧苦，后者尤為突出；農民工進城推動了城市的蓬勃發展，但農村卻付出了衰敗的代價；等等。范小青都深情地加以注目，同時，她仍以善良溫情的筆法，寫農民工躋身城市艱苦打拼并互相溫暖，由變革時代的生活，引發出農民與市民的聯系。小說隱匿在背后的是一種精神的互通性，性善、堅忍、通達的底層人生的精神本性使范小青的農民工小說找準了時下社會底層百姓中最為基本的精神單元和最為平常的精神情態，這些小說使讀者明白，農村的現代化、城鄉的一體化，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國作家在這一領域的創作剛剛起步，文學創作與現實發展同樣任重而道遠。

　　盡管范小青的作品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應該說，她并不是一個被炒作得大紅大紫的作家，也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歸類劃型的作家，她從20世紀八十年代初一路走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為讀者世界帶來了二百余篇短篇小說，她是勤奮的，耐得住寂寞，尊重藝術規律，珍視創作個性。范小青敘述的語氣是平和的，聲調是柔美的，如小河流水般舒緩而曲折。她的短篇中沒有肅殺悲壯之氣，不會以恐怖之景驚嚇讀者，她的小說令讀者品味到人生的樂趣，得到啟迪，從而珍愛人生。在她的短篇世界中，人生是美好的，或者最終是美好的。她給小說中的人物以最大的寬容與體貼，并不是她過于溫情而缺少反撥精神，因為她對善惡有著明晰的判斷，她更愿意以優雅從容之筆去點染人性中善的亮光點，以此溫暖讀者的心靈，讓人覺得人生難得，應該很好地生活下去，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文學提醒，也是范小青最值得人感激和敬佩的地方。

　　注：

　　①《魯迅全集》，第4卷，《三閑集》，第1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凇遏斞溉罚�7卷，第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版；

　�、酆挝鱽恚骸稄那诿阏劦綌⑹聢鲂罚段乃噲蟆�，2008.4.18；

　　④ 王堯：《文化氣質與女性身份的重新書寫》，《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6期，第81頁；

　　⑤春風文藝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