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當代政治生活的文學視照

第一節 基層政治脈象的典范書寫

　　范小青“干部”系列長篇小說的第一部是1997年出版的《百日陽光》①，由它修訂而成的長篇小說《干部》②于2002年出版。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百日陽光》為標志，范小青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無論是題材，還是作品的現實性與時代感都更強烈了，她開始關注和描寫轟轟烈烈的現實生活，關注和描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修訂版的《干部》就是通過一場場緊張的、富于戲劇性的沖突，將經濟改革，特別是江南鄉鎮經濟建設中的種種矛盾糾葛展示在讀者面前。小說從最基層的鄉鎮干部寫起，上至省部領導，將身處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最前沿的領導干部的整體狀貌敘寫出來。因為作品主人公是大大小小的干部，所以，我們將其名之為“官場小說”或政治小說，也可更為近切地稱它為政治文化小說(關于這個問題，我在后面有關章節中將進行詳細討論)。但不論是哪種冠名形式，都足以讓讀書界對這部小說引起高度重視。

　　在當前大量的官場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分享艱難”式的教化和啟蒙，救世主的嘴臉昭然無遺，很少對官場日常生態做細致的描摹，揭示其內在的邏輯。可喜的是，《干部》卻從一個別開生面的切入點——鄉鎮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讓我們看到了官場另一類世態人情，其開拓意義非同一般。

　　長期以來，干部題材小說關注的幾乎都是城市機關坐在大班臺背后的“大人物”，而對鄉鎮政治的基本陌生，使中國當代政治小說對鄉鎮干部的日常生活觀照缺席，已經產生的一些描寫基層干部的作品，實際上也與鄉鎮基層官場文化格格不入。中國的社會生活早已被近三十年的發展徹底改變了面貌，對于絕大多數“70后”的人而言，鄉鎮成了一個仿若天方夜譚的神話世界，而對《干部》中項達民、柏森林、常金鵬等鄉鎮領導的日常生活，只能從推理和作者的邏輯上去度量。所以《干部》豐富了當代干部題材小說創作的新域地，使讀者對當今的中國鄉鎮領導有一個全面的重新認識。

　　傳統的政治文化認為，官員只有具有神秘感才可能產生威嚴，對高官來說，有它可能的一面，但對無數最基層的鄉鎮干部而論，則絕對地沒有普遍性，同時，在許多的官場小說中，作為社會角色之一的官員，其整體形象是相當灰暗的，甚至有很多小說把官場寫成陰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不可否認，當代官場存在奇異的實用性，現代政治文化的發育還遠未到樂觀的時候，但當代官場整體的有序性的現實也使我們完全可以質疑，那些官場小說所設計的人物、情節已和現實嚴重脫節。官場小說熱實在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官場小說在文學界的“獨樹一幟”、“奇特繁榮”，讓人油然而生的，也就不僅僅是一種欣喜的心情了。很長時間里，鄉鎮干部在文學作品中沒有獲得足夠的關注與重視，讀了這部近70萬字的長篇小說后我感到了一種真正的喜悅，我不得不承認，范小青的《干部》的確逸出了我的視野與想象的界限。由于寫作本書的原因，使我能夠如此集中的閱讀范小青的小說，她的每一部長篇小說，我都可以讀得饒有興趣，并有所心得。毫不飾偽地說，這對于我是一種不多的記憶。《干部》顯示了當代官場小說一種嶄新書寫樣式的產生可能，能夠給官場做出獨到的理解與闡釋，給官場人物以全新的發現，這樣的作家無疑是優秀而難得的。從范小青的經歷來看，她占據了絕大多數作家沒有的優勢，這種優勢就在于她豐富的從政經歷，而她又恰恰地處改革開放與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沿，生活在傳統歷史文化積淀異常深厚的姑蘇古城，蘇南經濟模式曾在全國轟動一時，在國際上也是一片喝彩。當然，這里也涉及一個常人不具備的優異素質，那就是能既入其內又能出其外的能力。很多人要么不會做官，更多的人是要么一做官就回不來，而范小青則兼而反之，既把官做得好，也把普通人做得好，更把小說寫得漂亮。這種才能絕非與生俱來，得益于她對“做官”的清醒認知與超凡發現。這是一種少見的大智慧，這種智慧在她的小說中隨處可見。那正是一種局外人的智慧，用局外人的眼光打量自己和這個世界，以超脫的地位解讀人物的處境和遭遇，從而處變不驚，穩如磐石。

　　《干部》的敘述狀態很明顯，它是演繹鄉鎮企業改革與建設發展的“蘇南現象”典型的故事。范小青把側重點做了移位，作品中大大小小的官員都被她還原于“人”，普通百姓在“人”的層面和官員身份上得到了同樣的觀照。這和一般的官場小說有本質不同，常見的官場改革小說把官員角色分成廉潔的、墮落的、墮落中被挽救的三種符號化形象，編造戲劇沖突，以正義戰勝邪惡收場。這種創作模式其實是對世道人心的敷衍和模糊化。《干部》穿透官場世相的膚表進入人心的里層，它使我們看到了范小青對社會發展主型問題的敏銳和通透認知，鄉鎮企業的興盛和頹落，榮于人也衰于人，盛極而衰的必然就在其發展的關鍵時刻人的發展的滯后或者說未被同步提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發展觀上的這種超前的冷靜透辟的價值認識，是值得稱道的。小說給我們說了很多事，寫了很多人，但這些人與事都是在平和沉毅的創作心境下完成的。平江市新任市委書記聞舒走馬上任之際，正是鄉鎮企業面臨重大危機的關鍵時刻。平江電視臺野心勃勃的年輕新聞記者盧狄對平江市的旗幟、全國先進、平澤縣桃花鎮拖欠集資款一事作了曝光，在全市甚至全省引起軒然大波，桃花鎮表面輝煌下掩蓋的種種弊端逐一暴露出來，鎮黨委書記項達民被紛至沓來的麻煩纏得焦頭爛額——將近年關，企業拖欠外地民工的工資發不出來，矛盾一觸即發；鎮屬名牌企業王桃食品廠由于出售霉變食品而在全國聲名狼藉；弟弟項小龍任廠長的明星化工廠被銀行抵押而神經錯亂；全鎮支柱企業月亮集團因總經理情變出走面臨癱瘓；研究生畢業的鎮長柏森林心存高遠，對一把手位置頗為關注……與此同時，平澤縣委書記呂正一時心血來潮，懷著復雜的心理向桃花鎮派出了縣紀委副書記尤敬華為首的調研組(調查組)，使本來就紛繁復雜的局面更加波瀾起伏。項達民征戰于不見硝煙的戰場上，無路可退的絕境使生性倔強的他斗志彌堅，一時間桃花鎮真是暗流涌動，前途未卜。桃花鎮何處去！項達民何處去！成了上下關注的焦點。項達民以及桃花鎮背水一戰的最終結果誰也無法預料。

　　我們說，《干部》非常重要的成就在于創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全新的官場人物，而且這些人物與我們既往閱讀認識完全不同。我們從無數的關于官場、官員、反腐小說中得到的只有太多灰色的感受，他們中個別人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的宵小嘴臉，那種把馬扎當沙發、把小板凳想象成主席臺、對上峰極端低俗獻媚的令人惡心的奴才樣，那種花樣繁多、巧立名目的腐敗手段，那種窮兇極惡、迫不及待的權欲和貪婪，那種獨霸天下、閱盡人間美景的野心，都給讀者以極其深切的負面印象。從那些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被權力扭曲異化過后的人性的狀態，作品透視的普通民眾并不熟悉的官場非常態因為極其生動，使其贏得了行世的理由。但是，這類小說在新的社會歷史階段、新的經濟運行模態與新的閱讀取向面前早已缺彩，同時，小說創作模式化使此類作品千書一面，故事的雷同翻版更是驚人，給人以極其弱智的感覺，作家的藝術感覺、題材處理能力顯得極端低下，缺乏創新自省，沒有跟蹤社會新足音的水準，刻畫蒼白、空洞，作家過多地依賴與使用他們的想象與夸大道聽途說的花邊故事，制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生活沒有細節，讀者明顯感到一種被調戲被愚弄的尷尬。作家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矮看了讀者的經驗與智力，殊不知，讀者中有不少人本身就處在官場，久經歷練，深得其中三昧，不諳官場套路的普通讀者也完全不需要這類小說為自己“發蒙”，它們離自己的真實生活差得太遠乃至毫不搭界。說得不客氣點，這種蒼白無味的小說其實是對讀者智力的一種嘲諷。范小青在這個問題上是極其清醒冷靜的，她的幾部“干部”題材的長篇和為數不少的相關題材的中短篇，都完全摒絕了上述現象的產生，她的小說有深厚的生活基礎，她對官場人物的熟悉使她游刃有余。中國社會的官文化過于發達，哪里的官場都大同小異，而縣級官場是最具代表性的，甚至比更高一級官場都具有代表性，中國官場應該具備的所有特色，在縣級都具備了。縣級中政府機構恰恰是最能體現當代官場全貌的地方，所有上、下級機關的職能特性在這一級機關都完整地得以體現。在近三年“純官場”時間里，范小青不僅每天熟悉著單位的同僚，對他們的生活、工作、言行舉止進行全方位的近距離考察，并記錄在心，同時，由于蘇南經濟的帶動性價值和示范性意義，使范小青對鄉鎮經濟發展有獨特的感受，對引領中國鄉鎮經濟前行并做出巨大貢獻的鄉鎮干部多有了解，并對他們深懷敬意。《干部》中有一大群全新的鄉鎮干部，他們是中國最基層的吃皇糧的領導者，這些人曾經就活躍在作者身邊，他們有血有肉，有抱負有理想，有成就大事業的渴望，同時他們亦有常人的苦惱與挫折，有悲傷與失望，這些鄉鎮干部沒有神秘感，而是和常人一樣工作，一樣為小事操勞，一樣為前途擔驚受怕，他們有坦蕩若水的時候，也有坦誠相待的為人，同樣有為某些利益爭奪而斤斤算計的時候，因為煩惱同樣會大發雷霆。這些干部有著正常人豐富的人性內涵，絕非某些官場小說模式中刻板的“官僚”。

　　《干部》中的人物是一個多層面的復合體，他們不一味地好，也不一味地壞。項達民、柏森林、常金鵬這桃花鎮的三巨頭，他們都不是貪官污吏，也不是只為個人前途著想的庸官，他們能守原則，敢冒風險，不僅精明強干，在政績上卓有成就，而且能為人著想，富于同情心。官場小說優秀與否，不在于把官場腐敗寫得是不是觸目驚心，而是這些表層化東西背后所表現的人生選擇，人格、心靈的掙扎，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豐富性；官場小說也不是越緊張、越沖突、越夸張就越好，而應該寫出人物的合理性，有細節的支撐，尤其要關注官場人物在體制下的生存境遇，關注人物的自覺和自省，把當代社會官場生活的復雜性帶進文學。因此，范小青的《干部》是“非模式化”的好小說，因為它沒有官場小說通常的“元素”，寫得相對平靜和從容，具有藝術創新的開拓精神，而不簡單地以傳統習慣思維思考生活、處理生活，人物不是好加壞或壞加好的模式，使小說具有極大真實性，而真實性就是復雜性、多樣性，做到了通俗性兼顧藝術性和文學性。范小青以獨特視角描繪和剖析當今官場百態，借此反映官員的執政能力，反映大眾生活，在當今官場與普通讀者之間架立一座橋梁，小說貼近社會生活，貫穿一種社會正義感和良好的道德法治意識，表達了普通大眾的內心訴求。

　　聞舒當年曾因為兩篇通訊受上級重視，改寫了人生。他的政治生涯應該說是從宣傳鄉鎮企業開始的，從一個農村語文教師隨后到省委書記謝老身邊工作，并隨之到中央部委工作。這些年，平江既快速發展又困難重重，平江面臨的最突出最嚴峻的問題正是當年曾經為平江描繪現代化藍圖的鄉鎮企業，平江乃至全國的鄉鎮企業，確實走到了一個重要的關口。聞舒此時走馬上任，按省委張克峰書記的說法是中央、省里都看著他，說白了，就是臨危受命。平江的典型就在桃花鎮這個聞舒曾經工作了十年并從未忘記的地方。桃花鎮是一個名聞中外的江南名鎮，由于交通閉塞、經濟落后，一直是平澤縣最差的鄉鎮之一，大吃大喝、賭博、雞鳴狗盜等等風行一時，1983年底項達民擔任該鎮黨委書記，項達民一班人把貧窮的桃花鎮帶成金銀鎮，成為遠近聞名的富鎮。當地曾有兩句話：沒有桃花鎮，就沒有平江市；沒有項達民，就沒有桃花鎮。桃花鎮成了全國先進典型，項達民成了全國勞模。著名作家陶李寫成以項達民為原型的長篇小說《熱土》上卷。《干部》借陶李對項達民的認識幫助讀者完成對主人公的解讀。陶李對項達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同樣也有一個相當大的起伏，當初她萌發要為項達民寫書的時候，她確實認為項達民具有一般人身上所不具備的良好素質，但是隨著了解的深入，隨著自己思想認識的提高，她非常擔心、非常害怕的一個事實正在越來越逼近她，她在思考：他的周圍是什么？他每跨出一步要受到多大的阻力，他每干一件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她在與楊東辯論時說：“為什么難？說到底，話又回到我開頭的意思，素質，民族劣根性，許許多多的項達民，他們是在一個大爛泥坑里搞他們的事業，他們浸在大染缸里，他們被網在網里，他們拼命掙扎，身心交瘁……”他們的明天會怎樣？這是她寫出《熱土》上卷后突然產生的巨大而沉重的疑問，既是對項達民的疑問，也是對自己的疑問。官場的現實生活無疑是豐富的，而它顯露的也恰恰是時代與社會的敏感區域，經濟生活中的癥結在其身上是體現得最為充分的。《干部》通過對鄉鎮官場生活的描繪與揭示，讀者可以觸摸到隱藏在其背后的現實真實。《干部》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沒有重點描寫官員們的緊張關系與個人私利的勾心斗角，而把更多的筆墨落在寫他們的抱負和事業，寫他們的性格與工作中表現出的優點與缺陷。這種書寫姿態由于有了活生生的人而變得不再那么透明，但恰恰如此，現實在小說中才顯得豐富而有彈性，隱晦而不失尖銳，作品因此進入了一個更深層的意義空間。

　　平江電視臺記者盧狄從桃花鎮教師魏豐城的“群眾來信”中捕捉到桃花鎮集資款拖欠的重要信息，其中涉及到當年集中上馬的那么多大規模的企業，那么大攤子的房地產，而這些是廠長們的失誤，是公司經理們的失誤，說到底是項達民的失誤。做成節目后趁馬臺長外出，在電視臺爆光，激烈的言辭、真實的畫面、百姓關注的敏感話題，一下子在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桃花鎮是全國典型，屬于老虎屁股，但他摸了，項達民也一下子被推到風口浪尖，極其被動。項達民作為主人公，其人生軌跡極富代表性，他個性鮮明，刀子嘴豆腐心，既有獨霸蠻氣的一面，又有柔情若水的一面，極具才能，精明強干，為了認定的目標而百折不回，他憑自己的耐心、韌勁、誠心打動拉攏臺灣“舅舅”孫福，贏得他充分的信任，吸引他到桃花鎮注資辦廠，孫福先后在此開辦八家合資、一家獨資企業，還介紹其他臺商來投資，但對他的電力供應產生極大意見，因此萌生建立電廠的念頭；項達民以超前的眼光與澳洲劉先生合資，投入兩千萬美元在桃花鎮建起大型多功能綜合游樂場，在游樂場工程啟動的同時，桃花鎮的合資企業從原來的六十七家，一下子增加到九十五家，可惜好景不長，鋪天蓋地的廣告也喚不來游樂場的熱鬧，他卻不識時務要繼續投資建二期工程，被鎮長柏森林認為是桃花鎮在經濟發展中由于決策錯誤所產生的最嚴重也是最典型的代表；為了搞好桃花鎮房地產公司房屋(別墅)的促銷，回收資金，他通過著名主持人徐晶的關系在上海電視臺黃金強檔節目花90萬元做廣告，并搞大型的宣傳活動，效果并不理想，連平澤縣委書記呂正都認為他太狂妄、太張揚；月亮集團作為桃花鎮的龍頭企業，總裁韓六舟由于陷入與桃花源賓館客房部經理艾紅的婚外情，妻子王菊香又不愿離婚，于是他不要他的月亮集團、他的事業，為了艾紅，辭職離開陽光為香港朱先生在平江的辦事處做事，從此，月亮集團步入絕境，這種悲苦局面也得由項達民扛著，甚至連韓六舟的情變也使項達民備受眾人指責，用人不察；王桃食品廠的合作伙伴上海廠家采購員賭博興奮意外死亡，到后來該廠買通食品公司和商店，出售過期的食品，造成嚴重的食品中毒事件，在全省甚至全國產生了極壞的影響，一個曾經有相當好的市場信譽并早已被消費者認同的產品，走向末路，它不僅使一位曾經經歷千辛萬苦，使王桃產品占領市場的優秀企業家王桂花最終跌落，也使項達民受到猛烈攻擊；平澤縣紀委副書記尤敬華受呂正指派，帶領調研組(調查組)進駐桃花鎮，更是給項達民的工作形成巨大壓力，特別是省紀委原書記杜老在尤敬華調查基礎上總結出桃花鎮工作的七大問題更是泰山樣壓在項達民頭上——一一、房地產過熱導致的拖欠巨額集資款；二、盲目決策導致失誤：游樂場、桃花源賓館、正在籌建中的電廠等；三、企業高投入低產出，同行業過于集中，產品質量下降，缺乏競爭力；四、環境污染；五、鄉鎮領導獨斷專行，好大喜功，作風不正；六、鄉鎮干部及鄉鎮企業干部素質下降，違法亂紀；七、吃喝風形成無底的黑洞。尤敬華特別強調了項達民的獨斷專行。一時間，桃花鎮的問題成堆，而問題的根源就在一把手項達民這個農民出身的鄉鎮企業家身上，似乎正是項達民的一手遮天，桃花鎮的問題才會發展到這么嚴重，問題才會焐得這么久。小說對桃花鎮改革開放的歷史既有宏觀的整體把握，又有精微的細節佐助，揭示的矛盾之尖銳、思考的問題之深邃、塑造的個性人物之眾多，都是同類長篇所未有的。《干部》憑足以令不少經濟學家都感到慚愧的經濟知識活靈活現異彩紛呈地展現了令人心馳神往心驚肉跳的鄉鎮商戰。

　　《干部》在驚心動魄的鄉鎮經濟發展中刻畫人物性格，揭示人物靈魂，抒發人物情感。其真實、其生動、其典型，令人驚嘆。在眾多人物中，項達民有頭腦、有思想，認準了的，即使逆潮流也要執行。這個人物總是給人以一種神秘莫測的復雜性，讓人看完無法釋懷。這其中的原因我想恰恰就來自于生活，他正是生活中極為真實的存在，他的存在正是與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緊密相聯的。項達民對讀者的吸引，正是他身上那無限的充滿活力的復雜因素的相互爭輝。項達民從一個農民到廠長，再到桃花鎮黨委書記，表面上看他對權力的執著類似一個人對尼古丁的依賴，但正如聞舒在嚴厲批評記者盧狄時所說的“說項達民柏森林兩人，窩里斗、搶權，都是為了自己的位子。他們是在搶，但是他們搶的是為人民做事情的權力，而不是個人的私利……我生氣的是一個自以為一天到晚為人民說話的記者，卻根本不知道人民需要什么！！”項達民在經濟活動中形形色色的舉措揭開了某個時代官場的一種客觀存在。非常可貴的是，《干部》沒有流俗地再現少數官員不擇手段爭奪政績的事實，范小青對官場生活細節的熟稔與豐富的創作經驗取代了同類小說過多的想象與空白，從而充實了我們對官場真實的理解。對于官場，由于各種原因，許多讀者顯然有著過多的臆測，形成了許多偏激的看法，而項達民身上許多東西恰恰是我們容易忽視的，如此真實豐富而又細微的官場生活，不僅為一般人所忽視，而且也為眾多作家所忽略，這里自然有其特殊原因，這就是太多人常常想當然地把官場險惡化，把官員生活黑暗化、腐敗化。它固然存在部分的真實，卻失去了一種更為全面的客觀存在。《干部》不在反腐敗的層面停留，而是發一般人所未發，將探討的重點指向隱在官場深處的權力走向的終極意識上。范小青在這里顯示了她的別一種品質，即批判精神和膽識，小說也由此獲得了它的思想深度，給我們留下的思考和啟示無疑是深刻而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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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中，楊東教授在與聞舒交流時曾激動地說“只要項達民在桃花鎮一天，桃花鎮就永遠不可能有別人的世界，桃花鎮的一切，都是項達民的……項達民的做法，也許看起來確實把經濟搞上去了，但是離我們的目標只會越來越遠，他的做法，與更民主、更合理的階段是背道而馳的……項達民的成功，是他懂得抓時機，懂得鉆空子，也正是利用了社會改革還沒有完善時的機制上的矛盾和漏洞。”按照平江市委副書記楚平的說法，項達民曾經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是個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的人：“桃花鎮離了項達民就是不行”。他在放達剛強、神通廣大、萬事不愁的外表下內心卻有太多的痛楚：“眼睛一睜，就是項目，就是錢，就是追債躲債，就是三陪五陪，一直忙到閉眼”。為了工作，他長期奔勞，不顧自己的家，連兒子一年也難見一面，兒子項力居然也把桃花鎮的困境歸咎于他身上，于是一氣之下狠狠扇了兒子一個嘴巴，這一巴掌差點把兒子扇到西藏，他內心又是多么痛苦；為報答蔣月仙在桃花鎮宣傳節上唱倒嗓子，項達民湊八萬元資助他租王桃廠多余的門面開起服裝店，卻遭到慕小麟四處告狀，污蔑中傷，背后承受了莫大壓力；明星化工廠由于受高校掮客、科技倒爺的坑害，項目實施錯誤，被銀行抵押，廠長項小龍精神抑郁，導致神智錯亂，好端端的生龍活虎精力旺盛的弟弟轉眼變成了祥林嫂，想起當年把周立介紹給弟弟，曾有人寫信告到縣委，說他利用職權，營私舞弊，他感到無比的辛酸，當他在醫院看到已認不得自己的三十剛過就已半頭白發的弟弟時，這種感覺更加強烈而真實；項達民面對那些衣衫單薄、皮膚黝黑、離鄉背井來到桃花鎮幫助桃花鎮建設發展的外地民工在臨近年關卻無法領到工錢，他眼眶濕潤，喉頭哽咽，寧肯吃虧賠本也讓常金鵬兌換掉美元支付工程款；當他看到被自己派出去討債因喝酒胃穿孔死在外地的錢炳根的可憐的老婆并被她罵著害人精時，他又是何等揪心，他在除夕之夜去錢家探望……一系列的問題，巨大的陰影困擾著一向自信的項達民：自己哪里錯了？應該怎么辦？一雙腳，踏遍了千山萬水，一雙眼看遍了種種人物，一張嘴，說盡了天下好話，兩只耳，聽夠了世間信息，結果呢？小說中，呂正安排尤敬華對桃花鎮的調查，既對這種陰郁的氛圍增添了墨色，同時，事件的推演對認識項達民的人格精神，意義重大。

　　項達民工作方法曾經相對簡單，容不得不同意見，且頭上光環四射，很自以為是，心氣太盛，居然連呂正也不大放在眼里，使呂正老覺得在平澤項達民比他還大。于是想煞煞他的威風，讓尤敬華調查項達民的工作。項達民敢當著杜老的面，對尤敬華的不實指責拍桌子，同時，在人事關系極其敏感的時刻，面對聞舒安排的別人求之不得的市委副秘書長位置毫不心動，扎根桃花鎮，否則寧愿丟掉烏紗當普通農民，這種氣概，何等高揚。不斷的壓力使項達民更加成熟，組織的培養使他與時俱進，這絕非空話。在項達民是留在桃花鎮還是上調市委就任的關鍵時刻，擺在項達民面前的難題，是桃花鎮企業大面積嚴重虧損，瀕臨深重危機，以及眼看著已無力回天的大家已對它失去信心的月亮集團，項達民毅然選擇了艱難，聞舒為平江有這樣的干部而高興，他們敢于挑重擔，敢于頂風浪，碰到困難不是退縮而是進攻，和一些一心考慮個人利益、出了問題趕緊溜之大吉的干部比起來，項達民實在太難能可貴了。呂正也不得不承認：“就一個平澤縣，多少干部碰到困難揚長而去，丟下一屁股債，像項達民這樣，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的，不多呀”。范小青不是為展現時代風云而出示時代矛盾，而是在尖銳復雜的矛盾中刻畫人物，解剖其靈魂，展示其命運。這些矛盾不是外在的人物矛盾，而是人物自身的內在矛盾，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時代的氣息；小說也不是從人的觀念關系出發把握社會生活，而是從人的現實關系出發切入社會沖突。范小青超越了改革與保守之間的觀念沖突模式，真實地把握了這些復雜尖銳的矛盾背景，盡現斑斕的社會生活圖景。

　　《干部》中，鄉鎮官場不在于權力的爭奪與運作的險惡，也不只是人際關系的高度緊張與相互防范，而是普通正常人的真實生活反映，恍如眼前，這種對當代官場的理解與描述無疑具有深層的溫暖，而不象有些小說中寫的一味的敵視與冷漠，充滿血腥氣息。平江的鄉鎮企業面臨困境，主要原因有兩個：人的素質和企業體制。所以，要沖破困境，走向再度輝煌，必須得有兩個前提：第一，不斷完成人的素質的改變和提高，第二，完成改制建設。確實，鎮長柏森林和書記項達民，是一對矛盾，但更是矛盾的統一。恰恰在上述問題上他們達成了驚人的一致。項達民在月亮集團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堅決地拒絕了萊特集團的收購，請回韓六舟重新主政月亮集團并完成改制，王桃廠在前廠長蘭桂花努力下重振雄風，也完成體制改革，選出了年輕的大學生廠長，蘭桂花僅僅做了副廠長。項達民與柏森林協商，請他重點抓教育是作者意味深長的一筆，這絕不是人們想象中的要對柏森林削權，小說借柏森林之口深刻地指出：“從事物發展的規律講，也許有一天，鄉鎮企業確實會衰落，甚至會徹底消亡，但是我相信它只是一種名稱上的消失或消亡，也就是，我們也許不再稱它們為鄉鎮企業，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生存能力，更不得不承認它是有遠大前途的。鄉鎮企業早已經納入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大軌道，它和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一樣參與競爭”。項達民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在柏森林等人的幫敲下，在新的經濟形勢面前，能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他逐漸明白，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已經過去，他明白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靠一個人的頭腦是絕對不行的，靠一個三流二流的頭腦更不行。同時他更明白，中國鄉鎮企業的立足之本是中國特色：“我們無論如何，離不開我們腳下這片土地，這是中國的土地，這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土地，幾千年歷史是什么，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包袱，我們接受了驕傲，同時也就接受了沉重的包袱，我們不可能擺脫了歷史文化的包袱進行現在的建設”。陶李把項達民寫成個悲劇人物，但在《干部》中，項達民卻是一個真正具有濃厚歷史社會責任感的成功可敬的基層干部。誠然，項達民及他身邊的許多人，他們確實有許多缺點毛病，他們身上，確實有很濃厚的劣根性痕跡，但是有一個更主要更精粹的東西，被很多人忽視了，那就是人的精神，不是靠他一個人，是靠他周圍的所有人，包括反對他的人，包括到處告他想要他下臺的人！這些人身上，正是有一種可貴的獨特的鄉鎮氣。沒有這個鄉鎮氣，就沒有他們的今天，說得大一點，這個鄉鎮氣，甚至可以代表中國精神，至少代表中國農民的精神。

　　項達民認為“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不否認，鄉鎮干部中，有貪的，有蠢的，有壞的，但是我們都看到，更多的鄉鎮干部，他們有一股干勁，可以不計較得失，一根筋，就是要把事情干好。到了今天，我們確實無法再用精神兩個字替代一切，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完成一個過程，也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必須完成，那就是，將不服輸的精神轉換成具體的現代化的高素質，我們必須完成這個蛻變過程……我們一大批的鄉鎮干部和鄉鎮企業干部，缺少的東西，就是柏森林身上所具有的極其可貴的東西！他仍然想做書記，但是我相信，他更想做的事情，是給桃花鎮輸入進步的觀念和高層次的素質，所以，我相信，我和柏森林在最關鍵的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這就是，我們正在共同考慮，怎么樣把桃花鎮帶入二十一世紀”。《干部》不僅昭示了歷史的進步必須和素質的提高結伴而行這一真理，更彰顯了人性的氣息，小說中的主人公不是對立面，而是有復雜性格的豐富的個體，他們有常人的情感與生活，有優秀干部的事業心與抱負，他們代表的官場是現實中合理的存在。項達民正直、仗義的形象，并非作者的刻意拔高與美化。要說，項達民的形象其實并不高大完美，相反，范小青在小說中常常毫不留情對他進行審視，或者說讓他不時拷問自己的靈魂，他也經常檢討自己。項達民的自審完全可以視為作家的自審，而作家的自審意識是難能可貴的，許多作家不具備這種意識。其實，自審是作家認識和表現人與社會必不可少的途徑與方法，其重要性與有效性是觀察他人這種常用的方法和途徑所無法替代甚至不可比擬的。小說中，始終有一股浩然正氣在流淌，使整個小說基調明朗向上，因而，《干部》比一般官場小說高出一籌，它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一個新鮮獨特而又豐富復雜的鄉鎮官員形象——項達民。他的出現自然合理，給人以顛覆般的閱讀體驗。透過《干部》，我們看到了一個世事練達的敘述者，為她精彩而睿智的發現嘆為觀止，這不能不說是作品的獨特魅力，它理智而智性，敘述老到沉著，不動聲色，搖曳生姿，充滿變化，最大限度地滿足著讀者的審美欲求。

　　注：

　　①　　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

　　②　　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